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奠定了共产主义发展的基础。其所推动的“自由”思想是建立在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基础上，这种制度企图通过规范个人的信仰与观念来实现“社会公益”，反而逐渐摧毁了自由意志。
（接前文）
共产主义通过暴力压制一切异见来维持自身存在。独裁者们认为他们的理念是乌托邦式的——是人类进步的大结局，所有与之相左的观点都遭到扼杀。
在巴贝夫（François-Noël ‘Gracchus’ Babeuf）成立秘密组织“平等会”想要推翻政府之前，在其思想又孕育出“流亡者同盟”前，巴贝夫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雅各宾俱乐部的一员。罗伯斯庇尔正是法国大革命最恐怖阶段——“恐怖统治”时期的幕后人物。
1789至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紧跟着美国独立战争（1775至1783年）的滚滚车轮而来。独立战争属于美国革命的一部分，这场革命，是基于其中的个体对同一思想理念的认同，以及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团结协力，而法国大革命中的许多俱乐部和社团，在意识形态和目标上却是南辕北辙。
“他们不只与国王作战，也反抗一切现存的制度——包括宗教和传统道德。”
美国革命的领导者们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其敌人却全然不同：他们不只与国王作战，也反抗一切现存的制度——包括宗教和传统道德。
他们犯下的错误，也将由在世界其它地区兴起的共产政权重演。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为了追求他们痴迷的“解放”，把立法的触角伸向方方面面，每一部新颁布的法律都会把新出现的社团定作“革命”的敌人。同样，共产政权独裁者们也以“个人即政治”的名义制定新法令，所有新法令都会釐定一套新的“敌人”。
据法国历史学家亚伯特‧马迪厄（Albert Mathiez）在巴黎撰写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雅各宾主义》（Le Bolchevisme et le Jacobinisme，1920）一书，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借1917年十月革命夺取俄罗斯政权后不久，就为罗伯斯庇尔竖了一尊雕像。[注：该书英译本由共产主义网站马克思主义文库（MIA）翻译。]
这很有象征意味，马迪厄写道，因为“列宁像所有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者一样，受到我们伟大的（法国）革命历史的滋养、受到榜样的鼓舞，并在根据国情进行改良同时，将其付诸实践”。
他写道，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主义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以同样的方式——恐怖、强行征用和征税来实施的阶级专政，且最终目标是一致的——社会转型，不仅是俄罗斯或法国社会，而是全社会的转型”。
罗布斯庇尔属于激进的革命团体“雅各宾俱乐部”，俱乐部成员中包括两个突出的议会派系——自由派（吉伦特派）和激进派（山岳派），罗布斯庇尔是山岳派领袖。
温和的吉伦特派与极端的山岳派之间的分歧，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为后人周知的多次动乱。罗伯斯庇尔1793年7月上台时，公共安全委员会刚刚通过三日暴动（5月31日—6月2日）驱逐了吉伦特派，结束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民主；“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从9月间开始实施。
“雅各宾派的许多代表已经得出结论，挽救革命需要无情的措施。”威廉‧科马克（William S. Cormack）在其《法国大革命与海军政治冲突 1789—1794》（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French Navy 1789-1794）一书中写道，罗伯斯庇尔认为，“我们（法国）需要的是一个单一意志。”
这种国家恐怖主义可以用其主要参与者安东万‧路易‧德‧圣鞠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在国民公会演讲时的一段发言来概括：
“只要最后一个自由之敌人还在呼吸，你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你不仅要惩罚叛徒，也要惩罚中立的人；……既然法国人民已经宣布了他们的意愿，那么每个反对者都‘自外’于最高权力机构；在最高权力机构之外的人，全部都是敌人。”
“恐怖统治”时期大规模使用暴力始于1793年9月初，当时激进的巴黎市民武装入侵国民公会，要求公会接受其集体主义（计划经济）方案。与山岳派结盟的法国低层平民“无套裤汉”（Sans-culottes，又译无裤党）将食物供给不足归罪于农民，认为农民在为自己囤积食物，继而要求雅各宾党人对其施行恐怖政策，用刺刀将食品顶出仓库。
这场运动就像一面镜子，映射了列宁、毛泽东等多位共产政权魁首日后所发起的运动，这些运动从农民手里攫取种子、庄稼乃至农具，引发更为严重的饥荒。
1793年9月17日，公安委员会发布“嫌疑犯法令”，任何有反对政权嫌疑的人都可能被定罪，违法行为包括行为可疑、有不当的社会联系，以及发表不当的言辞和著作。违反这项新法令的人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这样解释这一理念：“灾厄会降临在那些在此谴责我们的人身上。”
共产政权的独裁统治也有类似的政策，反对各种各样暴力革命的人，也都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同样遭到谴责或杀害。这可说是毛泽东发起的文革的基本政策。
依照“嫌疑犯法令”最先被斩首者中，有22个吉伦特人；他们在此前一周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裁决是早已定好的。吉伦特派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影响力就此结束，山岳派从此掌权。
“在人民和敌人之间，除去宝剑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清洗”法国莱昂市之前，圣鞠斯特如是说。
“法国大革命领导人宣扬“集体利益”，以证明广泛使用暴力的正当性。”列宁后来在“党派”的观念下推出类似的概念：民众中有支持革命的，也有未支持革命的人，后者被定为消灭对象。在今天的政治冲突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即社会民众只分两派，没有中间派。
如拉尔夫‧汉考克（Lalph C. Hancock）和加里‧兰伯特（L. Gary Lambert）在《法国大革命的遗产》（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指出的，“革命者要向公众施行暴力，会不断请‘人民’政府赋予其正当性。”
这些革命独裁者所说的“人民”（the People）不是指国民，而是他们想缔造的共产体制中人。对革命所创造出的这些人而言，滔天大罪没什么了不起，残暴恶行也没什么可怕的。
“法国大革命领导人宣扬“集体利益”，以证明广泛使用暴力的正当性。”
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为口号，而用威廉‧詹金斯（William Jenkins）修士在80年代美国电视节目《天主教徒的信条》（What Catholics Believe）中的话来说，他们提出的“完全自由”的理念，说是“无政府状态”最为合适。
詹金斯说，在恐怖统治期间，罗伯斯庇尔及其革命同党基于极端主义的逻辑，屠杀了许多法国农民；“这里的人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暴力），这里的人们也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们却必须死，好让法国变成社会主义社会。”
在这场新运动中，山岳派内部一个更极端的小团体——科德利埃俱乐部（Cordeliers Club）扮演了关键角色。
该俱乐部创建了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在1789—1795年法国革命期间成为巴黎执政府。巴黎公社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消灭基督教的暴力行动，仅在1792年的“九月屠杀”中就有1,200多名教士和其他囚犯一起遭到杀戮，可被视作最早执行现代国家恐怖主义的机构之一。
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创始人包括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攻占巴士底狱的关键人物，还有卡米尔‧B‧德穆兰（Camille B.Desmoulins）——罗伯斯庇尔的儿时好友、法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这个极端派别中，还有一个极端激进的成员——雅克‧R‧埃贝尔（Jacques R. Hébert），他创立埃贝尔派，颁布了无神论国教——理性崇拜（Culte de la Raison），以此压制基督教。
“理性崇拜”是由安托万—弗朗索瓦‧莫莫罗（Antoine-François Momoro）提出的，但推行“理性崇拜”则从埃贝尔和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Pierre Gaspard Chaumette）开始。这个新体系否定一切神祇，在其“明确的人之宗教”中，创造出一个新的“理性女神”，从而成为史上第一个无神论国教。
詹金斯说：“罗伯斯庇尔带领人们进入巴黎圣母院敬奉‘理性之神’，然后在这场流血运动中，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将成千上万无辜生命消灭掉，真是莫大的讽刺。”据估计，法国革命期间有30万至40万人死于饥荒、战乱、处决等等。
“理性崇拜”带来了“去基督教运动”，其目标是在法国教会和民众当中消灭基督教和天主教。
1793年11月，“理性崇拜”推出了“理性节”：教士们当众遭到侮辱，穿上教职服装的男子在祭坛上撒尿，然后捣毁教堂；墓地中的十字架被移除；农场里的牲畜穿着教士的服装，被放入教堂。
这与后来实施共产独裁的列宁、毛泽东等人以武力贯彻国家无神论，带来宗教和传统信仰的空前浩劫，何其相似。
“理性崇拜”标志性的行动是放纵的假面舞会、猥亵行为，以及对肆意的破坏。其堕落至极，连罗伯斯庇尔后来也反对了。
罗伯斯庇尔作出的回应是立法认可信仰自由，并颁布他自己的一套信仰——“至上崇拜”（Culte de l’Être suprême），崇拜定义不清的自然神，并于1794年6月推出了“至上节”。
而对罗伯斯庇尔来说，这不是开始，却是结束：他在次月（1794年7月28日）被斩首，“恐怖统治”就此终结束。在拿破仑‧波拿巴于1804年恢复社会秩序之前，法国还要走过十年的艰难岁月。
唐纳德‧桑博恩（Donald Sanborn）神父在电视节目《天主教徒的信条》中则说，“法国大革命让一个国家变成一介暴民，共产主义即借此（暴力）维持生存。”
他还说：“共产主义是整个国家的绝对平等和社会主义化”，通过消灭个人权利、财产、家庭乃至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你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在国家的控制之下”。
“只有当破坏掉神赋予人的一切伦常时，才可能达到这一步。”他说，“你打破这一切，宣称‘国家面前一切平等’，而这国家根本就无视家庭、无视教堂、无视神，而只看管个人，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基础。”
他也提到教皇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1931年5月15日演讲中的一句话：“没有人能同时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待续）
责任编辑：方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