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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人生、两种文化的对抗(上)

仲维光:“从此开始,我绝对不说一句共产党好话”

——我和张承志文革冲突五十年答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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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9月18日讯】(上篇)

1.

关于张承志,虽然文革中我和他有短暂的交集、直接的冲突,但是从更深的层次却也可以说,从文革开始我们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我在文革近三十年的时候,一九九五年提到过他一次,那是因为我的一些朋友来问我对他的文字的看法。他那时写的《心灵史》,一部充满狂躁的意识形态废话的书,居然在文革三十年后在那个社会再次喧噪一时。现在又过了二十年,一位研究我的思想经历的小友来信,问我被张承志带领红卫兵纠察队殴打一事的具体情况:

“先生当时对此事是如何体认的,即您的‘被群殴有感’?

这是您在文革岁月中唯一的一次被打体验吗,如果不是,这是第一次吗?

几十年时过境迁之后,您与这些人有无见面、他们有无道歉?

今天在追忆之时,您认为此事对于自己有何影响与作用?”

看来这个历史故事,对于下一代人了解认识我这一代人所经历及追求的经验教训,还真的是有些必要来回忆记述,以及补充解释。

走近人生七十,现在要我来谈张承志,我和以前已经有着根本的不同态度——更多的是历史和思想评述,而非涉及对抗那个活着的个人。因为就活着的个人来说,无论他持什么观点,对历史如何看,我都希望他活好,我希望能够看到生命之对于每个活着的人的美好,对于未来的人的美好。于张承志,我当然也是这个希望。而我之所以写下这些回忆与思索,也是在这个同样的目的下想再次说明:每个人,不管他出自什么样的家庭,在社会中居于什么地位,生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最美妙也最奇妙,所以,人对人的迫害无论怎么说都是最令人厌恶的!无论是以什么名义的迫害,阶级、种族、地域、政党、思想、信仰……,都一定是一种罪恶!积我一生之奋斗、之努力,反抗的都是这类的迫害和禁锢。

人,当他们必须组成社会,在其中生活的时候,如何能够让大家都好,是每一个有过一次生命、向往美好,且爱他的同类的人的希望。我们这代人,伴随二十世纪的人类的巨大的历史性的灾难,为此留下了沉痛的教训,付出了无数生命以及生活的代价。我希望我的同代人在退出人生的时候认识到这点,希望我的后代人能够接受教训:不再因为族群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而互相排斥,甚至迫害、残杀。

2.

关于我被张承志带领红卫兵纠察队殴打一事,发生在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左右。事发的原因是因为那时社会在党内斗争的影响下,又开始反右倾。这让当时北京中学界的我所在的四三派极为兴奋。我们觉得文化大革命有可能又要深入到一个新阶段了,为此我们清华附中井冈山写出了“关于北京市中学运动的七十一个为什么?”,连夜把它贴到了北京市的各处。记得那几周我们经常在晚上蹬着平板车,平板车上装着浆糊桶、大字报以及书写大标语的纸张。在城里的繁华地带的墙上——有些地方张贴大字报,另一些地方则贴好纸,根据长度书写不同的标语。当然无非是“打倒杨余傅”,“反击右倾翻案风”,“誓死保卫中央文革”一类的口号。

这个活动在校园里当然更不会错过。我被殴打的前一夜,我带着初中的几个孩子把校园里几乎所有的能够刷上标语及大字报的地方都刷满。那几个孩子是我的嫡系部队,都很聪明、也很顽皮,从六七年年初就跟着我。在那次刷标语中,我们把张承志所在的红卫兵办公室,即教学楼一进门右手的那间屋子的门旁左右的墙上都刷满了标语口号。最后,一个孩子把门楣上部的空间也刷上了标语。为此这个办公室就整个陷于标语中了。我想大约这激怒了经常在红卫兵办公室的张承志。

说到这里当然还要强调一下张承志当时在清华附中及红卫兵中的形象、位置及作用。

坦率说,他在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中的地位不高。这当然主要因为他的出身不高,他没有显赫的高干出身,只不过是红五类而已。此外就是他在清华附中曾经有过的校园生活中是个非常普通的学生。他甚至看来带着土气及蛮气。在文革前的清华附中,学习成绩好的,体育成绩及文艺特长过人的学生是学校中风景,所以张承志不是学校中的风景性的人物。大约也就是因为此,在我的脑子里,他永远是腰系宽皮带、身穿褪色军装、身材壮硕,作为那些具有高阶干部出身的,如王明、张晓宾、熊刚的基本背景出现在老红卫兵中的。或者用他们的话说,他是属于那个时代感到被冷遇的所谓一般的干部子弟、红五类子弟出现的。所以在文革前不突出的张承志,在文革中,从六、七月份开始是以那种最朴实的工农子弟的形象出现,而这个形象在红八月定格:一位不仅腰系一条、而且还手提一条宽皮带的红卫兵纠察队长。他真的可以说是清华附中六六年红八月的象征性形象:身材强壮、身穿破旧军装,永远和另外一位纠察队骨干,当时少有的几位出身不好的红卫兵高三的盛家驷在一起。那位盛家驷的身材更为典型,由于四百米跑成绩优秀,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腿粗、身壮的肌肉型男。虽然如此,说到此我必须要强调的是:至今我想到的张承志还是这个工农兵、赤卫队的形象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肌肉型的气质,也不是因为那一拳,而是因为他其后的文字,以及我在媒体中闻到的他的文字中所散发的文化气质使然。

在刷标语那夜后的第二天中午,我像往常一样地和朋友一起到食堂吃饭。清华附中的食堂在教学楼的右后方,即东西向的教学楼西侧后,也就是附中的西校门进来就是食堂。我从教学楼西侧一拐过来就看到张承志等大约一二十个老红卫兵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坐着,我觉得有些不平常,但是也没放在心上。因为无论什么事,正面看到后就跑,不属于我的性格,所以即便那时我知道他们是专门等我的,我也会迎面走过去。当然还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除了争论外还会发生什么。还没等我走到食堂门口,张承志就带领他们迎了过来,一下子把我和我的朋友包围在中间,他们高叫说,标语是不是你刷的?你去给我们撕掉、擦掉。我当然不会示弱,于是就在那里吵了起来,围观的人也开始多起来。就在争吵的时候,在我面前的张承志突然挥手对准我面部一拳,然后所有的红卫兵就都一拥而上。有的用本来准备到食堂吃饭的搪瓷饭碗向我的头砸来,还有一些人死力拽我的夹克上衣。在这种拉拽下,我的夹克由于后面中间有一条对接的封,居然一件夹克在撕扯下被扯裂为二。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也多了起来,为此两方逐渐形成了对峙,形成了立即会武斗的形势,这时候军训团的解放军赶到,分开了两派。而我被朋友护送到大学,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我再在学校住,还可能受到他们的围攻及暗算。此外要检查看看我是否受了伤。他们惊诧地说,没想到你的脑袋这么硬,那么多搪瓷饭盆竟然没有打破你的头。对于两颗门牙我当时就发现被打得内倾几乎四十五度,我把它们推了出来,不敢再动它们。后来去看医生,医生说,应该暂时还可以长好,但是因为伤了根,五十岁后会剥落。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大夫的预言如此准,大约在我五十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一个孩子无意间碰到,结果那颗门牙就掉了,此后另一颗也无法坚持,只好拔掉。似乎其后我上牙床的绝大多数不得不拔掉的牙,都与这两颗牙有关,它们使得周围的牙都没了依靠。

这件事是我在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被殴。但是我在清华附中的初高中却有过几次动手打架的经历,而其中的物件竟然全都是干部子弟,都比我几乎高一头。

我六一年入学的时候一米三八,到六六年长到一米七〇。初二的时候我曾经和一米八〇的当时的驻英代办宦乡的儿子宦国梁,因为在讲台桌上打乒乓球争执胜负,他首先动了手。另外一次是和当时的林业部副部长荀昌五的儿子荀小军,忘记了因为什么事,但是动手的方式居然都和张承志那次类似,争执中突然他们挥拳,而我也是下意识地立即冲上去对打。

对于和宦国梁和荀小军的打架,并没有让我立即想到干部子弟和平民的对立、特权及阶级路线问题,因为那时我还很幼稚,脑子里没有那么多、那么复杂的事情。我想他们俩人也是如此。但是和张承志冲突的那年,我已经开始觉悟,开始思考未来人生的事情,文革带来的国家大事问题。现在想,它已经潜移默化地让我感到,我们和干部子弟、特权阶层对立的是根本性的对立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会一辈子受这些智力不高、却能够依靠权势占据社会的权力位置欺侮你。我觉得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导致我走向这条人文问题之路的就是文革的发生,红卫兵的诞生让我突然明白,我们平民是不可能和他们平等的。在短暂的六六年到六八年的三年中,我所经历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让我思索,如何才能够像一个人那样生活?这使我走向了这条至今还在坚持的道路。

写到这里,我倒是还要补充几句。文革中打人最凶残的真的不是那些高干子弟,而更多的是张承志这样的边缘子弟,其中最凶恶的则是那些“出身不好”,却紧跟干部子弟,一心要表现自己的那些人。

3.

要更深刻地了解文化革命中我们之间的冲突的影响及意义,了解六八年后的十年我们俩人的经历的不同是必要的。它几乎可以让人一下子看到我们之间在其后整个的人生道路,文化思想追求的不同。为此我在此简略地描述出那次冲突后,六八年后的十年,张承志和我的两条不同的人生轨迹。

由于文化革命时的对抗性涉及到族群性的迫害,即建立在阶级、党群性上的压迫及迫害,而这个迫害实际上涉及到做人的尊严,以及人天生所要求的平等自由问题。因此,在文化革命中强烈地不加掩饰地表面化了的对抗,以及伴随与此的我们那代人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精神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个烙印对任何一个人,几乎都可以说一生永远清除不掉。尽管时值于今很多人把它们埋到了心灵深处,甚至已经有很多人带着这一切离开了人世。但是,那道产生于阶级斗争,共产党特权的对于和他们不同族群的人的蔑视及迫害的伤痕,永远会是我们这两代人理解社会、回味人生的背景底色。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老红卫兵激发出来的公开对抗,在六八年开始的离开清华附中,走向社会的潮流中,我们两派人的分手没有任何人世间同窗、校友离别的依依之情。反而是形同陌路,甚至是恶狠狠的别离。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高六三二的老红卫兵张明在分手时,对我们这派较为温和的宋海泉面对面直接地说:你们代表的是地主、我们是贫农,二十年后我们再见。

实际上这样的能在分离时还能够对话,在当时已经属于罕见。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那时已经到了迎面走过也从不讲话的地步。张承志是红卫兵中的极端分子,当然更是如此。他是我们学校开始上山下乡运动中走的较早的一批人。我只记得他是和老红卫兵中的纠察队中的几个初中队友一起在六八年秋天到内蒙古乌珠穆沁插队。此后,有很多年我基本上不知道他们的消息,只是依稀听说一九七二年,工农兵上大学他被推荐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九七五年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

现在网上看到的介绍他的书面文字说:他七二年考入北京大学,那根本就是胡扯!一九七二年是他们六六年砸碎高考升学制度后,工农兵占领大学的开始阶段,根本就没有考试,百分之百地是实践了他们的理想,由党组织推荐上大学。而获得推荐的当然只有那些所谓根红苗正,表现极为忠于共产党的人。由于进入大学的很多人立刻显现出程度太差,为此,次年,一九七三年这个推荐上大学曾经试图适当增加一些考试。但是,立即就出现了白卷英雄、公开抵制考试的张铁生。这个抵制马上就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在那一段历史时期,七十年代上半叶,虽然上山下乡运动一直在不断地展开,但是老红卫兵中的一部分人几乎在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同时就参了军,另外一部分根基一般的人虽然下了乡,但是在当地一有抽调回城的可能时就立即离开了农村。像张承志这样,在七二年就能够被推荐上大学,或者说以工农兵的身份继续六六年红卫兵的“伟业”,去占领大学的,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在那一代人中是最好的出路。所以,平民子弟和依附于共产党的权贵子弟在社会中境遇的不同,在七十年代初期依然在加剧。张承志也依然是受惠者。他的进入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他们积极参与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胜利成果。

由于那些年我们这两个群体的人几乎不来往,因此那些年我得到的只有些风传的消息。我听说,我们班的陶正,虽然出身不好,但是从一九六六年前就紧紧地追随干部子弟,拥护阶级路线,此后成为红卫兵中少有的“表现好”的“狗崽子”。他插队后也继续了革命道路,与张承志一样也被推荐占领了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的学习位置。七五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他和毕业于师大女附中的高红十等人一起创作了文革时期的诗歌样板“接班人之歌”,从而成了比张承志还先期成名的作家。

我不知道张承志在当时的那个批林批孔运动中、反右倾运动中做了些什么,但是我相信,他所在的历史系,以及他不甘寂寞的性格,即他从坐胎于共产党子宫中带来的所谓革命性,决定了他一定会和陶正一样,在那时会继续他们六六年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战斗豪情,积极有所作为。

在遭遇到失学、社会动荡,甚至被抛入到社会底层的我们那代人中,张承志在社会中始终是幸运的人。他由北大历史系作为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在那个年代这个工作当然是难以想像的好的高级工作。张承志在那里经历了七六年四五事件,以及当年十月粉碎四人帮,我同样相信,在这些运动中,他不仅不会参与平民们的不满运动,甚至也不会参与为周恩来喊冤的党内不同声音的活动。因为即如我的了解,他和陶正这些人,从来都没有过反叛精神。由于这些内容,都是社会学研究、文化分析需要了解的重要内容,所以我相信,一旦有了真正认真研究张承志作品的研究者,一定都会被发掘出来。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集团在党内失败后,社会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实在说当然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基本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乃至文化思想都没有任何改变,有的不过是一些政策的变化,社会稍微宽松了一些而已。对此,张承志的经历是最好的说明,因为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承志七六年后的思想及经历和六六年时没有任何不同,和七六年前没有何变化。张承志的经历在继续——他在七八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语言系学习,在翁独健教授的指导下所谓研究蒙古族及北方诸民族历史。

在我看来,这样一位彻底意识形态化的人是不会有研究能力的,他能够从事的只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及煽情。果然,同年他在党的最高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第十期上发表了《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从而在那一年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九八一年,他硕士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同年发表中篇小说《黑骏马》,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那十几年,尽管社会似乎有时有些动荡,有时有不同的水温,但是他在这个社会可说是如鱼得水、一帆风顺。此后他继续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成为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为此,这也就用不着我再评论什么了,因为单就这些历史事实,在文化史中已经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了。(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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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8 3: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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