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6月07日讯】（大纪元英文记者Jan Jekielek报导／编译）
莎拉‧库克：“……，这就是那种更像俄罗斯式提问的关于“现在究竟正在发生着什么”的之类的问题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他们在指责美国，但是我觉得，中共主要试图宣传的一部分就是，第一，提出观点称（病毒）起源可能不是中国，可能是美国，可能是意大利，人们真的不知道；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在是否存在实际真相的问题上把水搅浑。”
中共是如何针对“中共病毒”或称冠状病毒的疫情散布阴谋论以及展开宣传的？它是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内容推送机器人和仿效俄罗斯模式故意散布假信息以便在全球操纵舆论的？为什么不应该信任来自中共官方的，尤其是涉及COVID-19的数据和观点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普通人在应对这种威胁的问题上能够做些什么？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与“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专门关注中国、香港和台湾问题的资深研究分析师莎拉·库克（Sarah Cook）坐在一起。她是《中国媒体快报》（China Media Bulletin）的负责人，该月刊摘录了有关中国媒体自由的新闻和分析；也是“自由之家”的新报告《北京的全球扩音器：中共自2017年对媒体影响的扩张》（Beijing’s global megaphone,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dia Influence Since 2017）的作者。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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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莎拉‧库克，欢迎再次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莎拉‧库克：这是我的荣幸。很高兴回来。
中共各种手段宣传虚假消息
杨杰凯：莎拉，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共政权故意散布虚假信息等问题，这是你的专业领域，尤其是在媒体领域。你刚刚发布了一个很棒的中国媒体简报，我每个月都看。告诉我你现在观察到了什么。
莎拉‧库克：这个问题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有些是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但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主要的一部分就是各种各样的实例，中共官方媒体、外交部发言人或外交官通过中共官方账户以及自动推特（Twitter）网络散布的，基本上是在宣传各种明显已被证实的虚假消息——关于“中共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和当前形势的彻头彻尾的虚假消息。
夸大事实
有一些在（疫情）早期的例子，（显示中共）无疑都夸大了事实。其中一个很早就被很多人揭露了的例子就是，当病毒疫情基本上还都是发生在中国境内时，中共政府和官员在武汉市建了一些临时医院或隔离中心。
他们（中国共产党）为此做广告、做宣传，每个人都在说，“哇，中国大约在六天内建成一座医院。”然后，实际上一些中国官方媒体被发现在推特上报导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是使用了宣传目录上的图片，却说成是他们建的。”
谎言和操纵
但从那以后，这种虚假消息演变成了更令人讨厌的谎言和操纵。最大的一个谎言是，他们试图说新冠病毒并非真正起源于中国。（这种说法）有几个版本。一位中共流行病学家和其他人发表了一些综合声明，说：“我们不知道病毒起源于中国。我们真的不知道它是从哪起源的。”
还有其它的阴谋论被官方媒体放大，比如，“哦，它实际上是从美国起源的”，甚至“是美国军人把病毒带到中国的”。
这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说法。现在又说是意大利，也有中共官方媒体说，“也许病毒起源于意大利”。所以，你能看到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它从某种阴谋论开始，然后被中共官方媒体利用和放大。
自动网络机器人
然后你还能看到这种情况。一位意大利记者根据对意大利推特上的对话和话题标签进行的分析做了一篇报导说，我们现在进入另一个（中共的）宣传阶段，关于中共向不同国家运送医疗用品的事情，显然这个“谢谢，中国”的推文标签在意大利很流行。
记者们发现37%的这条转发是通过自动推特来完成。这实际上是一个被操纵的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注：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它扭曲形式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
推特虚假账户
除此之外，还有一段视频，据说是意大利人说“谢谢，中国”，再一次，这段视频实际上是伪造编辑的，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发布了视频，说：“我们都应该为共同的人道主义而努力”，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所以，你肯定会看到这些隐藏的自动网络机器人和像推特上的虚假账户，以及中共官方媒体、中共外交官和官方发言人的蓄意和积极活跃的动作，传播有关（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爆发的各个方面的已被证明了是虚假的消息。
杨杰凯：这种宣传更多的是写给被中共所控制的中国人民看的，还是更多是写给国际社会看的，很明显应该是给国际社会看的，因为其中很多宣传都是用英语等等语言写的？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宣传说法，你能帮着解释一下它是怎么运作的吗？
疫情中 中共宣传说法如何演变？
莎拉·库克：首先，关于你的问题的答案是：两者都有。我觉得，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内容是针对中国读者的，还有一些是针对国际读者，甚至可能是给国际社会的不同地区的。看看这些宣传说法是如何演变的，既令人惊异又令人不安。
如果从内部看看中共，这是我们在最新一期的《中国媒体快报》（China Media Bulletin）中分析的内容之一。如果你看看一月份那个时期，一月份的前三周，当时召开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相当高级别的有关在武汉出现类似SARS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会议，而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对此只字未提。
（头版新闻）都是预先计划好的内容，是一系列有关习近平访问中国各地民众、中国新年前夕等等的内容。因此，从根本上说，这类报导为官员们定下了基调，也许不是为中国所有媒体的报导定下基调，而是让官员们知道在此期间他们应该优先考虑什么。
宣传一线“英雄人物”隐瞒事实 遭反弹
然后，你开始看到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提及（病毒）的消息。之后随着武汉封城，已经很清楚了，病毒已经开始传播到中国其它地区时，出现了另一种宣传说法，就是一种公式化的“共产党员英雄人物”的叙述手法，描述医务专业人员和个人在（抗疫）前线做出的个人牺牲。
甚至还发生了企图陷害那些已经死亡了的医生的事情。（李文亮）医生曾与冠状病毒打过交道，并于之后在社交媒体（微信）上试图警告民众出现了一种新的病毒传染病疫情，并因此而受到了“训诫”。
在他后来死于新冠病毒后，他被追封为烈士，当局却没有承认，他因为是示警疫情的“吹哨人”而曾受到了中共的“训诫”这一事实。
另一件共产党和宣传机构所遇到的事情就是，它们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弹，人们根本不买账。实际上，（宣传媒体）所展示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关于在防疫前线的女性医护专业人员的报导让人感到羞辱和可怕。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大型节目（中央电视台是中共的全国主要广播机构），节目讲述武汉有一个九个月的孕妇，我觉得她好像是一位护士或医生，在抗疫前线工作。这引起观众极大的愤慨︰“你们塑造这样的典型想说什么？把这个女人送回家！不要让怀孕9个月的她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工作。”
宣传新冠病毒起源美国 转移不满
我觉得这就是它们在那个时期的做法。这就是我们在二月份看到的报导。到2月底，有关这种新冠病毒起源于美国并被以某种方式带到中国之类的阴谋论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的非官方账户中流传。
也许有些官员开始意识到这种阴谋论正在吸引中国其他民众的关注，而其它的宣传说法并没有能够转移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后来，在一次重要的新闻发布会（2月27日广州市政府记者会）上，中共顶尖的流行病学家（钟南山）就说了：“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
然后缓慢但步步为营地，你就看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宣传说法，被中共外交官在各个地方的推特上，比如亲克里姆林宫的推特账户上被越来越多地、有攻击性地被提及，然后再由中共大使们转发。
即使在中国国内，你会发现，所有关于新冠疫情的和批评中共政府反应的（内容）都要受到审查，但突然之间，所有这些奇怪的阴谋论，如“美军把病毒带到这儿”，“病毒始于美国，与电子烟有关”以及类似的说法，奇迹般地没有受到审查。
一整套的蓄意推动 默许纵容传播
因此就是有一整套的……，要我说，就是在蓄意推动这个宣传说法，默许纵容并允许其传播的一整套行动。而且他们真的吸引了民众的注意力。我觉得，在共产党的合法性陷于危机之际，他们真的抓住了这一点。
我觉得，对国际读者来说，这是一种试图推诿责任、搅浑水的方式，因为很明显，由于共产党的威权政治体制（导致了大瘟疫），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患病、垂死，而中共想尽可能地推卸责任。
杨杰凯：我在不久前的另一个采访中说过，他们真的有这种很大的胆量面对这种局面，它（中共）本来是罪大恶极的，而且这一点在国际社会已经非常清楚了。
我们甚至看到了英国首相之后也用一种非常不寻常的方式对此发声，我记得他是说，在中国的死亡人数实际上可能会比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高40倍。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仍然利用这些手段试图颠倒黑白，并说这是别人的过错。
因生存危机 共产党一贯不承认错误
莎拉‧库克：是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共产党一贯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在每年6月4日前后﹐加大审查力度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不想承认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屠杀了数千名北京学生和抗议者。
他们不会承认镇压法轮功是个错误。他们不会承认不应该拘留数百万维吾尔人，然后又不得不说关押这些人的地方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或其它类似的东西。
中共就是不愿意承认他们的错误，因为这当然对国内的影响太大，这将提高他们自己的不安全程度，关系到所出现的关于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关于实际死亡人数和确诊人数等等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将之视为真正的生存危机。所以，他们需要动员所有的力量，使用能找到的任何工具来反击。
我觉得，在国际方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是在利用这个反过来针对国内。他们宣传各种说法，他们引用某个国家的医学专家的话，引用联合国怎么说或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的话，称赞“中共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非常好”。
这就是你在所有中国国内媒体中所看到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密切相关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这里也确实有国际因素。
也许美国人可能不会相信病毒源于美国，欧洲的很多地区的人也不会相信，但你看看世界上其它地方，那些反美情绪已经更高的一些地方，或对美国抱有疑心，或相信诸如与911有关的、与中央情报局（CIA）所为有关的、或说“自由之家”可能是CIA建立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阴谋论的地方。
转移责任 试图改变话题
然后，这些内容被放入社交媒体中混杂在一起。如果看一下措词，其中一些是明确的，但有些则是含糊不清。他们还尝试使用这种语气“我们应该看证据”，然后他们贴出了这个阴谋论，或试图将其说成“现在不是应该责备的时候，应该是我们着眼于全球合作的时候。”
也许他们所说的（内容）是真的，但他们这样说都是为了用来转移责任，试图改变话题。 你会看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世界某些地区的社交媒体上，他们可能更容易接受这种宣传说法，因此，可不介意继续与中国和中共保持密切关系。
李文亮病逝引巨大愤怒 中共提出病毒来源美国
杨杰凯：我们在之前聊过的一个事情就是，中共实际上会先在内部测试一系列不同的宣传说法，看看哪些能引起共鸣，但有一大堆没起作用。你能更详细地说说吗？我觉得很有意思。
莎拉‧库克：最初他们（中共）对此完全地没加注意，是吧？然后就能看到这种宣传说法的出现，现在仍然还在发生着。还有就比如说，在事件的热度还没有下降，他们仍在宣传的时候，这种宣传说法就已经被我们击溃了。之后，就是（中共推出了）这种个别医生作出的英勇牺牲的宣传元素。然后，就是他们面对着强烈的反弹。
甚至在有一天（3月10日），习近平亲自去武汉视察，当天，一家中国杂志（《人物》）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发哨子的人》），内容是对武汉一名医生（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的采访，而这名医生实际上是遭到了当局惩戒的医生之一。
这篇文章在社交媒体上风靡一时。当然，后来审查员努力删帖，但随后中国网民设法找到各种方法来分享这篇文章。这（对中共）是巨大的打击，那天本应该是习近平在武汉的胜利之旅。
正是面对这种对官方宣传说法的怀疑、以及在李文亮医生和另一位年轻的医生于二月份死后，（中国民众）所倾泻而出的愤怒、悲伤、气愤和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他们（中共）开始寻找一种可能会更靠谱的方法。他们偶然发现了这个（关于病毒来源的阴谋论）。
你现在仍然能够在这个审查严密的中国（媒体和网络上）看到这种积极的宣传说法，说我们战胜了它！然后就是这些关于英雄个人之类的宣传。当然，在CCTV上你还会看到有中共医生说所有这些（病毒）都是来自于美国之类的说法。
中共政府在宣传抗疫成功方面投入巨大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难相信来自中共的数据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共政府在宣传（抗疫）成功方面投入巨大。我记不清了，好像是在二月下旬，甚至出版了一本书（《大国战疫》），讲述习近平如何成功地领导了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战役，而当时中国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确诊感染病例。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组合，他们有自己的宣传说法，然后试图使现实（感觉上）与他们所杜撰的说法相匹配，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如此。
疫情数据离事实多远？中共撒谎太多
杨杰凯：当你想到中共的这些宣传说法距离现实有多远时，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我的意思是，这个数字是否是真的。今天，我们在彭博社看到了一份新报告，内容是美国情报界的一份机密报告，它实际上指出了（中共所公布的）数字被大大低估了。
当然，我们已经通过各种证据知道了这一点，但我们不知道真实数字是多少。这让人难以相信。莎拉，大多数人会想：这太疯狂了。他们怎么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撒这种谎？你能关于这个说一点儿吗？
莎拉‧库克：嗯，当你关注中共的宣传就会发现﹐很明显他们撒了很多谎。我的意思是，他们说的事情，无论是关于维吾尔人、藏人还是法轮功，还是六四，所说的群体、个人还是事件，都与现实，严谨、客观的证据差之千里，而这正是他们所做的。
我们在香港示威者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那是第一次真正看到这种完全故意散布的虚假信息，这些已被证实的谎言试图表明香港抗议者使用美国制造的手榴弹发射器，美国是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诸如此类。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看到中共官方媒体和推特上的虚假网络被发动起来传播这种虚假消息。
对于共产党来说，在很多方面，新冠病毒都是一个更危险的国内政治弱点，所以他们会对之更加强硬。
我觉得，在伪造数据方面，有太多的例子，无论是GDP数据还是器官移植数量，都有太多的数据被操纵，既是有意的，也是以一种更集中和协调的方式操纵的，或者仅仅是内部激励措施的结果。
职业生涯和饭碗都与病例挂钩
所以，您现在看到的是，如果官员们被告知“你们这儿不应该有确诊病例”，并且如果你（中共官员）的升迁和评级，你的职业生涯和饭碗都将取决于在你的地区是否有病例，那么你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让病例消失，要么操纵数据，要么减少测试。
这基本上就是在早期隐瞒疫情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的动机。武汉当地官员更关心的是他们计划将于当月举行的政治宴席（新年团拜）和政治会议（两会），因此他们说：“我们必须制止这个，我们不允许在此期间出现公共卫生危机。”
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看到被泄露的审查指令。这是我们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在奥运会前后，一次又一次看到的事情。你可能还记得在中国发生的婴儿奶粉污染的大丑闻（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但由于当时有重大的国家活动（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件事被掩盖了一段时间。
中共隐瞒疫情 导致其它国家反应迟钝
我觉得，你必须明白，这就是官员们在决定是否宣布出现公共卫生危机、或实际上有多少病例时所处的环境。我觉得，这在国际上造成了问题，导致了其它国家（对疫情）反应迟钝。有些人觉得：“嗯，中国有14亿人口，但是只有数万病例。也许这种冠状病毒（疫情）没那么严重。”
我认为，事实显然不是（中共公布出来）这样的，而且很显然，承认人传人也存在一定的延迟。这些不同的信息掩盖和信息操纵以各种方式直接影响到病毒在国际社会所造成的人命损失。
杨杰凯：根据我所听到的，坦白地讲，你所讲述的就是，听任他们（中共）去做荒唐的事情，而国际社会不加以核查，甚至还在很多问题上支持他们，这个代价就是导致了众多的生命的死亡，数量已经非常巨大，据推测，这个数量是很吓人的。想起来真让人痛心，关于在那儿的透明度，关于他们如何运作的现实。
莎拉‧库克：我觉得，这只是这些例子中的一个，也许人们对这些事情的关注度不高，或者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世界的相互联系是多么紧密，而中共的审查制度和压制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问题。像我这样的和拥有自由的人们已经就此讲了很长时间了。
这不仅关乎公共卫生，而且此次疫情清楚地表明，由于共产党统治着这个国家，中国的这种政治病态，对全世界的人民的现实生活都有着非常真实的影响。
西方主流媒体引用中共数据 令人不安
杨杰凯：真正困扰我的其中一件事是，已经很长时间了，在推特上和在其它地方有很多这样的消息，还有很多此类电子邮件也发给了很多人，就是关于中共的官方病例数字，甚至经常出现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官方网页或福克斯新闻、CNN等等主要新闻媒体上，它们被当作合理的（数字）。
我感到非常不安的是，尽管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些表面数字，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昨天有人发了一篇推文，展示了，香港非常小，人口占中国很小一部分，但香港的病例数量，即使不是成为了中国病例数量最多的地区，也是与你预期的比例之间有巨大的不相称，已有非常非常多的证据。你怎么看这个事？
莎拉‧库克：我认为这实际上表明了中共政府和官方媒体玩这个伎俩很老练。他们很擅长用这种方式传播宣传说法。因为他们（中共）意识到这是人们想要了解信息，他们会给一些信息。
人们想要某种有关中国发生的事情的信息。因此，他们（那些美国媒体）会接受表面数字，但至少应该在上面加上一个大大的星号。
他们不想让中国的数字留空白。但也许他们就应该这样做，至少应该有清晰的标记注明这些数字不太可能且不准确，即使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数字是多少。
如果你看看那些流传出来的消息，在武汉所发生的，有报导称火葬场超负荷运转（处理疫亡尸体），但我们实际上没有看到（中共的）来自中国其它地区的类似（死亡）报导，至少当时没有。（因此）似乎（中共）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瞒报，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角度看，中共政府可能有点撒谎过头了。
如果有几十个或几百个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病例，那么这些数字实际上会更加可信。但是在湖北省以外的地区，零病例这完全不现实。所以我认为他们在以对他们自己也不利的方式操纵数据。当然这方面也有过先例，我的意思是，一些关于中共人体器官移植的研究显示，他们的人体器官移植数量就好像是个完美的数字图表，他们操纵的数据做得太齐整了。
我觉得那些与此打交道、想对此关注报导的媒体，这种宣传说法，诸如现在美国的病例比中国多，或者说美国的病例数量在世界上最多……我的意思是，也许这是真的，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应该小心一些，因为这种宣传说法，都有很吸引人的标题，对那些认为美国应对疫情负责，那些批评美国政府应对措施的人来说，都是很棒的说法，对他们很有帮助。
他们会敲锣打鼓制造舆论，但我认为这确实有问题。他们（西方媒体）没有设法找到一些办法来表达相同的观点，而只是引用了表面上看起来就很不真实的所谓中国境内病例很少的谎言，并把它当作是事实，就是这个问题。
西方媒体“插页”为中共背书
杨杰凯：莎拉，谈到这些西方媒体和他们是如何报导的，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过一些这种（中共）付费（在西方）报纸插页（刊登假新闻），我们此前谈过关于这个，他们的这种厚颜无耻的做法，但是直到今天，这种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攻击美国和指责美国的行动仍在继续之中，（中共宣传部门）仍在将付费插页插入西方的报纸中。你对此怎么看？
莎拉‧库克：是的，我们都看到了。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上也有，这并非是很明显的中共官方媒体的，只是一个名叫《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注：一份中共官方英文周报，主要宣传中共政治经济现状，中共重大方针政策）的媒体的，它显然是亲中共政府的出版物。
华尔街日报的“中国观察” 中共付钱
这篇文章与一篇赞扬中共（抗疫）反应多么了不起的文章并列在一起。我们还在网上读到了《华尔街日报》上的（由中共付费提供版面内容的）“中国观察”（China Watch）增刊。《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总体上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持批评态度，最近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被赶出中国。
而“中国观察”增刊上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说中共是如何努力将潜在的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还有就是谈论中共对疫情的应对如何好。
我还没有看到过（《华尔街日报》上的“中国观察”增刊）……，那些是某种将问题定性的框架问题，好像同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编造得更正面的消息相似。但我觉得，再重复一次，我觉得这是很有问题的，尤其是当你谈论的是关于社会健康危机问题的时候。
我还没有能够对此做一个完整的观察评论，来看看是否比如这种报纸插页的谎言，比如说我们不知道病毒疫情的来源，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是来源于中共等等被传播。
我觉得它仍然是在试图把中国内部的情况描述得更加阳光一些，现在也许是一些新闻机构重新考虑这种安排的时候了，看看当他们本国人民面临由于中共严重处理不当而导致疫情爆发的后果时是否感到称心，他们是否愿意说，中共做得很好，我们都应该遵循中共的做法。
长久以来，我，还有“自由之家”，我们都一直在对之进行批评。许多人权组织和其他人都说：“即使市场不景气，真的没有其它地方可以拉到广告吗？”
我觉得这可能会给该广告承包商带来压力，使他们不再继续，我希望这些媒体中的一些人能够进行良心上的自我反省说，是否有某种方式能够不再继续执行这种合同，不再继续，或者对将要插入出版物页面中的内容施加某种限制。
美国如何把为中宣部工作的人列为中共政权代理人
杨杰凯：有一个触动了我的地方，就是美国政府最近将所有这些为中共宣传部门工作、实际上是执行中共任务的人列为中共政权的代理人（agent）。他们一直都是，也继续为中共工作，这不是什么新的事物，但给他们贴上的标签却是新的，终于准确地显示了（这些人的身份）。因为这些人不是记者，是吧，也许这将提供你所描述的这种工具。这一点触动了我。
莎拉‧库克：是的，我觉得，标示身份的问题经常出现。如果你想想如何处理社交媒体的问题，如果你谈谈关于推特自动推送机器人，他们利用各种方式……以虚假的账号问题，我们知道了他们都干了什么的原因之一就是，就是因为推特将（传播）关于香港抗议者（虚假信息）的账户关闭了。推特发现了这个虚假的自动推特网络活动（散布有关香港抗议活动的虚假信息），并将其删除，然后分析数据。
但是，上个月我们看到的不同之处之一是中共官方媒体、中共外交官和官方发言人的真实账户都在分享散布虚假资讯。所以如果能够针对中共官方媒体找到一些方法，让推特给他们贴上标示，就像有时你在YouTube上面能够看到的，标示着“这是由中共政府资助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标志都是好主意。
我觉得，另一部分就是为一些内容加上“可能为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标示，我觉得，这是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但是这确实不太好办。我认为，这其中的另一部分就是尝试让更多的人对中共官方媒体和中共官员的言论抱有健康的怀疑态度，尤其是在中共陷入危机的时刻。
对实际真相 中共把水搅浑
杨杰凯：我现在想起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他基本上就是说，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美国，它可能是由美国军方搞的等等诸如此类的宣传说法，之后，中共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接受一个美国媒体的采访中试图与这一说法保持距离，然后媒体的报导题目是“中共驻美外交官员自己与这种宣传说法保持距离”。这使得我扑哧一笑，虽然我并不认为它是非常的好笑，如果他能够跟你说说就好了，你觉得究竟是怎么回事？
莎拉‧库克：中共政府所做的其中一部分就是把不同的宣传说法呈现给不同的读者。就像是一篇新华社的新闻报导，中文版和英文版有很大的不同。（对内）它会更咄咄逼人，（在中文版中） 语气更加咄咄逼人，一方面更加直截了当，另一方面更加政治化。
然后国际版、英文版则试着用某种方式来对事情进行渲染。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正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我还没有机会看到，但我可以预期到，即是中共驻美大使刻意让自己与此保持距离，但这仍然会是个问题。我可以想像到，在推特会有至少一位中共外交官或中共官方媒体的账号在此之后，会再次去加强这种中共大使刻意保持距离的宣传说法。
但是我不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否真的重要，因为这就是那种更像俄罗斯式提问的关于现在究竟正在发生着什么的之类的问题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他们在指责美国，但是我觉得，中共主要试图宣传出来的一部分就是：第一，提出观点称（病毒）起源可能不是中国，可能是美国，可能是意大利，人们真的不知道；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在是否存在实际真相的问题上把水搅浑。
而这就是那种莫斯科经常干而且能够干得非常有效的事情，这种各样的事情，比如毒杀反对派政治活动人士，或者毒杀在英国的异议人士，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普京和他的安全力量在世界各地干的。虽然有非常明确的证据表明某件事与克里姆林宫有关，俄罗斯的宣传机构工作的主要方式就是把水搅浑，然后再制造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阴谋论。
中共官员说法相互矛盾
但他们不在乎他们的阴谋论前后矛盾，因为关键是要破坏这种传统的智慧和这种认为实际上是有真实真相的感觉。在这里，就是关于“中共病毒”（冠状病毒）是来源于中国，而中共试图对此进行掩盖，导致它流向了全世界，致使很多人感染和死亡，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能看到有不同的中共官员（是说法）相互矛盾，而这对中共而言不一定是个问题。所以这还能够给予他们空间，给予中共驻美大使刻意与之保持距离的空间，即使这个宣传机器的其它部分都在向其他受众，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编造非常相同的宣传说法。
杨杰凯：因此，你基本上是在说，如果我说的不对，请告诉我，就是所有的观点、现实、他们的官方立场根本不重要吗？
莎拉‧库克：我认为这取决于话题。而在这件事情上，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中共官方支持这种说法，但我认为他们不想100%承认它。因此，他们希望给大使留出空间，就好像说：“宝宝，离远一点儿”，让他自己于此保持距离，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这种在美国引起了反弹的情况。
我觉得，另一件事就是，很多这种事情也是属于试验。我的意思是，现在所出现的（中共）这些策略中的一部分产生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他们（中共）已经开始进行了试验，尤其是在2019年，发生了两件事，在新疆所发生的和反击（国际上）针对（中共）对待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批评，以及关于在香港发生的抗议活动。
中共外交官集体上推特
那时就是很多中共外交官开始使用推特的时候。2019年之前，只有少数，或者多一点点。但在2019年，突然间有四十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中共外交官上了推特。所以，再说一下，我觉得这里有进行试验的因素，以及我以前在谈到中共的宣传说法时说过的。
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中共试图弄清楚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戳中”什么样的观众，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有效地达到最终目标，即维护共产党的合法性，以展示他们处理得很好，转移注意力，使人们不再去关注任何会真正损害他们在国内和国际权威和合法性的事情，以及潜在的国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把这看做是美国的一个软弱时刻，这是一个可利用的或许会进一步削弱美国的机会。
如何从不同新闻环境中消除虚假信息？
杨杰凯：你之前提到过，基本上，世界上有些政权和政府，甚至有些人更愿意接受中共的宣传说法。我觉得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回应，你觉得那应该是什么样的？
莎拉‧库克：这是一非常大的问题中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与中共是如何在世界各地影响媒体有关。我觉得，首先，揭露针对媒体的操纵所做的各种努力，那是这个的基础，无论是否曝光某个视频是假的，而且不仅是曝光出来，还要给出各种证据，展示这是个什么样的操纵。
这个事实，不仅是美国的而且还有意大利的记者、数据科学家对意大利的推特的主题标签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热门话题推送都是被操纵的。我觉得将此类事情曝光是非常重要的，甚至要比对等的报复还重要。
如果你对这种他说什么、她说什么的流言太投入，那实际上就落入了中共想要达到的目的。但是我认为，当你能够展示他们是如何做的，以及背后有多少操纵，这有助于人们理解，“哇，这不是真实的信息，我应该对这个来源、这种宣传说法、或者我可能听到的这类信息持怀疑态度。”
我认为，向人们揭露他们的一些做法，以及他们如何破坏透明度，曝光谁在那些传播信息的不同实体的背后，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然后还有各种其它事情，比如媒体监管和注册。你如何保护信息自由流动的空间并确保更可靠的报导，以及如何从不同的新闻环境中消除虚假信息的空间？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大的话题，超出了我个人的专业知识范围。
中国记者和一些国外媒体试图获取真实情况
杨杰凯：莎拉，我真心地希望这个采访媒体也能够对你刚才所提到的所有这些努力也提供一些帮助，但这也让我想到，在《中国媒体快报》（China Media Bulletin）上你也讲述了，基本上就是媒体在反抗（中共的宣传），独立媒体在反抗，实际上还有一些特定的独立记者对此反抗得非常棒例子，他们甚至到了中国国内，在某种程度上对之进行反抗，你把这称作是“反抗”（Push back），给我说说媒体都正在做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
莎拉‧库克：在中国，尤其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压制之后，令人惊奇的事情之一就是一些在中国的记者和一些国外媒体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他们试图获取真实情况的信息。因此，这形成一种联合。人们群冒着极大的现实风险，无论是在武汉的还是要去武汉的，都在试图拍摄真实情况的个别公民记者。现在就是靠他们所分享的一些情况，才有了这种对中共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以及（官方宣称）在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所表现出的怀疑态度。
此外，你还能得到很多的其它来源，在中国的媒体就像是一个光谱，其中中共官方媒体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但有其它的商业媒体，他们经常是有更强大的调查报导团队。
但是你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有真的是严肃的记者调查报告，这是他们利用很多方式所得到的。但是我觉得，在这场可怕的人类危机中，很明显有人掩盖了（真相），特别是有一些在武汉的医生和医学专家对外讲述了真的是很重要的故事，而你也能看到一些媒体就此做的调查报导。他们一出版，就会被审查，但首先会在中国的各种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然后你就会看到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人们试图以各种很具创意的方式分享故事。
有时截屏图片就能起到（躲避审察的）作用，但是现在有更自动化的人工智能审查系统，那个（截屏图片）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人们就把文章翻译成韩语、转换成拼音，还曾有一篇用表情符号写出来的文章，还有人用了其它的类似，或类似的、摩尔斯电码之类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代码，如果你知道这种代码，则可以破译。所以真的是，人们制作了各种方式来传播和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
大纪元新唐人揭露真相 应对虚假信息
然后还有在海外的独立媒体，例如《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以及其它的比如自由亚洲电台等独立中文媒体和独立编辑部，他们揭露真相。那些方式帮助他们了解情况，他们还有自己的联络人网络。
一些西方媒体的非常优秀的记者已经与武汉的人进行交谈，我觉得这样才能获得重要证据，证明真实死亡人数更高，有很多无症状感染病例，以及关于在湖北省和相邻省份接壤地区发生的骚乱，因为那些省份不愿意让湖北的民众离开等等。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中国的这种受到严重限制的媒体环境中，一些信息仍然可以流传出来，甚至仍然可以在那里传播。你还能看到一些翻墙软件开发者，就好像是说，我们要参与中文媒体的传播工作，人们都在翻墙获得信息，以便了解在这个危机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昨天还在考虑这个如何应对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问题。也许我们能够就像是用那种“挂靠”（Piggyback）蹭经验的方式，“从他们的书中挑出一页来（为己所用）”。因为你所看到的这些事情之一，就是这些中共的推特网络活动和推特账户都在转推故意散布的虚假信息的伊朗国家电视台还有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RT – Russia Today）电视台账户的信息。
那么，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站在另一边的人，不带有那些操纵的因素，只是可以更好地转发彼此的信息，使（中共宣传的）另一边的消息，比如正在发生什么，关于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的证据，以便让这些报告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或者像我们之前所谈到的一些方面，就是关于这些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做法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如何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所以我觉得，也许这就是，无论你是人权社区还是其它的组织都能够看看，我们如何合作行动，扩大自己的那些声音，你能看到他们是有组织地进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找到方法，以便在未来进一步扩大效果。
杨杰凯：对于你的观点，有一个香港记者给国际卫生组织（WTO）打电话的视频。坦白地讲，国际卫生组织就是在破坏与台湾方面的协作。我们此前谈过台湾媒体，台湾媒体在所有这些问题中的角色是怎样的。
在我看来，台湾就像是个默默无闻的英雄，努力地对国际卫生组织讲，这是个大问题，已经人传人了，但是国际卫生组织在表面上是无视了这个警告，在实质上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说法。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些真的是很令人忧心，他们宁可去与独裁政权站到一起，而不是与一个——坦白的讲——一个拥有很高透明度的民主国家。台湾媒体现在如何参与所有这一切？
台湾和港人对中共的怀疑和不信任
莎拉‧库克：我还没有仔细研究台湾媒体对此事的报导。但总的来说，你在台湾和香港看到的是，除了整体的传统媒体之外，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媒体可能有党派的色彩，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看到北京的影响力，你在过去几年看到的是各种数字新闻网站的崛起。
而且，他们通常倾向于采用商业模式，让自己更独立于其它传统媒体所面对的那种合作和自我审查制度的影响。因此，他们实际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由那些在其它媒体工作感到非常沮丧的记者发起的。
他们说：你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想把它发表出来，然后他们就去数字媒体了。甚至看到了我写的一些文章并发表，这些文章有上万的浏览量。
我觉得，在这些情况下发生的事情之一是，当他们报导某件事时，会引起内部辩论，迫使原本可能不会报导这件事的媒体去报导它。因为现在真的很明显，如果你不报导这个问题，那么你一定是在执行自我审查。
我们在香港的一些抗议活动中看到了一点点——一些中间派的媒体不得不更加明确地选边站。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讲，它在这些地区起到了一种平衡或反抗中共对媒体的侵蚀的作用，而且很有效果。
我认为真正有趣的是，在台湾和香港，公众保持着深深的怀疑态度。我觉得，在台湾，政府方面也抱着怀疑态度，这也是台湾很早就开始限制大陆赴台旅行的原因之一。甚至是当中共已经限制民众赴台湾旅游，以期报复台湾的时候。然后他们非常迅速地开足马力生产和传播，因为他们已经经过了萨斯疫情，也许只是因为台湾人同中国大陆人士有很多直接接触，也许是他们知道在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
总的来说，台湾那里的政府反应非常迅速。香港的情况截然不同，因为当地政府更多地受制于北京，因此政府犹豫要不要采取行动。
但是，香港人民，尤其是经过数月的抗议活动之后，要求政府必须做些什么，才推动政府关闭边界并让所有人都戴上口罩。香港医务人员举行了罢工，以便迫使香港政府关闭边境，禁止那些可能感染了病毒的人们从中国大陆进境。
现在对此回顾一下，这确实有先见之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如果你看看非洲的一些地方，那里很难看到什么相关的报导，但实际上相当早地就开始在机场测试人们的体温，尽管与中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我认为有时仍存在背后的怀疑态度，比如对于中共的产品质量和信息质量方面，甚至对于来自中共的一些信息也是持怀疑态度。
这不一定是被官方肯定的态度，但民众相对于其它政府而言，可能就是（对中共）抱有更小心和更担心的态度，所以就会采取行动，采取相关步骤。
轻信中共和世卫 对病毒就缺乏认识
杨杰凯：对于你说的观点，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基本上很多西方政府，他们的一些的应对相对缓慢，已经有很多与此相关的批评，基本上就是说他们轻信中国共产党，轻信世界卫生组织，而世界卫生组织就是直接重复了中共的信息。
在一些事例中，在意大利的事例中，甚至有了一个口号叫，“我们不想成为中国人的耻辱”，还有了一个“拥抱中国人日”这样的东西。这很具有教唆性，当然，它的表面意思是正确的，但考虑到中共在当时所知道的，这被证明了是灾难性的。
莎拉‧库克：是的。我觉得，特别是关系到世界卫生组织，疫情大流行确实真正地暴露了中共政府影响这些类型的全球机构的程度，这真的是个问题。不仅是因为台湾曾试图警告世界卫生组织，病毒可以人传人，这一信息被忽略了。
而且还是因为世卫组织支持了中共的宣传说法，并赞扬了中共政府这一说法，推迟宣布国际疫情大流行，还有关于获取医疗标本的一些问题，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人对这种病毒是什么的整个认识都不准确，然后就有了在其它地区对此应对准备程度不足的问题。当然有些地方也有一定程度的准备不足，这可能与他们自己的国内体系有关。
杨杰凯：莎拉，除了在推特和网络分享视频，比如这个记者和国际卫生组织官员的视频，最后一次我看到好像已经超过了7百万的浏览量。很显然，很多人都看到并得到了这些信息。那么除了转推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之外，一般人怎样做才能对这一切产生影响呢？
保持警惕 哪些是被中共植入信息的媒体
莎拉‧库克：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尽量多地了解情况，试着保持怀疑的态度，了解哪些是被中共政府用来植入信息的媒体。如果你是《经济学人》或《华尔街日报》等新闻媒体的订户，并开始看到这些付费的（中共的）插页，请写信给出版商，说我是一位订户，也许我会为此取消定阅，也许至少可以说，我是一位订户，我花钱是为了看你们的报纸或者杂志，你们正在接受可能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钱。
也许做出这些决定的人突然收到成百上千封来自订户的来信，表达他们对这类插页的愤怒，也许这比原则问题更能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这一政策。我觉得，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应该看看我们自己的社会，以及相互影响的方式，以及我们自己的机构要作更好的准备，至少不能进一步扩大中共政府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
当我们看到世界各地不同政府的应对方式时，仅仅因为你的政府可能做得不如你希望的那么好，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共政府做得好。这可能有双方面的原因，这可能是由于中共为此付出了代价可怕而高昂的施政失败所导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现在的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中共确实分享了他们所掌握的信息，而不是在一月初对信息进行压制，全球可能有95%的病例是可以预防的。
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其它国家的政府没有犯错。我觉得，如果你感觉合适的话，你可以对两方面都持批评态度。不必赞扬中共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这是你对自己政府的应对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一种方式，所以不是必须要去赞扬中共。我鼓励人们考虑这一点。对于媒体也是这个问题，应考虑是否要引用中共政府的公开数据。
杨杰凯：莎拉，这是个很有力的结束语。非常感谢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莎拉‧库克：我很荣幸。
责任编辑：李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