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12月17日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了，他本人的尸身被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骨灰被丢入大海，他的劣迹也正在被盖棺论定。但江泽民时代许多中国的经济、政治、道德、社会和国家的许许多多方面的问题，都还没有被清算和追究。尤其是，江泽民时代的中共政权，堪称中国历史上贪腐最严重、对人民的盘剥最苛刻的时代，其对中国的国民经济的伤害，被西方资本流入带来的“繁荣”所掩盖，所以不太为人知。但江泽民时代的经济究竟该如何梳理，江泽民导致的经济乱帐该如何清算，江泽民时代经济上的罪恶该怎么样追究，是当前和未来中国社会必须认真对待的要事。
江泽民作为中共党魁的时代，从1989年6月24日，他从六四天安门屠杀的血迹中走向中南海，到2002年11月15日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到2003年3月卸任中共国家主席，到2005年3月卸任实权掌控的中共军委主席一职，前后跨度凡16年。期间，他经历了两任国务院总理：李鹏（1993-1998）和朱镕基（1998-2003），连任三届共产党总书记，及留任四个任期的军委主席。
1947年江泽民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在上海海宁洋行（后改称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工作，在国民政府时代他隐瞒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公司就职。1952年，江泽民由汪道涵任命为中国肥皂公司的副厂长，参加了将其国有化改造的过程，这是他首次参与剥夺私人财产、将之转变为共产党政府控制的财产的行动，堪称江泽民经济罪恶第一桩。
1980年代，江泽民多次率中共政府的进出口管理、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代表团赴东南亚、香港、墨西哥、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考察，学习和了解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边境经济区的运作；他还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邀请，考察了12个国家的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1985年江泽民任中共上海市市长的时候，打破常规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上海城市发展将以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与扩大出口和加强科技为三大支柱。他的这一政策直接影响了约20年后江泽民-朱镕基时代的中国整体的经济策略。
1989年北京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被镇压之后，江泽民踏着学生和市民的鲜血，被中共元老们放在中共总书记的位置上。江泽民此时面临的，是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制裁、外国投资撤离、经济改革停滞，和混合所有制经济被打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随后的1991年间，前苏联发生八一九政变，苏联共产党政权解体，江泽民把苏联的失败归结于苏联将重心过于放置在政治改革而不是放在国民经济上。也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相信，必须用经济繁荣来保住中共的统治地位。随后中共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发展经济的策略，虽然具有繁荣国民经济的外表，其本质仍然是维护中共的统治地位。
但是，中共转变为用“发展经济”来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江泽民并不是始作俑者，他甚至并不非常乐意转为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心，而是专注于从政治和权术上加强共产党的统治。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促使各级政府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快经济改革与发展之中。当年的邓小平甚至不得不召开高级军事将领的会议，绕开当时的军委主席江泽民，并警告江泽民“谁不改革，谁就下台。”随后，江泽民和李鹏不得不公开支持一个没有任何党职和公职的平民——邓小平所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
1992年，因为实施了改革开放，中共不得不使用他们四十年前打翻在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挽救被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摧毁殆尽的中国经济。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预期的6%的速度，达到了12.8%，并且在其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模式，才挽救了中国经济不覆亡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所以，与其说是江泽民时代“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时代”，应该说是邓小平出于对共产党政权亡党亡国的恐惧、对饥民和无业游民可能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担忧，才以强力威胁的方式、促成了江泽民继续邓改革开放的经济路线。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第十四大的报告中，提出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共党内的指导地位、促成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应该是邓小平的“功劳”，是江泽民得到了顺手牵羊、将功劳据为己有的机会。
1997年，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强调要将中国国有企业重组为股份制公司，并重视资本和现代金融的市场手段。中国国有企业重组为股份制公司的改革，名义上是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挽救被共产党统治集团经营无方而濒临破产的国家资产，但在江泽民的共产党犯罪集团的手中，国企改制成了共产党权贵肆意假公济私、侵吞国家财富的盛宴。上千亿、万亿的国有资产，让中国普通百姓望洋兴叹，与平民百姓彻底无缘，中共权贵、各大红色家族、共产党高干，随意穿梭于共产党的委员会和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之间，随意变换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中国国有公司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以原始股、普通股、优先股、A股、B股、隐身股、代持股等等五花八门的方式成为中共八大家族和特权阶层官员及其裙带关系人的囊中之物。
中共大员及其裙带关系者，还通过权钱交易、幕后交易、内线交易，任意操控股市、债市、汇市和房市，攫取和明抢中国人民的财富。江泽民的所谓“重视资本和现代金融的市场手段”，是利用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工具，在没有监督、没有透明度、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让他们持有和偷窃的国有财产又在金融市场上成百倍的翻番。可怜的中国百姓不知自己的财富被以“国家”的名义掠走，又被以“改革”的名义被共产党高官贪污，又被以“市场”的名义被再次的掏尽荷包。中国的股市、债市、房市、汇市，每一个都浸透在权贵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血泊之中，都充满了平民百姓无处可申的冤屈。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经济，在共产党的大肆掠夺的背景下，江利用腐败治国，用“闷声发大财”来腐蚀人们的道德，用贪腐来驱动和左右共产党官吏，用中国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来为高层豪华奢侈的生活作为垫脚。江泽民提拔的官员，外界称之为“江泽民派系”，产生了众多巨贪官员，从周永康、郭伯雄、到徐才厚，都因贪腐问题落马，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中国的基尼指数，亦即衡量贫富差距、贫富悬殊的度量，在江泽民时代因为财富不均的加剧，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以致于中共政府后来根本就不再报导这个数据，成为国际笑料和丑闻。
江泽民-朱镕基时代的分税制改革，被称为是江朱时代的政府革新，解决了中央政府财政短缺的困境。但分税制改革的后遗症，却常常被人们忽略，其后续的恶劣影响，其实一直祸害全中国人民直到今天。
中共政府分税制改革，是在1992年着手设计、1993年准备并颁布、1994年实施的。这是对中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分配制度及税收结构，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调整。自1980年代末以来，中共的中央财政面临严重的入不敷出的情况，分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使得中共有足够的财力来巩固政权。但分税制改革之后，缓解了地方政府财政负担的问题，却催生了严重的土地财政，进而推高了土地、住房的价格。所以，这个所谓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是解开“中国土地财政增长之谜”的关键。2018年3月，中共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分税制改革成为历史。
中共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逐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放管理权，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了诸多财政管理权力。地方政府拥有了独立的预算制定权，并享有部分的财政自主性。地方财政每年仅向中央交纳定额的财政税收，许多地方采用减免企业税收的方式，截留资金、藏富于地方企业，但这造成了中央的财政陷入严重的危机，甚至出现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情况。1994年分税制改革推行后，中央财政收入实现了200%的空前增长。中央集权并聚敛财富，反而造成了地方政府捉襟见肘，随后的土地经济，政府卖地，造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畸形的发展，造成如今房地产市场巨大的泡沫。江泽民时代这个政策导致的土地经济和土地财政，把从中国人民手中掠夺走的土地资源，又无耻地“卖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今天国人背负的巨大的房贷包袱。
江泽民最大的罪恶，就是在1999年启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同一年，美中领导人加速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使中国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使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但成为世界工厂后的中国，在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的同时，产生了巨大的环境污染。这些污染导致中国的土壤、水域、空气的恶化，毒雾霾丛生，其最终清理的成本，还中国人民一个干净的世界，还需要很多的金钱和很长的时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美国达成中国入世的双边贸易协定，该项协定被认为是江泽民“大国战略”的成功。但江泽民和朱镕基在决定推动加入世贸组织之初，就认定并实施了一个欺骗世界的阴谋。江泽民政府答应了美国一系列的条件，做出了一系列的承诺，骗取美国和西方的信任，混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年后，美国和世界都发现并认识到，世界被中共欺骗了！中共做出的十几项承诺，完全都没有兑现。美中贸易战由此开启，而贸易战的后果、美中经济脱钩、产业链转移，这些后患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后果，到今天还没有偿还完毕，还在进行之中。
如果中国经济因此倒退20年，回到2000年前后的状况，中国人民需要认识到，这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江泽民欺骗世界的恶果。中国社会虽然从加入世贸组织中获得大量的利益，中国人民和社会却从此背负上了“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中华人民欺骗共和国）的骂名，永远地损害了中国人民在国际上的声誉。中共加入世贸组织，没有对世界经济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有所助益，反而破坏了世贸组织的许多规矩，中共成为世贸组织的捣乱者、国际经济秩序的破坏者。
江泽民朱镕基对国企进行改革，主要手段是减员、股份化、拍卖和破产关闭。在这个过程中，几千万国企员工顿时失业，并失去了他们本该有的基本社会保障。江泽民对此负有不可逃脱的重大责任。这些下岗工人的困难，如东北老工业区的工人们的痛苦，都与江泽民的政策有关。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叫嚣和鼓噪之中，在权贵的欢宴之中，中国经济没有真正走向自由的市场经济，反而被带入了裙带资本主义经济的泥潭。
按照中国一个著名企业家的说法，中国财富的增长，不是从1978年开始的，也不是从邓小平南巡开始的，而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始的。经过15年漫长的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名成员。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享有世贸组织所有成员在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方面的优惠。中国社会在其后十几年创造的财富，是前五十年的7.8倍。但如果到2021年来看，二十多年来，中国财富的增长至少是15倍！但是，增加的财富去哪里了？中国普通工薪阶层的人们，他们的收入，从2000年到今天，收入增长有1500%吗？如果没有，那些创造出来的财富的绝大部分，究竟去哪里了呢？
中共自十八大以来，处分的党员数字是408万人，其中官员为140万人，省部级高官就有500人。其公开报导中的贪腐数量之大，古今中外罕见。中国人都知道被抓的人多多少少都与一个人有关——江泽民，他被称为腐败总教练。江泽民治下，出现了无官不贪，到了不贪就干不下去的地步。江泽民在仅仅十六年间，上下其手，让中国社会贪腐遍地，道德沦丧，阴阳颠倒，是非颠倒，文明荡然无存。
江泽民政府在迫害法轮功、迫害中国人民的同时，不断加强对互联网的监控和严苛的管理，投入巨额资金建立世界上最巨大的防火墙——防火长城，屏蔽掉国际上大批的网站，切断了中国人民跟世界的联系。中共防火墙带来的伤害，对中国的经济、学术、科研、文化、国际交流，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江泽民最大的罪恶，如上所述，是在1999年启动了对中国传统的佛法修炼的正法门——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为了实施这一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对一亿中国民众、对正法修炼人的迫害，江泽民不得不启动天量的经费，用金钱来驱动各级官员来昧着良心，来殴打、杀伤、杀死手无寸铁的平民。中共的维稳的费用，在江泽民时代超过中国的军费，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奇观。中共国没有道德、没有合法性的基础，其治下普通民众对统治集团的“威胁”，居然大于中国的外部敌人的威胁！
中共政权自江泽民时代倒行逆施，维稳和镇压的费用逐年升高，以致于超过军费，这一趋势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反抗，要求“共产党下台”、“打倒共产党”的呼声的渐起，让中国的国家财政负担日益沉重。从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到如今的习近平时代，中国各级政府因维稳而导致的财政状况的恶化，每况愈下，愈演愈烈。
笔者非常尊重、曾经多次受教的一位前辈学者、台大经济系的张清溪教授，2003年在海外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的罪名控告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时候，曾经表示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江动用了四分之一的中国的国家财政资源。江泽民政府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实行的“三光政策”，亦即“名誉上斗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就包括了江泽民经济上的犯罪——用经济手段来摧残无辜的百姓。江泽民剥夺了上亿中国法轮功学员的经济权利、个人财富和就业机会，其所涉及的金额的总额，在上百万亿人民币以上。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使得这场迫害登峰造极，成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成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更令人发指的是，迫害和活摘器官，成了中共政权赚钱的工具。世界还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活活杀死、被活摘器官、被摘取器官后为中共的医院、武警、镇压机器在赚钱。从中国器官移植每年上万、几十万的数量来看，可能有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致死。活摘器官的罪恶还延伸到法轮功群体之外，比如，最近据报导郑州的医院赚钱赚疯了，要建大型器官移植大楼。各种器官明码标价，“某医院一天营业额6000万”，“医院里面搞的像KTV包间一样”，“肝脏26万、肾脏23万、小肠多少多少”。中共的器官移植产业，在金钱驱动下，中国大地四处失踪年轻人，活摘器官蔓延盛行。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人间地狱。
中共活摘器官产业链的盈利是多少？上百万修炼人的生命价值是多少？这些天文数字体现的江泽民的经济罪恶，将会震惊全世界。江泽民时代经济上的罪恶，从1952年到2022年，凡七十年间的罪恶行径种种，必须被未来的中国政府和世界人民，进行彻底的发掘和追究。
（作者为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暨约翰奥林棕榈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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