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2月13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CATHY HE报导／原泉编译）多年来，中共政权一直能够依靠一个强大的集团在华府代表其利益：美国企业。
这是《颠倒的世界：美中世界领导权竞争》（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Americ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Leadership）一书的作者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的观点﹐他想结束这一切。
曾在里根政府担任贸易官员、现为华盛顿智库“经济战略研究所”总裁的普雷斯托维茨告诉《大纪元时报》，由于大企业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特大型角色，现在美中关系存在“疯狂的失衡”。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企业在政治和贸易谈判方面更能代表中国，而不是美国”。“这是一个我一直在努力解决的大问题。”
以苹果公司为例，该公司的大部分产品都在中国组装，并将中国视为其第二大消费市场。普雷斯托维茨认为，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对美国政治精英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他向政客提供巨额捐款，帮助他们赢得国会席位。他有大量的律师和游说者”，普雷斯托维茨说。“他在华盛顿是个很有权势的人。”
然而对北京，普雷斯托维茨说，这位首席执行官“跪了”﹐“他和其他人一样，受党的摆布”，他补充说，指的是中共。
当这些大公司负责人与官员和国会议员接触时，他们说自己代表了美国企业的利益﹐但普雷斯托维茨形容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他们不代表美国企业﹐他们代表的是中国。”他说。“蒂姆‧库克不怕乔‧拜登，但相信我，他怕习近平。”
助中共崛起
普雷斯托维茨在书中详细介绍了美国企业如何成为中国的支持者。自理查德‧尼克松总统（Richard Nixon）在上世纪70年代﹐为中美关系的开启铺平道路以来，美国与中共政权近40年的接触一直贯穿着这个模式。历届政府都鼓励美国对华贸易和投资，希望全球化能让这个共产国家变得更加民主。
1989年6月﹐发生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中共政权暴力镇压支持民主的学生，该政权面临着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孤立。然后，在事件发生一个月后，乔治‧H‧W‧布什 (George H.W.Bush) 总统向中共伸出了援手。布什派遣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秘密访问北京，向中共领导人传达信息，他将尽最大努力恢复两国关系，并阻止国会削减贸易的努力。他继续进行贸易的理由是：“由于人们有商业动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它极权制度，走向民主是不可阻挡的。”
中共还找到了克林顿总统这个合作伙伴，他是“建设性接触”的热心推动者，曾在2001年促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克林顿在2000年向美国公众兜售这项协议时说，此举意味着中共政权将“引进民主最珍视的价值之一——经济自由”，这将“对中国的人权和自由产生深远影响”。
显然，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
此后，中共扩大了针对宗教和少数民族的侵犯人权行为，并在大陆和香港各地扼杀批评者的声音，同时通过部署世界上最广泛的科技监控系统，加强了对中国公民的控制。
在一波波外国投资的推动下，该政权使用了大量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促进了国内工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摧毁了美国制造业。现在，它试图在高科技制造业方面引领世界，并将自己的技术专制模式打包出口到全球各地。
然而，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最终是如何被普雷斯托维茨所描述的、即通过贸易实现自由化的“海妖之歌”所诱惑的呢？
他在书中写道：“我认为，答案是，他们拚命想要相信（通过贸易实现自由化）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要掌管华盛顿事务的企业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商机，决心从中获利。其次，当时的权威学者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真的。”
作者接着说明了企业老板、华尔街银行家和变成华盛顿游说者的前官员﹐是如何急于在中国市场套现的。摩托罗拉前首席执行官高尔文（Robert Galvin）利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机会——当时孤立无援的中共急需外国支持者——谈判达成了一项有利的协议，将公司的工厂迁往中国。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前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和联邦快递（FedEx）的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都渴望从中国这块大蛋糕中分得一杯羹，他们也是国内政权的强大朋友。
史密斯“成了玩弄华府的高手，把前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安排在他的董事会中，像‘格林伯格’一样向所有有影响力的议员捐款，并为选举活动大笔捐款，”普雷斯托维茨写道。
20世纪90年代初，在华尔街，时任高盛投资银行高管的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率先提出了一项计划，帮助中国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SOE）整合成大公司并上市。中国国有企业在国内外交易所筹集了数千亿美元，为华尔街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净利润。保尔森后来成为乔治‧W‧布什总统时期的财政部长，现在是保尔森研究所（Paulson Institute）的负责人，该研究所在官网上说，其是一个智库，“致力于促进美中关系，为维护全球秩序服务”。
“保尔森作为一个自诩为中国专家的人，做了大量的写作和演讲”，普雷斯托维茨写道。“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或华尔街的其他任何人明白，他们不仅没有将该国私有化，反而加强了党的专制统治﹐及其把权力投射到中国境外的能力。”
苹果、联邦快递和保尔森没有立即回应此评论的请求。
追究企业的责任
作者建议加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使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和其它组织必须披露他们的联系。
“他们在为公众作证、演讲或写作时，都应该被要求充分披露他们的政治捐款和与中国的关系”，普雷斯托维茨写道。
回到苹果首席执行官的话题上，他强调，“公众必须知道，当库克谈到中国时，他是北京方面的人质，因为苹果在那里有大量的生产业务。”
苹果和其它西方公司向中共政权屈服的例子不胜枚举。在2019年香港民主抗议活动最激烈的时候，苹果从其App Store中删除了一款允许抗议者追踪警方活动的应用程序。此前一天，中国官方媒体斥责苹果公司批准这款“有毒”应用程序，帮助香港抗议者。删除后﹐苹果表示，该应用程序被下架是因为它对公共安全构成风险。
大约在那个时候，视频游戏公司动视暴雪（Activision Blizzard）也暂停了一名为香港抗议者发声的知名玩家。
除了提高透明度之外，普雷斯托维茨还希望某些大型跨国公司在联邦政府注册一份许可证，而不是在一个州（通常是特拉华州）注册。他说，这份联邦许可证将对企业制定更严格的标准，例如企业如何在政治上行事，以及如何在其它国家开展业务。
书中说，例如，美国可以惩罚那些帮助外国政府镇压其公民的公司，或者屈服于外国势力的要求，危害美国人的言论或宗教自由。
普雷斯托维茨说：“你可以利用许可证来真正约束公司，真正让首席执行官和最高管理人员承担责任。”
原文US Must End Corporate America’s Subservience to Beijing: Expert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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