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9月26日讯】9月中旬，又相继有7个省份公布了“新高考”改革方案，这轮高考改革始于2014年，目的是要改革“考试科目设置、考生录取机制，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自此，全国已有21个省份进行了“新高考”改革。
如何“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这是教育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很多专家将其归咎于高考中过早文理分科，导致学生人文素养低。目前的新高考改革，基本上都由纯粹的文理分科改成了3+3或者3+1+2模式，即除了语、数、外，其它科目6选3，或者2选1加上4选2。
中共宣称，新高考打破了文理分科。但很多人认为，还是没有跳出目前教育体制的总体框框。3+3多达20种组合，3+1+2也有12种组合，表面上看学生们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但是，学生和老师们却不买账，学生抱怨要面对更多的课程，老师们则抱怨增加了工作量。
很多学者指出，新高考这种选课考试方式，根本无法从实质上改变学生人文素质低的弊病。香港高中学生的“通识教育”，台湾高中生的“公民课程”都是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专门考试科目，而在中共教育体制下，大家也都清楚，“思想政治”课程中能够学到些什么。
还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高考改革应该从源头改起，改变目前的集中录取制度。在把高考的门槛降下来的同时，按照欧美的教育模式，实行考试、招生分离，将招生权力归还给高校。
但在中共治下，想要做到招生、考试分离，将招生和考试权力从中共手中拿走是不可能的。因为教育之于中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任务，教育做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培育基地，一直被其紧紧抓在自己手里，给学生灌输哪些内容、将哪些科目做为重点、如何培养中共需要的人，中共都需要在教育体系中体现其意志。
那么中国人天生就缺乏人文素养吗？事实并非如此。其实1949年之前，中国并不缺少人文精神，民国时期很多有名的综合大学中，人文学科方面都有相当建树，历史学、哲学、社会学都出现了一大批有相当影响和水准的学者，在世界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例如，清华大学1952年所谓院系调整前，曾拥有理、工、文、法、农五个学院，是文、理、工结合的一流综合性大学，具有浓厚的人文底蕴。上世纪初，在人文和科学方面，可谓群星璀璨，出现了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胡适、王国维、顾毓秀、闻一多、金岳霖、张奚若、梁思成、冯友兰、潘光旦、曹禺、钱钟书、熊庆来、华罗庚等一大批名家。
当时，清华各院系采用美国教育模式，不设专业，重视学生外语、基础理论和人文知识的学习，学生在一、二、三年级重在学习基础理论，四年级才着重学习专门知识。
而当年的所谓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被强制拆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都并入了北京大学，农学院并入北京农业大学。仅保留下了原来的工学院，与并入的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成立清华大学。
中共的院系调整，目的就在于将大学控制权收归中共手中，同时改造（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为（中共）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的政治目的和便于驾驭的组织功能”的行为，不但将中共建政前中国已发展成熟的大学教育体系破坏殆尽，而且通过取消教会大学、改造私立大学、取消哲学、社会学等人文院系等手段，将民国时期尊重思想和学术自由的教育系统，变为中共集权控制的教育模式。
中共灭掉了民国时期的人文学科，是因为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培养出的学生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具有自由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对中共政权会构成极大挑战，因此，中共借口院系调整，掌握了对高校的指挥权、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和对中国教育体系的控制权。
自此，中共对高校开始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不但高校的人事任命听中共的，还把党的各级组织也安排进了高校。同时，学校的招生人数、专业设置、学籍管理及课程设置等均被中共掌控。
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多年前曾表示，中国的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脱离是个“顽症”；有网友叹道：“文理分科，是近现代最大的民族之痛之一”，其实，这种状况，正是中共蓄意而为，目的就是把高校师生都培养成“听中共指挥，只重技术、无神无信仰”的工具。
当今的清华和北大只能成为出国留学生的摇篮，而鲜少能培养出民国时期的大家，大学里“教书育人”的本分如今只剩下“教书”，而理应教化道德文化的“育人”则被中共用“思想政治”教育所取代。
中国几代人由于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造成了道德的急速下滑，给中国当今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恶果。仅仅通过高考改革根本无法改变这些，因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共对教育领域的强权控制。
所以，摆脱中共的控制，掌握自身的命运，中国人才能迎来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