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经济”陷泥潭 中共内部也起争议

从江到习 三任中共总书记的经济政策均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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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7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报导)近日,朱镕基两名旧部在一个公开场合质疑习当局的经济政策。

习近平掌权后,试图加强“党对经济领导”,江泽民掌权后留下的权贵经济遭到部分改动。但是,无论是习的做法还是江的政策,都使得中国经济出现大问题。有分析认为,只要中共不倒,在体制内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成功。

高西庆暗战习近平“党领导经济”的政策

7月7日,由浦山讲坛和CF40孙冶方悦读会主办的“新形势下中国资本市场变革”讲座在线举行。中共证监会前主席肖钢与前副主席李剑阁、高西庆受邀出席并发言。

中共证监会前副主席高西庆、李剑阁都是前中共总理朱镕基的旧部。

高西庆在讲座上称,既然说要允许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那就要真的这么做。不能嘴上说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但实际做的时候,“这只闲不下来的手时不时地就伸进来。”

2015年大陆股灾时,习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救市”举动,至今仍遭人诟病。

当年7月9日,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带队到证监会,会同证监会排查“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此举是大陆股市开市25年来史上第一次。之后,中共“国家队”进入股市救市,这些举动都引发舆论哗然。

目前,中共越来越强调“党领导经济”,所有上市公司都成立了党支部。中共要求这些公司的重大事项要党委同意后才可执行。

李剑阁谈监管部门的责任 意有所指

在“浦山讲坛”中,朱镕基的前秘书李剑阁谈及了资本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定位。

李剑阁表示,监管部门对资本市场的职责就是监管规范,不要去利用资本市场制造和鼓吹泡沫,也不要对资本市场是不是有泡沫做出主观判断。

据报导,在2015年股灾中,中共文宣拚命鼓动牛市,监管部门也介入其中。

从2014年9月国泰君安分析师任泽平发表《论对熊市的最后一战》起,大陆就出现了以中共政策催谷股指的氛围。

2015年4月22日,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发表题为“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的文章。同年6月20日,为了撑起已经大跌的股市,大陆《证券日报》发表评论文章《“6‧19”暴跌不会逆转牛市大格局》。

其后,大陆股市牛市变成了熊市,股指至今没有恢复元气。

“党的领导”在经济上深陷泥潭

2015年股灾时,随着中共在经济上要加强“党的领导”,“国家队”也入场,导致中共大量资金陷入股市。到了2018年10月,针对市场上“五只国家队基金已清盘”的传闻,中共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称,有关报导存在曲解,事实是相关机构持有的股票不但没有减持,反而有所增加。

陆媒报导,2015年“股灾”时,国家资本至少有3万亿至4万亿投入了股市。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国家队”仍然在股市活动,并且成为很多主要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

报导说,自国家入场股市后,股市投资的主要力量分成了3类,国家队和一般法人(企业原始股东等)、占比约52%。境内机构投资者(约占比20%)和个人投资者(约占比28%)。外资占比不到4%。

文章分析认为,三分的投资结构导致国家队与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相互成了股票交易的对手方。股票的零和博弈意味着至少一方亏钱,另外两方才能赚钱。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正因为大陆股市内一直有这么三四万亿资金,所以散户一般都会看淡股市,近年来股指也一直低迷。因为这些资金一旦从股市撤出,将造成股指大幅下跌。这就是中共“国家队”接盘、“党领导经济”的负面作用之一。

李林一认为,“党领导经济”的另一负面作用,就是吓跑资金。前几年大量的资本从中国出逃。2015年股灾后,中共外汇储备下降严重,全年流失了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

《华尔街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在过去两年中,中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商宝武钢铁集团的党组召开了55次会议,审查了137项业务和其它提议。党组拒绝了其中的两项提议,并修订了16项提议。

中共中组部于2020年初发布规定,上市公司“党组讨论是做出重大业务决策的先决条件”。

据陆媒报导,受到疫情等影响,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一季度利润会减少20亿-3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财新网的报导指,其下属公司宝钢股份,一季度净利润降幅超过40%。

直到发稿前,大纪元记者仍未能在网上查询到宝武集团一季度和二季度的实际利润额。

被要求成立党支部的上市公司,今年一季报表业绩滑坡幅度为A股“史上罕见”。2019年实现业绩增长的A股上市公司,在2020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超过20%。

习“加强党对经济领导”思路的来源

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这一思路也与他曾主政上海的经历有关。

《Superpower Showdown》一书(注:此书由两名《华尔街日报》记者编著,中文名为“超级权力对决”)写道,2007年,习近平管理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上海。他在看到了上海市政府拥有的一些大型国有公司的成功转型之后,习开始相信国有企业的价值。习近平认为,私营企业的发展不足以改变中国。

“令他震惊的是,像上汽这样的国有企业可以像民营企业一样成功”,上海一位官员说。

近20年来,中共总理负责经济。书中特别提到,习近平在2013年与时任中共副总理马凯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习近平问马凯,在经济运行方面,党中央和国务院哪个更有效。

马凯回答说:“北院。”

中南海的北院是国务院所在地,南院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习近平回答:“我看未必。”

自那以后,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刘鹤已制定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架空了李克强。刘在致力于稳定经济的同时,习近平加强了对党的控制。

2008年雷曼事件引发全球金融风暴。习据称也从这次金融危机得到“启示”。

当时,中共出台许多刺激经济的措施,其启动了4万亿刺激计划,相当于2008年GDP的12%。在金融海啸的高峰期,中共安然度过。

这也使习等领导人更加确信政府在经济和一党制中的重要作用。

江泽民掌权 留下权贵经济

习试图改变从江开始到胡锦涛之后的中共权贵掌控经济的政策,并以“党的领导”加以取代。

江泽民上台之后,在中共内部树起了一套新的权力模式,那就是放手腐败,共谋权与利,形成了权贵经济。

第一批江家帮的班底,如李长春、贾庆林、陈良宇、曾庆红、周永康等,几乎无一不是从走私、招商、圈地等赚得盆满钵满。

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命脉,一度掌握在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包括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利益最丰厚的国企,大都掌控在江泽民的亲信家族手中,如江绵恒、曾庆红、周永康、徐才厚、刘云山等。

江泽民家族中,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江绵康及侄子吴志明都在上海“发展”,江泽民家族在上海建有庞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网络,涉足地产、军工、高科技、电信等多个领域。

江绵恒既被称为“电信大王”,也被称为“中国第一贪”。其“电信王国”包括中网通、中联通,还有中移动。这些公司作为全球最赚钱企业,都成了江家的“钱袋子”。

江绵恒之子江志成,大学毕业后创办私募基金博裕资本(Boyu Capital,后改名博裕投资),利用中共权力、操控金融“圈钱”。

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和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都被指是“石油帮帮主”,中石油、中石化一直被曾庆红、周永康的家族垄断。

中共前常委刘云山之子刘乐飞是金融大亨。李长春家族在文化领域发财。

在习看来,从江泽民开始的权力机制,到胡锦涛掌权时期的“九龙治水”导致了中共腐败横行。当时,在出口和债务推动的投资下,中国经济增长已达到极限。劳动力成本和社会动荡不断加剧。各级政府和国企的债务正在堆积,环境问题也正在恶化。

习上台后,清理了部分江派贪官,包括周永康。但是习的反腐并没有触及江泽民、曾庆红等家族,中共权贵仍盘踞在各个领域。

时政评论员李林一分析认为,朱镕基的旧部李剑阁和高西庆,鼓吹自由经济,但是在中共权贵横行的状态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力量。那些理论,就算中共真的实行了,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反过来说,习近平以“加强党的领导”,替换部分权贵对经济的控制,也一样解决不了问题。

李林一认为,只要中共不倒,在体制内的任何改革,都是没有出路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责任编辑:林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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