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10月02日讯】（香港大纪元记者梁珍、邵燕采访报导）12位香港人被送中已月余，资深人权律师滕彪律师接受《珍言真语》采访表示，对案件继续跟踪，分析中共不许港人自己委派律师的原因。他呼吁公众和国际社会意识到中共的威胁，一起为香港争取民主自由。
滕彪在中国原是一位学者和资深人权律师。他从2003年到2013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法律，同时也代理了很多人权方面的案件，并参加过一些政治反对运动，因此被学校停课，后来被开除、被软禁、被绑架、关押、受酷刑。2012年9月起为香港中文大学人权与公义研究中心访问学者，见证了2014年雨伞运动。2015年到美国，现为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他表示依然在密切关注香港的政治法律状况。
中共指定官方律师 不让12港人维权
《港版国安法》推出之后，8月28日遭中共广东海警拦截的12个香港人算是正式被送中了，香港一些泛民主派议员认为，过了30天还没有进入批捕，其实是违反了中国一些法律。
滕彪表示，按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侦查阶段一般最长37天，然后由检察院来决定是否批准逮捕。
“理解中国的这个法律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一切都是由政法系统，或者是党委或者是政府的一些部门来决定。在政治性的人权性的案件里面，尤其是这样，其它的，如果是一些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些小的案件，也许能够遵守一下法律的程序，法官也可以按照法律来决定，但是一旦跟政府、跟公权力，或者跟官员、跟意识形态挂钩的，被认为是政治性的案件，或者是人权案件，或者是敏感性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等等，那么法律的文字表述实际上就是一文不值了。”
他补充说：“当局有很多种做法来规避这些法律的规定，在更多的案件里面、在更多的外界关注的案件里面，它甚至都不用规避，或者是不用找任何法律上的借口，它就是赤裸裸的违背法律、违背宪法、违背中国所加入的或者签署的国际人权条约。”
目前，中共官方给这12位港人指定的律师，不允许家属委托的律师去会见当事人。滕彪认为，只有12位港人能够自己委请律师，才有机会维权。“这个也是很明显的，如果是由家属或者本人所委托的律师，那么就要维护他们的权利。尤其是国内出现了一批维权律师，有一些他们要跟政府死磕，当政府违背法律、违背程序的时候，他们要挑战这些违法的做法。至少这些律师可以透露一些信息，让外界持续的关注，或者是采取一些正确的对策，这都是律师会做的事情。”
而中共强行制定律师，目的是不让外界知道他们可能遭受的非人待遇。“但是，中国政府它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些律师，家属委托的律师或者是维权律师来介入这些案件，在它们看来这些律师是给政府找麻烦的，或者是向外界透露一些，政府不愿意外界知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在里面受到酷刑，或者是绝食，或者是当局的一些违法的做法等等，这是中国政府不愿意让外界来了解的。”
滕彪透露，中共指定的官方律师是“勾兑律师”，目的就是不让当事人请维权律师。“所以它就想方设法地排除家属或者本人所委托的律师，就用政府所信得过的这些勾兑律师。我们管它叫勾兑律师，就是官派律师，它们虽然属于律师群体，但是它们的角色就是帮助政府来违反法律，帮助政府来掩盖这些违法的做法，所以在很多案件，比如709的很多案件，在一些政治犯的案件等等，都能够看到，政府它没有任何理由地拒绝家属或者本人所委托的律师，用这个官派律师来介入，这当然是完全违反刑事诉讼法，也是违反常识的，从常识角度也都能够理解，家人的意愿，本人的意愿当然要遵守，不能用官派的律师去替代他们。”
他介绍说，从中国维权律师的角度，在2003年前后，维权运动兴起以来，有越来越多的维权律师来代理一些人权案件。“这个在胡锦涛时期有比较快的发展，虽然从整个人数比例上来看，也是整个律师群体当中极少的一部分，但是这批维权律师，实际上对于促进中国法治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也受到国际媒体很多的关注，也给中国政府找了很多麻烦，所以中国政府就对这些维权律师进行持续的打压。”
“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打压就更加变本加厉。最有名的这个大抓捕，709大抓捕，在2015年有数百维权律师都受到冲击，其中有一些律师至今还在监狱里。从709之后，这个维权律师群体是受到重创，整个维权运动也陷入低谷。但是仍然有一些维权律师，他们勇敢地去代理人权案件，这实际上，是在目前这种人权状况非常恶化，人权运动风险在加大的情况下，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中共用12港人被送中事件恐吓民主人士
滕彪认为，这是6月30日颁布《港版国安法》之后的一个重要的典型的案件，也可以说是第一个送中的案件，由中国的法律部门来侦查来处理。中共要把这12港人被送中事件做大成典型案件，目的是要以此恐吓抗争的民主人士。
他解释说，在《港版国安法》里有一些条款，他称作“铜锣湾条款”，从56条到61条，实际上就是规定了中国政府所控制的这些机构，可以把一些案件转交中国大陆来关押，来侦查和审判。
“这就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一个法律版，它甚至不用去找国安特务，去绑架，然后秘密地送到中国。它可以利用这个《港版国安法》的一些条文，就把他们送到中国大陆去关押和审判等。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国政府想要把这12个香港人的案件，做成一个重大典型的案件，不管他是否符合那个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它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做成是涉及到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一个重大案件，用这样一个重大案件来对香港的民主人士，社会运动人士进行恐吓，达到这个杀鸡儆猴的作用。”
他建议家属和外界关注人士一定要抗争，为当事人争取权益。“这像过去很多案件，比如说王全璋的案件，像高智晟的案件等等，当事人长期处在这个秘密关押的状态，对外界来说就是彻底封了，无论如何呼吁，他们都没有办法见到律师或者家人，但是呢，对于他们的家属来说，对于我们关注这个案件的普通人来说，也必须要持续的去呼吁，去抗争抗议，否则的话，中国政府在作恶的时候，更加没有成本，没有压力。”
他分析，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在当事人被抓捕之后的阶段，最开始的这几个月是最关键的时候，当局想要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让他们认罪，有一些人甚至被强迫上电视认罪等等。例如桂民海的案件，他不但被强迫认罪，而且在受这个常人难以忍受的酷刑之后，还要放弃自己的瑞典国籍。“这是极其可怕的情况，那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性，或者几乎可以肯定这些人在里面已经受到了酷刑。”
中共以恶法取代香港原有法治
滕彪认为，香港原有的法律和中共的法律是天壤之别。
香港原有的普通法系有成熟独立的司法体系。“香港在过去，英国殖民时期，包括在九七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边，她的自由、她的公民社会、她的法治，都是非常好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她的这个自由度、她的法治程度，也是全世界排名靠前的。她是一个普通法系的地区，有非常成熟的独立的司法体系。”
中共没有法治，没有法律的独立性。“而中国大陆它是一个一党专制体制，没有任何法治可言，虽然它有法院、有警察和检察部门，也有很多很多的法律，但是在实践当中。它没有任何法治，它的法律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从立法的角度也是这样。如果看香港《港版国安法》的具体条文的话，它处处都充满了一些专制体制的一些野蛮的表述。它和香港过去的那种法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中共正在用恶法来取代香港原有的法制体系。“所以我们在今天的香港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法治体系，正在被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专制体系所侵蚀、所压制，一个好的东西、自由的东西正在被一个最坏的东西所替代。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上也是看得非常明显。”
他提醒港人不要以过去的经验来判断中共的“执法”。“香港人不应该从自己过去的经验，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边长期生活的经验，来理解中国的法制事件，就是在多长时间内要见法官，然后有人身保护令，然后有证据的规则，然后执法人员要遵守法律和宪法等等，这些在中国大陆都是不存在的，在政治性的案件里面更是绝对不存在的。”
有人认为，在香港被捕和在大陆被捕，法律后果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是不同的俩个司法管辖区。但是滕彪提醒说，香港的司法主权已经被侵蚀，在过去几年里面恶化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包括铜锣湾书店事件、肖建华事件、什么一地两检等等。“香港的法治被中国大陆迅速地侵蚀，所以司法主权，包括基本法里面规定的终审权，恐怕慢慢也会被北京夺取。”
国际社会要意识到中共威胁
滕彪建议，当事人家属可以向一些联合国委员会、向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高级专员办事处）等部门去申诉，提出诉求，这种情况属于任意羁押，联合国有一个任意羁押委员会，有这样的渠道。但是从实践上来看，他认为即使去做了也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中共一直在勾结人权状况差的国家。
“中国在联合国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里面，到处去串联勾结那些人权状况差的国家，来排除这些案件，或者是很多国家迫于中共的压力，不敢去谴责，甚至去表扬中国政府种种侵犯人权的做法，所以虽然联合国有这样的机制，但是实际效果是不容乐观的。”
他认为，除了从法律角度继续去呼吁，通过家属所委派的律师继续施压之外，还是要还得靠国际社会有更多的关注、有更多的声援。
他说：“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一些的态度，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也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总的说来国际社会的压力，对香港问题，具体到一些案件来看，那些压力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不仅仅是这12个香港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香港一个城市，面临自由法治被毁灭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涉及到整个的自由世界被中国的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越来越蛮横的专制政权所侵蚀、所压制，将来中国它所威胁的不仅仅是中国人，不仅仅是香港人，它实际上是全世界所有的人。”
中共建政70年 反人类罪行罄竹难书
滕彪说，从1949年中共建立这样一个集权体制以来，它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罄竹难书。包括镇压所谓反革命，包括杀地主、土改文革、计划生育、迫害法轮功和其他的宗教人士、六四屠杀等等，最近几年了又增加了这个新疆集中营，和对香港的镇压。
“所以这样一个政权是完全没有合法性的，它也必然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也必然会实现一个自由法治民主的社会。虽然很多民主人士，他们觉得中共这样倒行逆施，恐怕用不了几年，就会走到尽头。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地缘政治等等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冷静客观地分析，致使中国，对中国民主转型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我们不能够放弃这种抗争，而对无论是从中国国内的角度，还是从国际社会的角度，要不断的去反抗它，呼吁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共这样一个专制体制的威胁性。”
他认为，香港的民主运动非常优秀，值得全世界争取民主的人去学习。去年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勇武派”跟“和理非”的不割席，那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一个策略。
他分析说，港人的抗争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去年就迫使北京和香港政府放弃“逃犯条例”。无论是反对23条，还是“反国教”运动，还是“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没有抗争的话，香港的自由跟法制恐怕早就失去了。
“现在的香港正在被迅速地大陆化，这种局面恐怕是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抗争的风险在急剧的增加，香港的状况在急剧的恶化。所以我也是非常担心香港抗争者的命运，我是尽一切可能，在一切场合有可能的情况下为他们呼吁。所以就是在这里面，还是为香港人加油，而香港人在过去做得非常非常棒，那现在应该是全世界，包括向中国人一起跟香港人一道来争取自由民主的时候了。”
完整采访内容请观看以下《珍言真语》视频。#
责任编辑：连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