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2月11日讯】（大纪元专栏作家Wesley J. Smith撰文／刘文鉴编译）悲哉，科学权威。他们正紧握双手、咬牙切齿，因为芝加哥大学一个极具声望的民意调查发现，仅有48%的公众 “对科学界充满信心”。不出所料，这种不信任在整个社会并不均衡。根据该民意调查，64%的民主党人表示信任科学界，相比之下，信任科学界的共和党人只有 34%。
至少可以说，这种党派分歧于社会不利。但这种分歧不是科学家们呼吁“信任我们”就可以消除或解决的，不会。要解决一个问题，首先必需准确地找到它的原因，以便可以制定并采用补救措施。但科学权威们拒绝进行这种冷静的反省，相反，他们抱怨，“人们相信脊髓灰质炎疫苗，为什么他们现在不相信我们？”
让我来数数原因。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科学机构们没有把“科学”当作一个政治大棒来促使文化的改变，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者们——乔纳斯·索尔克 （Jonas Salk）和阿尔伯特·布鲁斯·萨宾 （Albert Bruce Sabin）以及他们的共同研究者，没有利用他们的成就将一个令人窒息的“科学共识”强加给不允许有异议的社会，相反，他们只专注于预防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政治和文化议程与他们拯救生命的工作无关，以至于即使出现了异乎寻常和致命的错误也没有削弱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将根除脊髓灰质炎的纯科学方法与当今政治活动家们对待科学的方法进行对比，是的，客观的实验室科学家应该还是会被信任的，但是科学与医疗部门的许多领导者滥用他们的权力，明显地让政策迎合意识形态，使科学的基本工作越来越多地遭到了破坏。不仅如此，那些在诸如COVID-19、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不遵从政党路线的人，其职业生涯面临可能被毁掉的危险。
2020年，理论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Lawrence Krauss）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专栏文章，谴责政治对实证科学的污染。文章写道：“因为意识形态的侵蚀败坏科学机构，有人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更多的科学家不捍卫实证科学免受这种入侵。答案是许多学者害怕了，并有充分的理由，他们不愿与科学领导团队持不同意见，他们看到了这样做的科学家都发生了什么（遭遇）。”
在COVID-19疫情期间，这种行为也有出现。我们都见证了对有关如何最好地抗击这场疫情的“非正统”科学观点的扼杀，例如将签署了《大巴灵顿宣言》的那些著名科学家诋毁为“边缘人”。更有甚者，一再专制性地将科学权威、自由派政治家、主流媒体和科技巨头搞出来的具有争议的政策，如封锁、打疫苗和戴口罩强行说成是所谓的“科学共识”，这种灌输已被保守的大众消化得如此彻底，不需在此重复。
鲜为人知但一样令人憎恶的是，时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博士，以及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扼杀了有关 COVID-19 疫情起源的自由讨论，相关内情最近被披露出来。在福克斯新闻报导的一则有着大量电子邮件证据为支持的爆炸性新闻中，一些著名科学家在疫情流行一开始就担心SARS-CoV-2（中共病毒学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设计的，也是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传出来的。柯林斯和福奇似乎很快就中止了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自由调查。
那则新闻说：“福奇匆忙地组织了一次与全球数十名病毒学家的电话会议，‘特别报导’获得的会议记录揭示，由于担心公众会对中共政府可能参与（病毒研究）的消息做出何等反应，实验室（病毒）泄漏理论这样的怀疑被压了下来。”
而且：“会议中，时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提出了‘科学与国际和谐’可能会受损害，对中共参与（病毒研究）的指责可能会分散顶尖研究人员注意力的担忧。”
至少可以说，“科学” 是不应该这样运作的。更糟的是，出于保护科学声誉的非科学目的，决定疫情流行原因的答案在调查之前就开始了，而且确保“国际和谐”在今天出现，就像是在故意掩盖国立卫生研究院参与了武汉实验室（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资助，避免一场可能令人尴尬的曝光。怪不得福奇在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对此事提出质疑时如此暴躁。
两党对科学可信度的差距不仅仅只是针对 COVID。保守派人士已经注意到，气候科学家企图夺取权力，部署类似于疫情期间强行实施过的专制政策以对抗全球变暖，例如，在颇具影响力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的一项提案，敦促强制实行“个人碳排放配额”。此举将会限制我们对汽油的购买以及对肉类等不受欢迎食物的食用。这些限制将会通过部署能够跟踪个人碳排放的高级计算机技术，类似于那些用于中共专制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技术来实施。与此同时，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政治学杂志《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极权气候管理体系”强行实施反全球变暖政策，如征收碳税，这是气候变暖倡导者们一直无法通过民主手段立法的事情。
除了这些令人不安的长篇大论之外，还有无处不在的进步派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医学和生物伦理学期刊中受到推崇，例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EJM）和《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了多篇文章，呼吁在医学实践中强行实施批判性种族理论那样的政策。美国某些州和地方公共卫生部门也是如此。《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医学伦理学期刊》（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上的其它文章提倡强迫医生履行合法但具争议的干预，比如堕胎和变性人手术。
鉴于这些和许多其它可以列出的意识形态上扭曲了的“科学”的例子，科学界不被大多数保守派人士信任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者们从未参与过这些事情。
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当代社会需要值得信赖的专业知识来源，但信任“专家”已不再是必然的了，我们需要一个弥合政治分歧的科学界，但是重建这种信任基础设施将要求科学界避开意识形态、客观地追求真理，而不考虑偏好的文化优先权或想要的党派结果。
作者简介：
韦斯利·J·史密斯（Wesley J. Smith）是 人性化播客（Humanize Podcast）（Humanize.today）的主持人、探索研究所人类例外主义中心（Discovery Institute’s Center on Human Exceptionalism）主席和患者权利委员会（Patients Rights Council）顾问。 他的最新著作是《死亡文化：‘伤害’医学的时代》（Culture of Death: The Age of ‘Do Harm’ Medicine）。
原文：Ideological Scientists Created the Science Credibility Gap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