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1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易如采访报导）继渤海钢铁和天津物产债务暴雷后，天津又一大型国企天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天房集团”）被爆出约2000亿的债务危机。天房集团为何走到这一步？这些巨大国企为何最终都会走到不得不倒的地步？熟悉天房运作的投行人士郑义（化名）向大纪元揭示了真实的内幕。
“天房集团暴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像渤海钢铁集团和物产集团这两个世界500强集团的暴雷，如出一辙。这3个集团融资规模加起来有7000亿左右，当年金融危机全国救市才4万亿。也就是说，这3个集团的暴雷最具代表性，也是一个缩影，其实，其它的国资系企业大多数也都暴雷了，只是没被公开。这是一个烂透了的腐败治理体系，中共已经走到头了。”郑义对大纪元说。
七、疯狂拿地
从2013年-2017年连续5年，天津地王全都来自于天房系。郑义表示，天房土地购置多次创单价新高，从103亿天拖地块、102亿大沽北路地块到单价地王育粮道和迎水道地块等，拿地已经疯狂到了极致。由于财务杠杆高而盈利能力差，导致流动性严重不足。
尤其在2017年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后，同年9月，天房以溢价率33.6%、总价值30.72亿拍下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北侧7000平的土地使用权（自持土地），直接导致现金流严重不足，随着融资能力下降出现违约。
为什么会疯狂拿地？郑义说，就是派系内斗、各自为政的诸侯制治理模式导致的结果，都想扩大自己的地盘，“像这些被摘的高额地块全部来自天房内部与樾梅江项目同一个派系，天房总部无法掌握和管控这些板块的资金实时动态和融资进展程度，因此当子公司没钱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和时间予以应付，甚至当子公司拍地的时候，天房集团总部都不知道，还是通过新闻才知道的。”
所以，“疯狂拿地问题影响到了天房的全局，绝对动摇了天房的根基，给了天房集团致命一击。”郑义说。
八、资本市场的直融成果起到反作用
郑义表示，2013年，天房集团在发改委发行了7亿的物联网企业债，2015年和2016年，在证券所分别发行了45亿PPN和127亿公司债，“这些发行都是以天房集团总部为主体的。但是天房集团总部本身属于投资管控公司，名下没有任何实体项目，总部自己没有需求，因此这些资金的使用必须要支付到各个子公司的实体项目或用于偿还以前的贷款，这样导致子公司都想分到一杯羹，多吃多占，先拿钱，后赖账，敢于大胆地买地等。”
另外，资金管理和经营管理也是完全脱节，“由于常年缺钱，经营与融资信息没法对称，再加上高层的经营决策从来不考虑资金状况，也没有任何可行性研究，都是拍脑门决策，导致融资极其被动。所以像天房这样的企业的融资策略只能是：永远不能停，来者不拒，保证信用，让资金方有利可图，四者缺一不可。”
九、政策干预——压死骆驼的最后稻草
郑义表示，以上八大因素都不至于让天房死透，“让天房集团彻底死透，是2016年政府连续出台的4个政策。”
首先，国资委下文要求七个董事会局级领导不能兼职担任下属公司职务，结果导致“子公司负责人权力增大；变相做大子公司，做空总部；加深了诸侯制的治理模式，整个天房集团成了各自为政的散沙，即使原本有一个子公司项目可以挽救天房集团，但这唯一的希望最后也破灭了。”
其次，国资委要求一把手领导不能直接管理人、财、物，这个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分派权力中，人和物的问题因专业性不那么强分出去好说，但财务的分配出现了问题。从2014年初开始，天房集团总会计师一直空缺，而是由管物业背景的外行人兼管财务，外行领导内行。”
再有，国资委出台“两降一去，即降融资成本、降融资规模、去杠杆”政策，直接导致“与资金方中途毁约，提前终止信贷合同或逼迫对方降利率；而融资新利率（不能超过6.5%）导致资金方因无利可图而退场或观望，致使现金流严重不足；而且以这样的方式节省的利息作为所谓的功绩，进行歌功颂德，也使其在金融市场的信誉受损。”
最后，外部监管政策的变化令市场资金供给减少，“上述3个政策已经造成现金流极度紧张，这时外部对房地产市场又进行调控，但内部政策却没有跟着调整，仍然执行着上述的3个荒唐政策；另外，在国家限购限贷政策进一步严格下，天房的高层认为之前拿地成本过高，如果执行限价销售政策会直接导致亏损，因此捂盘惜售，这样就彻底没有销售资金流入企业了；而当天房不再坚持6.5%利率成本时，已经是2017年第四季度，市场已经没有资金了。”
靠编造融资“题材”续命
郑义说，天津市政府、建委和国资委都知道天房缺钱，但从来没给过实质性的解决办法，都是靠企业自己续命，怎么续命？
“发动一切可用到的资源和力量全力融资，用空间换时间，甚至发动职工和社会群众集资，给予高额利息，利率最高时达到年化12.5%，金融市场融资成本甚至高达20%左右，融资是天房赖以生存的唯一血液。也就是说，一旦融资停了，天房必然出现债务危机。”
天房又是如何融资续命的？“就是编造题材，怎么编？比如天房的土地整理业务中，天房为什么不得不自己买自己整理出来的土地，因为有了收入才能有机会得到新的贷款，金融机构要测算偿债能力，所以不得不自己买自己的地，以此编出收入‘题材’获得贷款，实现资金周转。”“而且，也不得不把被迫买来的土地进行房地产二级开发，从而又可编出另一个融资题材使企业续命。”
又如，在市政的泰安道五大院项目中，由于天房本身没有钱，因此使用了市场上所有的融资方法，包括职工集资、保险债券计划、明股实债、融资租赁、REITs等超规模融资，来弥补其他项目中现金流不足问题。“也就是说，市政府一分钱没花，天房就来回编融资‘题材’从金融机构等渠道弄钱，这就是所谓的融资能力强，其实大家玩的都是空手套白狼。”
中共惯用甩锅治理体系已经走不下去
郑义表示，天房集团走到暴雷的今天，中共对其的解决办法仍然跟先前对渤海钢铁和天津物产的处理手法一样，“不作为或切割，找人顶雷，日后换招牌重启炉灶，把事情推得干干净净，换句话说，典型的赖账和耍流氓模式。”
自2018年8月以来，天房集团多名在任高管先后被捕，其中，董事会成员7人中，除1名外部董事外，4名被捕，1名被降职处理，1名被免职。
郑义说，天房中高层领导几乎是被团灭，“政府和上级部门找到替罪羊后，就彻底赖掉2000亿负债，（包括）40多亿的职工集资款、难以统计的集合信托、私募金、股权基金以及全国各地金融机构的资金，不仅老百姓的钱被惨痛的割韭菜，大量金融机构的信贷经理、行长、老总等人的职业生涯也都将会失去，甚至生活受到影响。”
郑义表示，如果不是资金链断裂，很多问题依然会被掩盖，“资金安全就成了所有问题的遮丑布。”当然，中共也试图依靠“混改”续命，郑义说，混改其实就是公私合营，“国企混改的路子是绝对走不通的，理由是这里有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全部阻力。比如，一旦混改，国企职工将面临下岗。再有，民营企业也没那么傻，也不会随意的让政府把自己套牢。”
郑义认为，制度的腐败不是只处理人或改变企业性质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就像在一个充满臭水的鱼缸里养金鱼，当鱼都死了就怪鱼身体不好、抵抗力不好，还教导其它的鱼不要死，然后换一波鱼，再死再换，水越来越臭。从来不考虑要换水或换鱼缸，也从来不愿意面对导致鱼死亡的原因，这就是这套治理体系走不下去的根本原因。”
资本市场上人们曾用选票否定中共的领导
郑义表示，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中共对企业的运作模式是注定走不通且是失败，这在天房集团的上市公司天房发展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否定加入中共的领导就表现出来了。
2017年1月，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一件令中共既恐慌又震怒的大事。1月7日，天房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天房发展（600322，SH）发布了“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该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3项议案中有一项议案因投票不足2/3被否决，这项议案是，在《公司章程》中加入有关党委党建的相关章节。
90%的股东不同意把党的领导加入公司章程中，当时轰动资本市场，郑义说，“在中共要求企业加入党领导后，天房发展作为上市公司是第一个在资本市场中表决该议案的，又是老牌直辖市国企背景，当时惊动了管意识形态的刘云山，中组部直接来人调查该事件。”
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天房发展的第一大股东天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5.11%，实际控制人是天津市国资委。
郑义表示，当时天房集团领导层内斗激烈、管理混乱，没把“在公司章程中要加入坚持党的领导”当回事，而事发后，“为推责任，内部从上到下补录像、补手续。”
中共为了挽回影响，“要求母公司去二级市场回购股票，关联公司增持股票，并增加影子股东形成一致行动人，”而对于持股多的企业，“单独登门拜求，软硬兼施进行说服，然后做市商出场给散户股民做工作，发动股民在下次投赞成票，当时市里讲没有十足的把握不准进行第二次投票。经过这轮作假及施压，这个议案才再次所谓通过，当年的7个董事也被秋后算账。”
郑义说，但这件事情的本身说明，老百姓根本不喜欢共产党，“至少在资本市场上，老百姓真拿选票投了，否决中共对企业的干预和领导，这也说明，如果中国将来走向民主，老百姓也绝不会把选票投给中共。”
郑义表示，当然在铁幕内有大部分人被中共洗脑，看不到事情的本由，“希望天房这个案例能让大家觉醒，中共极权体制模式是走不通的。而且，这个黑帮体制内的工作会使人进一步的堕落，无论你有多忠诚，多优秀，立过多大的功劳，你只是一颗子，随时有可能被抛弃，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站出来敢于发声，为民族、为百姓、为净化社会环境做点事情。”
郑义还表示，在整个中国，现在几乎所有房地产商和天房集团一样，都是以借新还旧维系着，“其实，民营小型房地产商早就在这一波浪潮中牺牲掉了，好一点的地产商负债率大多数都在90%以上，可以说，不能倒的也倒了。看看国企比重大的中国北方，特别是东北三省，大型国企几乎都倒掉了，民营经济更是举步维艰，政府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支撑，也就是说，从企业到地方到天朝，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再下一步，中共不倒也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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