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8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施萍报导）2003年的冬天，从广州劳教队回来两年多的安徽蚌埠民运斗士张林刚刚恢复身体，连续三个月，他没日没夜地坐在那台旧电脑前写书。他左手抱着刚出生的小女儿安妮，用右手的食指来敲键盘。
是的，他只能用一根食指打字，也只有这根食指是可以控制的。其它的指头由于长期的牢狱摧残，已经都变得僵硬，不听使唤了。
他本来可以休息一下的。2001年出狱后，他身心俱疲，记忆消退，神思恍惚，常常坐在电脑前发呆，脑子一片空白，几小时也写不出一篇令自己满意的文章，他对自己不能写作了的现状感到恐惧。
可是共产党不让他休息。就在几个月前，安妮快要出生的时候，计生办的人像鬼魅一样找上门，要罚他们一万多块钱，否则就逼妻子方草吃药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张林又被激怒了，他在一个父亲保护女儿的本能驱使下，再一次忍无可忍地发出怒吼，一口气写了一篇六千四百字的题目为“拯救生命”的文章。共产党怕他再闹事，就让他生了女儿。可这件事让张林惊喜地发现，愤怒使他出狱后混浆浆的脑子清醒了过来，他的文思又如岩浆一样迸发，他又可以奋笔疾书了。
在抚养新生的小女儿的时候，张林体会到了“生儿育女带给人类的欢乐和满足”。他感觉，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短促的，无论苦难或欢乐都如过眼云烟，而“唯有我们的的孩子，我们的后代，才会千年万年地延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每个人特殊的生命特征，我们在茫茫宇宙中曾经存在过的肉体证明。”
看着怀中女儿的小手和她亮晶晶的眼睛，张林想到了那被中共残忍的计划生育政策绞成肉浆的千千万万个这样美丽的小人儿。
张林说，他每次面对邪恶都会“情不自禁”地反抗，“没有选择”，中共的罪恶让他“难以忍受，总要拍案而起”。既然他的“激越的灵魂依然生机勃勃”，张林决定写书控诉这个邪恶的政权。他那时刚刚做满8年监牢，遍体鳞伤。
张林当时不能想像，当他的书出版的时候自己将第四次走入中共的监狱，而且还有第五次；从那以后，他又将在共产党的人间地狱中煎熬8年。
* 偷渡与越狱
张林给那些大多数被中共奴役思想，没有独立精神追求的像牲口一样可怜可悲的中国人起个名字，叫作“牲人”。他本来也应该和这些中国人一样，做一个拥有优厚物质生活的“牲人”的。
但是当他作为1979年安徽蚌埠高考状元进入清华核物理专业学习的时候，他感觉在课堂上学的东西就是一个笑话。“中国人都饿得东倒西歪了，你造核武器有什么意义呢？”老师在课堂上告诉他们，中国的核技术很落后，落后到“瞄准纽约的话多半可能打到英国去”的地步，要他们“好好学习以改变中国技术落后的局面”，张林就在座椅上冷笑。
张林对“美国要用原子弹侵略中国”的鬼话一点也不相信，因为他的外婆和外曾祖母原来都在安徽怀远的美国教堂中做事，给他讲过共产党怎么坏，美国人怎么帮助中国人的。
张林上大学的时候，正赶上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后期，他把全部精力都花在民主墙、校园选举、成立社团与图书馆上了。他阅读能找到的一切外国的有关军事、历史和哲学著作。虽然他最后因“不务正业”没获得本科文凭，却一点也不后悔。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同学90%都转行了，当年中共花上千万甚至上亿资金做的那些个实验，“在美国花几十美元就可以从大学里面复印出来”。
毕业后，在见识了中共国营工厂里的腐败与人浮于事之后，张林愤然从工厂辞职，他发誓正式与共产党决裂，不再去做什么“共产主义的螺丝钉”了。
“离开工厂以后，我就开始决意投身于民主运动，那时的理想就是从事专业的民主运动。不管生活多么苦难，只要能够活下去。我就想干这个民主运动。”张林说，他要试图走一种“民间的民主道路”。
他四处活动，把一群年轻人召集在一起，在各地成立沙龙、青年会、同乡会等组织。“我从那时候就开始慢慢地变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了，主要精力，也是唯一的兴趣就是推动中国民间的社团建设，所以我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86年夏天的时候他在广州流浪，一直找不到工作。一天他坐在深圳蛇口的海滩，望着对面的香港浮想联翩。彼时，罗大佑的那首著名的《东方之珠》还没有在大陆唱响，24岁的张林的心却已经变成了眼前的这条小河，向往着南方，也想“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他渴望有一份自由的职业，自由的生活，自由地探索真理，他渴望去实现人生的理想。张林那天做了一个决定——偷渡，游到香港去。
张林用一堆塑料瓶、一把橡皮筋和两双鞋带自制了一套救生装置，在一天晚上真的就下水了，他和那些在过去几十年来无数从这条河上逃离中共、逃到香港的大陆人一样，拼死也要奔向自由。他在深圳河里整整游了一夜，有一阵因为太困就浮在水上睡着了，却被一口水呛醒，差点淹死。顺利抵达香港后，碰到的人都劝他回去，他走投无路又被人送了回来，为此他在广州大尖山茶厂被劳教三月。在那里被棍棒和鞭子不断抽打着采茶的经历让张林从此以后一辈子不喝茶。
在广东劳教的三个月也是张林第一次真切地看到共产主义是怎么样奴役人的。他说，可能因为看的书太多了，他知道古人以及西方人是怎么生活的，他知道人生而自由，有自由迁徙的权利。而共产党的户籍制度却把那些只是去香港为自己或者老婆孩子谋生的人说成是“氓流”，抓起来当作奴隶劳动。
“所以在中国你看不到所谓的流浪者，也看不到乞丐，因为全部都被抓起来了，有多少就抓多少。”张林说。“它觉得你有劳动能力，就给你送到劳教队了；另外一些人呢，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给你送到民政局收容遣送站，各地都有劳动农场啊，逼你干几个月活，说是给你自己挣路费然后他再给你遣送回来。”
在被关押期间张林还组织一些人越狱，失败后被关禁闭室，又戴上手铐拖去参加反逃跑批斗大会；他在被转押安徽省青安收容站时，再一次越狱成功。1987年，张林想从厦门偷渡到台湾，吸取上次差点被淹死的教训，他准备了通气管和救生圈。但是当地的村民联防队抓住了背着全套设备正在侦查地形的张林，把他关进厦门公安收容站。在那里，张林绝食绝水5天后，再一次逃跑了。
在八九六四学潮之前，张林满世界各地到处串联、旅游。他去过香港，看见过被中共批判的资本主义的繁华；也去过西藏，感受过受中共迫害的高原藏人的淳朴善良；他还去海南和云南搞过地下民主运动。
1989年春天，他已经回到了北京，住在清华校园内。四月的一天，他正在和一个同学下围棋，只见一名老师拿着纸条找到他的同学，问：“你看见张林了吗？”同学愣了一下说：“这不就是张林吗？”张林应声回头一看，那个女老师竟然吓得哆哆嗦嗦地退到门口，转身就跑。
张林心想不好，赶紧回去拿行李逃跑。在黑暗的过道中被一同学拦住了，说“张林，坏了！你不能回去了，那个走廊里有几个人在那等着你呢……我已经在这里躲了一个多小时了，你赶紧跑吧！”
接过同学给了他二十块钱和朋友送过来的一包衣服，张林翻过一道墙，又穿过一个灯火通明的发电厂，逃进了圆明园，最后跑到火车站，登上了回安徽的列车。
又过了几天胡耀邦去世了。张林在安徽组织人写大字报，在几千人的集会上演讲。那段时间他完全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中，一天到晚不睡觉也不吃饭，每天就喝十几瓶五毛钱的汽水。
日后有一天在中共的法庭上，张林听到一段作为他的罪证的演讲录音，他听到自己对安徽人民呐喊着：“现在到了我们拔剑而起，挺身捍卫正义的时候了！再不能犹犹豫豫、坐以待毙，我们已经被压迫奴役了四十年，全蚌埠人民、全安徽人民、全中国人民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向中共讨还公道！”
听到自己当年那有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般的演讲，坐在法庭上的张林不禁泪流满面，浑身颤抖。后来当他费力地敲着键盘写到这里的时候，他仰天痛哭，妻子方草也陪着他哭，为他曾经的豪情壮志，为他悲惨可怜的中国同胞，为自己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命运，也为他为了理想而遭受的巨大苦难。
张林写道，已经一无所有的他，身上只剩下一样东西。“那就是我的灵魂，我激越的灵魂、我不屈不挠的灵魂，我骄傲自信的灵魂。苦难、囚禁没有摧毁她，病痛、流言恶语也没有摧残她。元气仍在，毫发无损、依然生气勃勃，和我十六岁的时候一样。”
* 恐怖的共产主义列车
张林是六四后第一批被捕的人。6月8日，在他被捕的当天，他正在起草一篇讨伐中共的檄文。当时，他身上只剩下两元钱，桌上放着还没来得及吃的一个馒头、一根黄瓜，这是他的午餐。
他的双手被手铐铐在背后送进了看守所。他感到前途凶险，生死莫测，就把当时闪现在脑海中的一首前人的诗写到牢房的墙上：“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共产党给了张林五个罪名， 致使他以为自己可能要被枪毙的。所以当有一天几个武警进来抓住他，把他五花大绑带走的时候，他以为最后的时刻到了。牢中的犯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因为按照狱中的惯例，武警进来抓人，就是拉人去枪毙的。
张林昂起头，任几个武警怎么压都压不下。他被押到一个训练场地。张林以前就知道共产党枪毙人都在什么操场上或者人烟稀少的地方。于是，他就更加不弯腰不低头，要留下一个“美好的英雄形象”，“让后人纪念”。不过，武警怎么光是在操场转圈走呢？等走到第三圈时，张林就知道这回不是枪毙他，而是在拍什么节目。果然他后来出狱后听朋友说，人们在中央电视台电看到一条新闻“安徽抓到一个重要的反革命分子张林”，在里面看到他仿佛要“慷慨就义”的镜头。
没想到的是，让张林以及家人都以为严重到要死的这第一次坐牢，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病，而以“保外就医”的名义侥幸结束了。张林得了一种末梢神经炎，每天都疼六个小时左右。到1991年法院判他的时候，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共产党怕他死在里面，就把他放了。3月2日，张林摇摇晃晃地走出监狱，被母亲和妹妹扶着回到了家。
出狱不久，张林写了一首诗：“茫茫征途上布满荆棘，我的双脚鲜血淋漓。喧嚣的歌声早已沉寂，我还在流着眼泪，吹着那支柳笛。”
因为张林反共的初心不改，出狱后他又开始从事民运活动，参与筹办“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1994年5月2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午刚宣布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下午中共就把张林抓了起来，这次是判三年劳教，期间他又几次绝食抗争，最长的一次长达两个月。刑满获释后，张林于1997年来过美国一次，但他又在第二年闯关回国为民众维权，回国的第二天就被中共抓捕，第三次地被劳教三年。
张林把共产党的劳教队比喻成一列共产主义列车，因为他有过一次差点在列车上被憋死的经历。有一次，他从安徽到北京的旅程上，因为车上人太多，他就钻到车座下面了。
“中国春运时的火车，你前后左右都是人，厕所里面也是人，座位地下都是人，我都要憋死了，我们在徐州车站就拨拉出一条路，钻出来下车了。而共产党的劳教队就是这样的一列共产主义列车，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一次就是三年，……一年365天都在这个拥挤的、恐怖的、邪恶的共产主义列车中，那里就是豺狼和牛马的世界。‘何时才能走下来？’，这个念头每天都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在劳教队中，人一进去就要蹲着，像一群癞蛤蟆一样蹲着报数、蹲着吃饭。
“它就想矮化你，把你当成一个动物来对待，通过这种姿态让你意识到你是一头牲口，而且是会蹲的牲口，一般的牲口还不会蹲，只有中国人会蹲……甚至蹲着还不行，得趴在地上。共产党的目的是打掉你做人的尊严，它从来没有把中国人当作人。”
张林永远也忘不了那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工厂，他们在那里做葬礼上烧掉的陪葬死人的葬花，那个像野兽一样凶恶的“麻蝼”队长，以及那几百个战战兢兢的劳教人员。张林的青春和生命也在那里陪葬了。
每天早晨，张林他们三百多个人先蹲在篮球场上，听到自己的名字就喊一声“到”，声音必须洪亮，否则要被打一顿。叠被子，翻来覆去地叠，叠得不像豆腐块也要挨打。早饭，半碗馊米粥，几根发臭的咸菜丝。然后就到那间地下室干活，那种有毒的令人恶心的廉价的胶水，人们用它把塑胶泡沫片黏起来，做成葬花。
所有犯人都受到队长的奴役。每个犯人都拼命地工作，有时候赶活儿都不能睡觉，半夜你的眼皮一合上就要挨打。上厕所、喝水都要请假或者用钱买“许可”。
“麻蝼”队长来了，就开始了每天最恐怖的一幕。一长串人又像蛤蟆一样蹲在那里，等待“麻蝼”队长殴打。只听得噗噗的响声，棍棍入肉。这令人恐怖的声音还伴随着人们的悲咽求饶：“求求您队长，求求您队长，我不敢慢了，我不敢再做次品了，我明天一定完成任务，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那声音听上去就像从地狱深处发出来的哀嚎。
张林说，劳教队的队长就像皇帝一样，把劳教队当作自己的王国。
“我说中国有5000万这样的儿皇帝，他们自我感觉就是皇帝，劳教队队长、派出所所长、车间主任、村长……都是儿皇帝。”张林说。“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就是要给你特权，把人性中的邪恶放大到无限。”
张林在这个劳教队每天都看到打人，它们选择一些弱者来打，打一些不干活的或者不能干活的人。“目的就是使其他人丧失反抗意志，丧失思考的能力，人在看着别人被打的时候就会忘掉自己的疲劳，他就会胆战心惊，就会想着怎么样避免挨打，这是人的本性，就是所谓杀鸡儆猴。”
共产党是个“野兽集团”
张林说，共产党它本身是一个“动物集团”，一个“野兽集团”，所以它们精通此道。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人是不会明白为什么共产党要平白无故地打人的，张林也不明白，后来他看出了门道。
他说，其实共产党一点管理都不懂，从中南海一直到军营、到最低层的劳教所，劳改队，管理方式一模一样，靠的就是“恐惧”，让人恐惧就是共产党的管理与治国之道。张林后来把这个恐怖奴役体制叫做“陀螺原理”。
“我在监狱里生活了16年，监狱里面每年要搞四个运动，每个运动三个月，这个运动的节奏规模，整个管理方式跟文化大革命一模一样。所以我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说。
“我小时候玩过那个陀螺，陀螺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点在地上转，然后上面大底下小，那个陀螺转动因为它就是一个支点，你必须要经常的抽打它，否则的话它就会歪倒。事实上中共的专制制度我就把它称为陀螺原理，它就是靠不停地抽打才能够生存，这个抽打实际上就是运动。”
张林还在南湖劳教所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有一部分人的一只耳朵都比另一只要小，他刚开始以为是什么病或者是少数民族。后来和周围人熟悉了之后一问才知道，那个耳朵都是用铺板打的。
中国的劳教队最早都是解放军建立的，管理方式也像军队一样要求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一般。张林认为这看起来荒谬的事情实际上就是中共统治人、奴役人的一种方式。70%的人叠不好被子就要被打，你要给它们送礼，如果不送礼，它们就往你要害部位上打。
他听那些犯人说，人的脑门正面很结实，打得邦邦响也不会造成多大的伤害，而后脑杓或者耳朵就很脆弱，能打得你昏昏沉沉的，打成脑水肿；有的人都能严重受伤，最后成疾、变成弱智。因为耳朵部位的血管很丰富、很敏感，打肿了以后会变大，实际就是血管破裂了，而消肿以后就萎缩，越来越小，因为供血不足。这就是为什么劳教队出现那么多“小耳朵”人的真实原因。
张林在安徽南湖劳教所亲眼见到一个被打死的人。那是一个叫李贵福的年轻人，是阜阳人，他天天被打。后来真的被打死了，劳教队装模作样地把已经凉透了的尸首抬到医院，说是“心肌梗塞”，最后像狗一样地被烧掉了。
在广东的劳教所里，有一次张林没有听到开工的口号，被几个人抓过来毒打，几乎被打死。四个人把他从楼梯上踢下去，然后就是对他拳打脚踢，后来又把他拉到厕所里，把他的头按到水里让他窒息。张林被打得后背的一块肌肉断裂，连续几个月腰疼不断，每月都要打十几针的止痛针，导致他后来后背无力，患上了颈椎病。
“他们想以毒打让我屈服，让我像牲口一样给他们干活。但是我的原则是：我是政治犯，我绝不屈服于共产党监狱的要求，为它们去创造财富，让它们有力量欺压别人。我从89年坐监狱就一直如此。”
后来监狱领导怕张林出狱后再回美国，就告诉手下不能把他打死打残。“如果我不是政治犯，不是良心犯，在那个劳教队要是不干活的话，我可以肯定会被他们活活打死，这种残酷是不可思议的。”
共产党告诉中国人“劳动可以改造人”，张林嗤之以鼻：“劳动怎么能改造人？这是赤裸裸的奴役口号！”他说，共产党的劳教、劳改制度只能把人变得更邪恶，更残忍。
“中国的罪犯首先是从6000所中共中央的党校培养出来的人，然后是解放军大学校培养出来的军人，然后就是劳改队、劳教队培养出来的穷凶极恶的罪犯。这三类罪犯都是中共所谓‘劳动教育’的结果。”
2005年，在六四时拒绝屠杀学生的前国家总理赵紫阳去世的时候，张林想去参加追悼会，遭中共当局拒绝，当他返回蚌埠后，立即被警方带走。共产党这次用了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又把他塞入大牢，在安徽省铜陵监狱一蹲五年。
2013年7月，张林坐完第四监狱之后，当年怀抱的小女儿安妮已经10岁了。张林想给她转学到合肥，和她的姐姐在一起，没成想又动了中共的邪恶神经。他们抓到正在给女儿维权的张林，给他扣上一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罪名，判刑三年半，仍然是铜陵监狱。
在张林最后一次走入监狱的时候，安妮已经逃到了美国。她继承了爸爸的聪明头脑，还弹得一手好钢琴。2016年12月的一个夜晚，13岁的中国少女张安妮身穿一袭紫色礼服，登上纽约卡耐基的Weill演奏大厅，参加了“全美天才儿童国际钢琴与提琴比赛”获胜者的音乐会。
赛前她对媒体说，她的理想是上普林斯顿大学，和爸爸一样读理工科。已经几年没有见过爸爸的安妮说，她最怀念儿时偎依在父母怀里的时候。演奏前，安妮静静地等了几秒钟，眼睛望着远方，在心里说：“爸爸，这只曲子是为您演奏的。”
当年父亲抱着她写出的那本书叫做《悲怆的灵魂》，2005年由博大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第一节中写着这样一首诗：“我是被扼着喉咙的歌手，我是被踩着脑袋的哲人”。
有读者说，“即使张林以前没有写过一个字，仅凭此书便足以使他堂而皇之地步入文学的最高殿堂”。2009年，在张林第四次蹲监狱的时候，他因为这本书获得了澳洲《自由圣火》网站的年度“自由文化奖”。
（《希望之声》“往日回首”节目组对此文章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杨亦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