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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工程”变烂尾楼内幕 巨大代价谁承担?

云南被搁置八年的下马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近日传出重新启动。图为7月13日,昆明民众在已经成鱼塘的工地上钓鱼。(大纪元资料室)

云南被搁置八年的下马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近日传出重新启动。图为7月13日,昆明民众在已经成鱼塘的工地上钓鱼。(大纪元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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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8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程静综合报导)近几年,中共官员因腐败落马频频见诸报端,但贪官留下的诸多烂尾工程却鲜为人知,全国到处都是这些烂摊子,如何处置?重新启动、任其烂尾,或一拆了之?无论何举,都需付出巨大的代价。

官员落马工程下马 损失巨大

“我们的损失无法用钱衡量,人生能有几个十年让人消耗?”太原市民张文韬说。

《财经》报导,太原原市委书记申维辰自2006年上任开始,对太原全城进行大规模拆建,其中龙潭片区旧城改造是重点工程,张文韬成为第一批被拆迁户,但十年过去,本承诺三年的回迁楼未建成,处于烂尾状态。申维辰于2014年4月落马。

十年间,约1000户家庭仍在外租房过渡,一些老人已在过渡房中离世,回迁户承担着高昂的租房成本。张文韬为孙子上学,租房费高达4000余元,而政府发的过渡费只有1775元。张的母亲已94岁,指望回龙潭回迁楼,还遥遥无期。

这个曾经由申维辰力推的“一号工程”随其落马而停滞,各方利益皆因这烂尾工程受损。这种情况在中国却比比皆是。

位于安徽淮南山南新区的神州欢乐园占地1200亩,计划投资60亿元,已停工三年之久,杂草丛生,宛若一座空城。奥林匹克公园占地840亩,预计投资18亿元,项目重启中。这是落马的前淮南市委书记杨振超、淮南市市长曹勇力推的明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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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淮南市委书记杨振超、淮南市市长曹勇力推的明星工程,成为烂尾工程。(网络图片)

“香港城”是湖南益阳中心城区最大的商业地产和省市重点项目,宣称投资30亿元,已停工多年。市委书记马勇2015年5月被查。数百户家庭,在“香港城”项目中利益受损,常年无果。而“香港城”计划的商业广场“五角大楼”,主体建好,但楼内杂草丛生,被当作停车场。

南京180亿元、2012年上马的治水工程“雨污分流”原计划2014年竣工,随着市长季建业2013年10月被查而搁浅,前景黯淡。至今,南京全城也未实现全部排污、排涝的目的。

“东北地区最大商贸项目”的辽宁省朝阳市万商国际城市广场项目,占地约1000余亩,计划总投资25亿元。其是时任朝阳市委书记的陈铁新主推的“一号工程”,但在陈涉腐落马后搁浅。

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被被称为“规划之神”,其被诟病的项目包括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等。万庆良将南沙新区叫做广州“一号工程”,但不到半年,万就落马。

……

《财经》统计了全国11个典型项目样本,项目计划投资金额均超过10亿元,个别的甚至达180亿元。这些“巨无霸”体量的工程项目,前期均需大量资金支持。目前这些项目中,5个处于烂尾状态、1个被彻底搁置,其它重启或重建。

权钱交易的利益共同体

对这些工程,政府耗资巨大,既然贪官落马了,后来者为何不继续呢?

诡异的是,随着官员落马,该项目的开发商也跟着被调查,出现权钱交易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例如:湖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马勇与开发商陈清的“好关系”广为人知。马勇主政益阳时,不仅违规将土地出让金返还给益阳中南公司,还经常为陈清的项目“奔波”。

马勇案的起诉书称,2007年至2012年期间,马勇在“香港城”项目建设、拆迁、土地出让金返还、税费减免等方面谋取利益。

而浙商刘卫高与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关系紧密”。仇和被查公布之前,刘卫高曾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

刘卫高发家于江苏宿迁,后南下昆明。2008年,刘卫高牵头创立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配合”仇和在昆明开始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城中村改造浪潮。仇和落马后,云南中豪公司随即陷入困境,其参与的部分项目一度停工。

再有,辽宁朝阳的“一号工程”在市委书记陈铁新涉腐落马后就此搁浅。2014年7月,陈铁新被查前后,朝阳多位商人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其中包括万商项目开发商朝阳吉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吉源地产”)董事长刘帅。刘帅为拿到万商项目地块,曾向时任市委书记的陈铁新行贿。

这种官商勾结模式,“学习小组”曾刊文《警惕权力游戏》指:“每一个权力中心的周边,都聚集了一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因为接近权力中心,得以垄断资源,获取巨大的利益。他们可能是权贵阶层,也可能是‘白手套’,他们游走在边缘,与权力完成合谋。”

最典型的“白手套”有,薄熙来手下的徐明,周永康手下的刘汉、米晓东、吴兵等,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为贾庆林家族充当“代理”的世纪金源董事局主席黄如论等,与贪官的命运一样,他们被抓、被查、被判刑。

官员腐败及“拍脑袋”模式

人们质疑,这些巨大“形象工程”是如何产生的?有分析说,官员既是为“捞政绩”,也是为腐败开绿灯,劳民伤财,令百姓深恶痛绝。

如宁波市原市长卢子跃,陆媒曾采访他的老家永康市芝英街道堰头村,了解到卢子跃的亲属在其担任丽水市委书记期间,在当地开发房地产,圈地卖钱。结果好端端的曾加工丝绸织品远销国内外肥沃的桑田,变成了一片荒坡地。

“这千余亩土地,其中有120亩地被卢子跃亲属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手卖出,获利千万元,但是却坑苦了整个工业园区,招商项目很难得到落实,截至目前建厂开发不足一成。”该镇胡宅口村担任多年村长的胡亮(化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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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子跃的亲属在其担任丽水市委书记期间,在当地开发房地产,圈地卖钱。(网络图片)

相比于装进个人腰包,官员的决策失误带来的浪费更严重。《法制晚报》2016年6月报导,钱装个人腰包往往是偷偷进行的,而巨额财政浪费却是打着执政为民的旗号公开进行的。

如太原市原市委书记申维辰曾更改设计初衷,执意将原本规划为市民公用的绿地、公园的龙潭片区建为“新地标”、城市综合体,甚至要将进入21世纪后新建的大片住宅“推倒重来”,加之强拆、补偿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他主持的该工程引发了当地的强烈不满。

“花了大价钱但得不到社会好评,甚至令人感到资源浪费?”在2013年1月召开的珠海市两会上,珠海市政协委员、市台胞台属联谊会副会长游海燕直言政府有轨电车项目未让市民有充分的知情权和话语权。

他们为了“捞政绩”,搞“家长制”、“一言堂”,被指毫无规划科学性与前瞻性,缺乏专家评估和民众监督,成为“一把手拍脑袋”模式。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告诉《财经》,中国地方上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典型的“一把手投资拉动模式”,以地方党政“一把手”个人意志进行投资建设,一旦“一把手”落马,项目经常被搁浅、否定,这一模式明显难以持续。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则表示:“即使前任官员不落马,很多继任者上台后也更愿意启动新项目。更别说前任有污点,为了避嫌,就更没有动力去解决遗留的工程。”

“先用几个亿建 再花几个亿拆”

除了这些典型的烂尾工程之外,中国实际的浪费情况要严重得多。2014年10月,当局公布了各地“政绩工程”治理清单,并叫停了663个“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的亚太事务负责人廖然透露,90%以上落马的官员都与这些工程有关。

廖然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共对如何解决地方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的这个问题,似乎还无法解决。他认为,这种分税制就是官员腐败泛滥问题的根源,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却几乎无解。

这个烂摊子,无论是重新启动,还是任其烂尾,或是一拆了之,都需付出巨大的代价。

中共官媒新华网曾报导,在官员落马后,这些大型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继续成为纳税人需要填补的“钱窟窿”,继续消耗大量公共财政,导致“先用几个亿建,再花几个亿拆”的问题。例如:

云南,2014年6月,河口斥资2.7亿元建设的“文化长廊”在建成三年后,又花费3亿元拆除。

广西,柳州斥资7000万元建设的柳宗元雕像建成后将高达68米,可以360度旋转。这座被称为“国内最高的人物铜像”的项目尚未建成,9月起就已被拆掉。

湖北,位于鄂西山区的房县耗资8000万元建新行政中心建筑群,“形似世博会中国馆”的豪华办公楼群超批复投资3000多万元、超面积近1800平方米。

对于中国烂尾工程的巨大浪费,经济学家杨小凯表示:“搞经济,中共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能不出问题吗?”但是中共不敢面对这一事实,于是便把腐败行为归结于党性的丧失或人性的堕落,可谓自欺欺人。

时事评论员钟声则表示,中共近三十年来的经济模式是大跃进式的疯狂,通过政府对国家的一切资源——土地、金融、人力、矿产等……的绝对控制权来达到橱窗似的经济高增长。

他说,习近平接手的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连中共体制内的人也不得承认中共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中共不愿认错,也没有走向民主宪政的勇气,其经济和政治就这样一天天地烂下去,直到最后的临界点。中共统治集团面对着这样的烂摊子,根本没有办法。#

责任编辑:林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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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09 6: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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