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6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宁海钟、骆亚报导）4月以来，河南多家村镇银行的存款被冻结，无法提供取款服务。一些储户希望前往省会郑州维权，结果健康码无端被标红。在新闻审查严厉的中国大陆，此次事件罕见没有被封杀，官媒反而热炒事件，批评地方当局，这在外界看来不寻常。
河南“维权储户被红码”罕见被热炒 官媒批地方胡来
在中国，村镇银行就是往昔农村信用社的前身，很多已成为特定个人和利益集团的提款机，以致近期河南省爆发村镇银行坑杀储户的诈骗案。涉及金额达397亿元人民币，有四十万储户的存款取不出来。民众赶往省会郑州维权，但他们的核酸检测明明是阴性，健康码却突然变成有风险的“红码”。
大纪元15日查询发现，作为历来敏感的事关维权和官方维稳的事件，这次罕有在大陆网络上公开讨论，不过也只是在当局允许的言论范畴，归罪于地方。其中一些文章被封杀。
一篇题为“犯我者虽远必‘朱’：多名维权储户被红码”的文章，连日来在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媒体广为流传，引起很多网友愤怒批评。一些网民指责当局将健康码变成21世纪的“良民证”。这篇来自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发于6月13日的文章，如今已被“404”。
但6月14日，官方媒体陆续介入批评地方当局。
《环球时报》评论员胡锡进6月14日发文称，各地的健康码应只应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地方政府用于与防疫无关的其它社会治理目标”。
中共《人民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发表评论文章《给维权储户‘精准’赋红码，这种‘机灵’抖不得！》指出，这种明显有违常识、法治、公理的操作，怎么能堂而皇之施行！
央广网称，健康码基于疫情防控所需，不能失常，更不准越界。“绝不可任性赋码”。
官方刊物《半月谈》官网也称：河南这一事件所暴露出的“权力任性”的危险倾向，“健康码绝不能成为任何人、任何地方压制社会矛盾的手段”。
目前矛头都指向地方，但相关维权人士受访说官方相互踢皮球，没有明确解决方案。
参与维权的林女士6月14日对大纪元表示，当局用健康码监控储户行踪，造成民众恐慌。事情还没有任何进展，当局不给明确回复，也不给公告。“这个事情在微博上，热搜已经上了五六次了，每次一上热搜就被撤了，话题就被删除了。”
不过她说：“赋红码这事也上热搜，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第一财经日报》、中新经纬、《北京商报》、财联社等官媒也纷纷跟进报导事件。《北京商报》称，14日下午，已有部分储户健康码变回绿码，但也有储户健康码状态尚未恢复。
官媒为何罕见不封杀事件 公开批地方？
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6月15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官媒公开批河南的做法，是帮中央把责任往下推，好像地方做事不力，或者只是地方政府出的问题，这是转移视线。
“正常来讲，中共大多是灭火的。但这次给讨论，主要是（因为）搞疫情清零，民怨很大，它要有民怨的出气口，等于把民怨下推。（中共）最高层的愚蠢决定到最后要以地方做事不力来承担责任，有这种可能。”
李元华说，官媒误导大家，中央是对的，是下边胡作非为造成的事件。这跟上海封城造成次生灾难，当局受到谴责时一样的处理手法。
“明明是中央的决定，最后推到居委会去了，好像居委会滥用权力，但居委会的权力是政府层层赋予的。健康码也一样，如果你知道它有风险的话，就不应该让这种系统存在。打着维护健康的旗号，实质上是限制人权。”
大陆宪政学者陈永苗6月15日对大纪元表示，当局现在不是放开讨论，像唐山黑社会打人这个事情，也是上面有信号，下面才敢出来处理。
“上面有个政治信号，就有很多人出来搞，说明积压的问题太多了。整个社会就像高压锅一样。那它找到了一个泄气口，或者是像洪水，有很多的堤坝，它找到一个破口，洪水就会冲出来。
“像高压锅一样，也要有泄气口的，不然高压锅就要爆炸。”
对于这次官媒表态，网络没有完全封杀讨论，大陆维权律师卢廷阁6月15日对大纪元表示，主要是引起普遍的公愤，“这和唐山打人事件本质上是一样。黑恶势力多年不衰，实际上各地都有，只是这次有关键的证据、完整的视频披露到网上，没法盖住，导致全民公愤。”
另一方面，他认为北京中央和地方之间、包括中央内部的管理思路，应该是很乱，或者是矛盾的，导致现在这种局面。
维权律师早已成健康码维稳的受害者
中共防疫技术沦为“维稳”工具，早前就倍受质疑。在中共采取“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下，当局以防疫为由，在各地用健康码追踪定位公民的所在，并强制禁足控制民众，严重限缩公民权利并侵犯隐私。除了健康码，中共还制造了成千上万的“时空伴随者”。
所谓“时空伴随者”是被当局透过手机定位，以在一个时间段、一个地理范围内手机信号与确诊者有交集为由，被当局列为可疑接触者。
去年11月6日，维权律师谢阳原本由长沙到上海探望公民记者张展的母亲，但5日负责管控谢阳的长沙国保要求他取消行程，遭到他的拒绝。6日凌晨5点半，当谢阳赶到黄花机场，健康码变成了红码，并将他标记为“时空伴随者”。
谢阳律师当时对大纪元表示，“14天之内我没有去过任何地方，没去过中高风险地区，这是国保一个赤裸裸的人身迫害。”他说，中共利用疫情控制异见人士，它只要在健康码上做一点手脚，就可以控制一个人，一个谎言可以控制一座城。
王宇等大陆多名维权律师，都曾遭遇无端被成为“时空伴随者”，倍受困扰。
是地方滥用 还是中共制度设计？
据陆媒财联社报导，河南郑州市12345工作人员6月14日下午表示，相关人员（维权储户）被赋予红码一事已上报当地的疫情防控部门，正在调查具体是哪个单位或部门赋予的“红码”。郑州市卫健委相关人士则表示，不是该部门赋予相关人员的“红码”，具体可咨询当地疫情指挥部的咨询热线。不过，当地相关疫情指挥部门却表示，目前并未接到相关人员被赋“红码”的情况。
6月15日，大纪元记者就事件向郑州卫健委查询，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记录上报了，请耐心等待、关注。并说稍后有官宣。
维权律师卢廷阁对大纪元表示，健康码由绿码变红码，要政府部门才能做到，所以完全是政府行为，也一种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卢律师说，目前疫情期间，像这种公权力滥用的现象，在大陆非常普遍，但是得不到监督和追究。
“你看国务院要求的什么‘九不准’，它（地方）根本都不当回事儿，还继续实施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你向政府反映（说）政府有问题，就是让它自己解决它自己的问题，或者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纠正自己，这很显然是个死循环。”
他批评当局已经严重地滥用了防疫，防疫政策已经异化变成限制人身自由的这种工具。“它就是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卢廷阁说，“现在这种滥用防疫技术导致的恐怖气氛，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状态。一些律师，比方举报或控告地方政府违法，地方政府就可能要收拾你。现在很可怕。”
李元华则表示，健康码变红，涉及人为的操作，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它就做不了这种坏事情。中共以健康安全为旗号限制人身自由，利用这套系统整治人民，从另一角度说明这套系统存在的荒谬性。
他说，大数据本身就是用来监控老百姓的，包括人脸识别，健康码这套东西的存在本身就值得质疑。
大陆宪政学者陈永苗对大纪元表示，现在中国大陆就像进入一种军事状态，一个战争状态。“所以它就不讲法律，很多事情都是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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