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7月30日讯】4月，作为亚太地区在21世纪第一个进入主权违约的国家，斯里兰卡爆发债务危机，动荡至今。而这也敲响了新一轮国际债务危机的警钟。
目前，全球债务负担岌岌可危。疫情之前，全球债务规模就已经处于高位。2020疫情爆发后，全球债务规模创纪录，高达226万亿美元。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债务数据库显示，全球债务在2020年上升了28个百分点，已达到全球GDP的256%；公共债务占全球债务总额的近40%，是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占比。疫情期间，财政赤字增加和债务积累的速度，远远快于20世纪的“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其规模，仅有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与之相提并论。
不过，虽然发达国家也存在一定的债务风险，但可能爆发债务危机的，主要还是低收入国家和部分中等收入国家（斯里兰卡即属中等收入国家）。IMF总裁Kristalina Georgieva在7月13日的文章指出：30%的新兴市场国家和 60%的低收入国家于处于或接近债务困境。新一轮国际债务危机隐隐可见。
为什么国际债务危机在2022年一触即发？
一方面，全球经济暗淡，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全球经济在2021年初步复苏，增速达6.1%；但今年逆转了。7月26日，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2%。这大概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俄乌战争；（二）全球通货膨胀（尤其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供需失衡的持续存在）和美联储加息；（三）中国经济放缓超过预期（IMF将其全年增速预测值下调至3.3%），直接原因是“动态清零”，诸如上海封城。
另一方面，债务脆弱性剧增。过去几年，因为名义利率非常低（接近于零甚至为负），低于实际经济增长率，于是偿债成本就低，缓解了人们对规模空前的公共债务的担忧。但2022情况大不同。风险意识大大增强，主要央行正通过加息抑制通胀，举债成本升高，债务违约风险大增。
此外，国际社会缓解债务问题的举措，效果不彰。（一）G20于2020年4月发起的《暂停偿债倡议》（DSSI），为近50个主要的低收入国家推迟了约130亿美元的债务支付，已于2021年底到期。（二）2020年11月G20制定的《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旨在为具备缓债资格的国家提供债务重组），停滞不前，迄今仅有三国申请加入，而且进度缓慢。（三）国际金融机构（IFI）虽加大了融资的数量和速度，但也有限。在2020和2021财年，IMF和世界银行共同对外贷款近2000亿美元。IMF于2021年8月批准的总额共计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分配计划（依据各会员认缴的份额分配），只有42%（2750亿美元）用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其中只有210亿美元用于低收入国家，而这些国家是更需要支持的。
中共是债务风险的主要制造者
疫情极大推高了债务风险（中共是疫情爆发的罪魁祸首）。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国际债务统计报告》，2020年，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上升了12%，达到创纪录的8600亿美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外债存量总和上升5.3%，达到8.7万亿美元。在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外债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民总收入（GNI）和出口增长速度。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不包括中国）2020年的债务与GNI之比从2019年的37%上升至42%，债务与出口之比从2019年的126%上升至154%。
但是，如果把责任完全归咎于疫情则是错误的。因为危机的种子早在疫情之前就已播下。而中共就是一个主要播种者。
第一，在过去的10年中，中共已经超过了巴黎俱乐部（22个成员国）成为低收入国家的主要贷款人。例如，中共持有汤加群岛和吉布提债务的55%，老挝债务的52%，柬埔寨债务的44%。2022年，世界74个最低收入国家应偿付债务350亿美元，其中约有37%（131亿美元）属于对华主权债务，134亿美元属于对华私营部门债务，其他国家的双边官方债务仅占86亿美元。
第二，来自中国的债务（中共控制），推高了债务国的风险。今年6月，世界银行博客刊发的“当债务危机来袭时，不要将其完全归咎于疫情”一文指出，从一个包含65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来看，从2011至2019年，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平均上升18个百分点——有的国家增幅还远远高出这个水平（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上升27个百分点）。是什么推动了疫情之前的债务积累呢？不是政府无法预见的经济意外，而是糟糕的政策（这完全无助于提高偿债能力）。中共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2010年，多边贷款机构（提供优惠利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府债务和政府担保债务中占的份额是56%；而到2019年，这一份额降到了45%。2010年，来自巴黎俱乐部债权人的贷款占这些国家债务的18%；到2019年只有8%。另一方面，它们从中国和商业债权人那里获得的贷款所占份额在此期间几乎翻了三倍，分别从6%提高到16%、从8%提高到24%。
如果债务国实体经济保持有力增长，债务风险能被掩盖。但现在形势正走向相反方向：预计发展中经济体2022年增长率只是2021年的一半，且为应对通胀而大幅提高利率，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很可能继续保持疲软，债务风险这就暴露出来了。
第三，中共设置“债务陷阱”。一方面，中共放贷的项目一般风险性都比较高，缺乏足够的经济合理性，暗藏腐败交易；另一方面，鉴于债务合同有特殊约定，中共阻碍债务国向IMF求助。
例如，据《华尔街日报》所刊文章“斯里兰卡债务危机让穷国大债主中国面临考验”，斯里兰卡被中共借新债偿旧债的诱人方案所吸引，没有及时向IMF求助（IMF要求债务透明，且其救助计划往往要求受援国进行痛苦的经济结构改革），如今这个计划宣告失败，斯里兰卡也陷入了混乱。
事实上，就债权结构来看，十年前，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双边外部债务有高达三分之二来自巴黎俱乐部的贷款，如今这些国家债务攀升至2,000亿美元，巴黎俱乐部借出的贷款却不到三分之一，取而代之的是中共资金。随着中共债权人的角色愈来愈吃重，这些国家对求助巴黎俱乐部有所顾忌，要看中共眼色。
第四，关于中共债务合同违背国际惯例的“特殊约定”。这里援引一份研究报告。2021年3月，四家国际研究机构共同发布报告《中国放贷之道：对中国与外国政府间100份债务合同的罕见剖析》，首次对中国对外贷款的法律条款进行了系统性评估，有三条主要洞见。
首先，中共的合同包含非比寻常的保密条款，禁止借方披露条款内容，甚至禁止披露该债务的存在。其次，中共贷方寻求相对其他债权方的优势，使用了担保安排，例如贷方控制的收入账户，并承诺债务不计入集体重组中（“不通过巴黎俱乐部处理”条款）。第三，中共合同中的债务解除、提前收回以及稳定条款能让贷方影响债务方的内政外交政策。
总之，即使这些条款在法庭上不能强制执行，但保密条款、清偿优先性以及政策影响相混合，还是能够限制主权债务方的危机管理选项，让债务重新谈判复杂化。
结语
自1956年成立以来，巴黎俱乐部（由美、法、德以及日、韩国等22个主要债权国组成的非正式组织) 与IMF合作，累计与90个国家签署了433项协议，重组了超过5,830亿美元的主权债务。因为中共是世界上的一个主要债权人，巴黎俱乐部多次邀请中共加入，但屡遭拒绝。（中共也不愿意成为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成员。）
中共为什么拒绝加入巴黎俱乐部呢？表面上，是因为中共通常采取不同于西方的方式实施债务重组。按照西方的债务重组思路，陷入困境的债务国应该根据现有和未来的政府收入将其债务减记到可持续的水平。而中共往往对债务国锱铢必较，可以延长贷款期限，但本金不能减少。
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中共的国际放债数据一直不透明。“信息共享（Information Sharing）”是巴黎俱乐部六大原则之一，巴黎俱乐部的成员需定期就债务国的情况分享见解和信息，并基于对等原则交换关于其各自债权的数据。中共放债藏有私心，怎么可能分享这些敏感信息呢？
事实上，中共自2013年搞“一带一路”后，其对外援助和商业贷款大幅增加，同时也是如下“三输出”： 输出“债务陷阱”、输出腐败、输出极权统治工具。中共目的是与西方分庭抗礼，直至把西方挑下马。这是中共的全球野心。
如果以低收入国家为主的新一轮国际债务危机爆发，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头号债权人，中共将遭受最大损失。
不过，任何重大损失，对中共来说，都会以“算政治帐”和“交学费”的名义轻松转嫁给老百姓承担。
中共的对外巨额援助和商业贷款，既害了债务国，也害了中国人。解体中共，不仅救中国，也是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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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