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6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梁耀采访报导）加拿大一位前资深政府官员6月3日在渥太华大学中国人权论坛上，讲述了自己从40年中国的老朋友，到认清中共本质，并公开谴责中共的心路历程。
玛格丽特·麦奎格-约翰斯顿（Margaret McCuaig-Johnston）从1991年到2009年在加拿大联邦政府担任高级管理职位。她曾任加拿大自然资源部能源技术和项目部助理副部长，并被任命为财政部副部长级主管，制造和加工技术总监，并在加拿大工业部担任主管——国家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助理秘书。她还曾是工业、科技部的科学战略主任和枢密院办公室的高级顾问。在安大略省政府，玛格丽特在联邦与省级关系、电信和消费者／企业事务方面担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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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目前是中国问题专家、渥太华大学公共国际事务高级研究员。这位与中国有四十多年友谊的资深前政府官员，从六四时期就支持中国民主运动，自1979年作为政府官员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她参与多个项目帮助中国发展科技能力，并担任了两年的加中友好协会副会长。但几十年来，她不断看到中共反人类的真实事件，尤其是在中共国安肆意绑架、关押无辜的加拿大人后，她决定站出来，公开谴责中共。
六四前奏——西单民主墙运动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玛格丽特开始关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始于西单民主墙运动。
1979年3月25日，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出现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作者是时年28岁的北京动物园电工魏京生。
她说，自己关注中国的民主运动就始于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1978年12月，魏京生在西单街石墙上贴了一篇文章，呼吁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以回应关于“四个现代化（农业、国防、工业和科技）”的官方文章。
玛格丽说：“很快，工人、学生和其它团体写的大字报也加到魏京生的文章上。人们每天都聚集在一堵长长的墙边，阅读贴上来的新海报，大家谈论民主和政府对这些提议的反应。”
当时，《环球邮报》记者约翰·弗雷泽（John Fraser）就此写的一篇发表在头版的文章非常吸引人，玛格丽特决定和她的丈夫去中国，亲眼看看这堵墙。他们在访问之前学习了一些普通话。到了北京后，他们在民主墙附近与学生和工人交谈。中国民主运动的消息在世界各地传播，许多人赶来亲眼目睹民主墙。
他们还在北京遇到了弗雷泽，“当时，他忧心忡忡，因为魏京生和其他的运动领导人被拘留，魏京生最终在监狱服刑18年，最后在卡特总统的干预下，被流放到美国。”
第一次对中国的长期访问促使玛格丽塔学习了更多普通话，并攻读了以中国为研究目标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玛格丽特说，民主墙的最终关闭和对其组织者的监禁，只是中共对1989年6月民主抗议反应的前奏。
六四后在渥太华的见闻
玛格丽特表示，33年前的六月，多达10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还有数百万人参与了全国400个城市的抗议活动，呼吁民主，开始时领导层允许甚至鼓励这一运动。周五（2日）和周六（3日）中共派出的坦克让许多西方人感到震惊。可悲的是，很多人在北京街头被杀，“那天晚上，他们死在了广场上。”
她回忆说，当时，在渥太华的中国学生聚集在中国大使馆前，支持学生的运动持续了数周。人们被北京传来的消息彻底击垮了。周日（6月4日），国会山上，民运支持者举行了抗议和守夜活动。
“我戴着一朵由中国学生制作的守夜的白纸花。”
玛格丽特说，当时，抗议者把清晰印有“坦克人”图片的T恤分发给大家。她在周一早上打电话给渥太华大学国际办公室说：“如果有学生觉得他们不能安全返回中国，他们可以和我的家人住在一起，直到他们找到落脚之地。”
一位来自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学客座教授侯教授和玛格丽特的家人住了一年半，之后，玛格丽特设法把侯教授的儿子也带出了中国。这位侯教授认为：“没有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有经济改革。”
玛格丽特说，当年，侯教授每天都被跟踪。有一次，当他走另一条路回家时，一个中国学生走过来问他，“要去哪里，为什么要朝着不同的方向走，他在做什么。”
玛格丽特说：“不幸的是侯教授2004年去世了。”
她告诉大纪元，随着信任的加深，侯教授渐渐地讲述了自己在文革时的遭遇。侯教授也曾经是文化大革命的数百万受害者之一。在玛格丽特家借住时，侯教授说自己在文革期间曾在南京大学楼梯下的壁橱里住了一年多，那时他就被人监视了。从侯教授嘴里，玛格丽特了解了文革。
在玛格丽特看来，中共的这些镇压和监视工具从未停止过。事实上，已经扩展到加拿大等其它国家，在这些国家，华人在六四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在抗争，在西方，天安门被视为可怕的噩梦……
加中人权对话以失败告终
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在任时想增强与中国的贸易。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人权和贸易不应混为一谈。2000年2月，由500名企业家和官员组成的加拿大代表团访华。克雷蒂安说，这个贸易代表团不会参与讨论人权的论坛。
玛格丽特回忆说，为了回应克雷蒂安的热情，当时中国总理朱镕基称加拿大“是中国在全世界最好的朋友”。之后，双边发起了人权对话。加拿大政府参与和资助了中国的法律项目。人权对话持续了九年，但都是闭门进行的。最终对话被终止了。
保罗·马丁（Paul Martin）总理上任大约两年左右时间，他与清华大学学生讨论人权问题，并直接与中共领导层讨论了经济改革必须与尊重人权相结合。在他的监督下，司法部和大学也采取了一些举措。
斯蒂芬·哈珀（Steven Harper）总理和他的许多部长、工作人员非常激烈地反对和批评中共。最终，由40名加中人士组成的小组在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所会面，为哈珀政府与中国的关系重建制定了方案。这一转变背后的关键人物是当时的贸易部长戴维·艾默生（David Emerson），艾默生拒绝了哈珀让其担任驻华大使的邀请，却成为了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玛格丽特2012年离开政府后，被邀请加入加拿大委员会，最近，她加入了加拿大人权观察委员会。2014年加拿大公民高凯文和朱莉夫妇（Kevin and Julie Garratt）被中共当局拘留。玛格丽特游说部长办公室的政府官员，要求释放二人，当时高凯文被捕已经两年多了。
“他们和两个迈克尔的案子一样，是中国（中共）试图向加拿大政府施压，要求其不要将中国公民引渡到美国受审。”当时，高凯文夫妇是以间谍罪被指控的。
特鲁多访华提人权被拒
特鲁多政府上台后，鉴于他早期的一些很有希望取得进展的人权倡议，2016年，玛格丽特在柏林人权观察峰会上发言中，谈到了加拿大对中国和中国人权的政策。
但是令玛格丽特失望的是，2016年特鲁多20天的访华之旅就像是一场“爱情盛宴”，她说：“他宣布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探索性谈判，他在中国的成名是由于他父亲老特鲁多的（政治）遗产。特鲁多小时候曾参加他父亲的正式访华，这次小特鲁多也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旅行。”
玛格丽特说，特鲁多这次旅行有两个成就。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是中共方面制造的。一是暂时解除了中国几个月前对加拿大油菜籽实施的禁令，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加拿大产品有问题。另一个是完全无辜的高凯文夫妇回家。高凯文和他的妻子在老虎椅上被严厉审讯了六个月，最终，凯文受到了闪电般的审判，被判有罪并被送回家。
玛格丽特说：“加拿大政府大张旗鼓地宣布了这两项胜利。相反，我认为他们都是令人愤怒的结局。凯文的故事更过分，他们（中共官员）知道加拿大领导人重视加国公民的生命，但他们并不重视。”
特鲁多2017年的第二次访华并不顺利，当时特鲁多宣布，加拿大希望开始真正的贸易谈判，但他希望劳工权利、环境标准和性别问题成为谈判的一部分。在向习近平坦白他需要解决人权问题时，特鲁多立即被无视。
中共的人质外交和肆意拘押
在此期间，大部分政府职业生涯都在与科技政策和计划以及资金打交道的玛格丽特看到了更多中共在人权方面的问题。
“这包括中国科技公司合资企业的问题。我还看到数百名人权活动家和律师被拘留，100万维吾尔族人、180万维族和藏族儿童被监禁，南海岛屿军事化，中国（中共）对不丹和印度等邻国边境的侵略，以及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中国在北极的计划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习近平指示官员进入国际组织的高层，以确保台湾等中共视为优先的事项得到保护……还有许多其它类似的中国政策。”
40年的“老朋友”公开发声谴责中共
2018年，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被捕，9天后，12月10日，加拿大前外交官迈克尔·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商人迈克尔·斯帕布（Michael Spavor）在中国相继被绑架，加拿大、美国都谴责此事件为任意拘留外国公民当成外交谈判筹码，是中共进行的人质外交。
当两个迈克尔被绑架时，玛格丽特正在上海，她发现，放在酒店房间里锁着的行李箱被人搜查了。她向一位中国高官提到了迈克尔被拘留的事。他说：“哦，是的，中国有一份100名加拿大人的名单，我们可以随时提审这些人。”
玛格丽特回加后，另外两位加拿大人也提到了这份名单，其中一个人说，玛格丽特本人可能会因为在合资企业方面的工作而上黑名单。
她告诉大纪元，自1979年作为政府官员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她帮助中国发展科技能力，并担任了两年的加中友好协会副会长。但是与中国40年的友谊，随着中共国安绑架无辜的加拿大人而告终。
玛格丽特决定公开对中共肆意羁押的问题发表意见，并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玛格丽特表示，自己一直发誓，永远不会成为那些从政府退休后，在（中共）自动取款机（ATM）取钱的一员。她还在《环球邮报》上发表专栏文章，发表对中共肆意拘押的看法。
之后，玛格丽特还发现更多值得关注的中国人权问题，“特别是中国技术发展领域。例如，中国监控技术公司存在巨大人权问题，这些公司被用来对付新疆人、藏人和用于一般的民众控制。中国已进入国际标准组织的高级技术行列，以确保这些技术可以在国际上销售。”
“中国的华大基因（BGI）正在收集加拿大人的基因数据，并将其发送到中国，存储在中国庞大的数据库中。”
她对最近加拿大政府禁止华为感到非常满意，但也担心这一改变拖延的时间过长。
“这是我过去三年一直呼吁的，但我担心TELUS过去两年一直在安装华为5G硬件和软件，并且距离从TELUS系统中完全移除华为产品的最后限期2024年6月还要等两年。我们要避免5G国家安全问题，但是在安全问题暴露出来的四年时间里，华为每周都在通过后门进行修复和更新。”
她认为，政府应该对加拿大人说“对不起”，因为我们错过了纠正、更改这一问题的时机。她还指出，腾讯、阿里巴巴、商汤科技（SenseTime）、科大讯飞（iFlyTech）等公司，“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监控）技术。”
大胆地讲出真相
玛格丽特说，加拿大人每次与中共官员会面时都应该说真话。
她最后一次中国之行时，与一位认识多年的中共高官共进晚餐，她提出关注被关进集中营后几周之内就非正常死亡的人。
这位官员的回答是，“到处都有人死。”玛格丽特回答说：“但不应该是健康的年轻人。”听到此，对方只是一脸茫然。
尽管如此，玛格丽特认为，那些与中国官员有联系的人必须尽可能多地提出这些人权问题。
玛格丽特说：“如果我今天能回中国，我会特别关注180万弱势儿童的困境，他们被从父母身边带走，被送进劳教机构，他们正被剥夺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正在被灌输习近平的思想，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和衣服。每个小孩子每天都在经历着无法形容的恐怖，并且每天都在想，为什么他们的父母不来救他们。这就是习政权对自己人民所做的事情。”
责任编辑：谭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