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9月01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秋生翻译）“我们被要求轮流发言，谈论我们的种族/文化。受雇的培训师说，“任何白人，如果在被要求讨论他们的种族时表现出不适或苦恼，实际上并非真的感到苦恼。他们是在展示高压攻势，而那就是‘白人的脆弱性’。”乔迪‧肖说。
注：“白人的脆弱性”（white fragility）是说当白人受到来自于其他人对自己有种族歧视的反馈时，会习惯性地连连否认，甚至转而攻击对方的脆弱心态。
举报人乔迪‧肖谈到批判种族理论（CRT）培训是如何违反民权法的？
今天，我将采访乔迪‧肖（Jodi Shaw），她已经成为日益壮大的运动中的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反对在学术界和其它领域进行“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CRT）培训。当她在 2019 年开始公开谈论其在当时的雇主和母校——史密斯学院看到的日益严重的反自由主义时，她声名大噪。
乔迪‧肖：因为我需要一段时间来建立信念，确认自己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我感到事情不对，是因为有些事情的确不对。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
杨杰凯：乔迪‧肖，非常欢迎你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乔迪‧肖：谢谢你！我很高兴来到这儿。
我一直梦想在史密斯学院工作
杨杰凯：首先，恭喜你荣获ACTA（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美国校董与校友理事会）颁发的“学术自由英雄”奖。你是获得这一奖项的唯一非学术界人士，道连‧艾伯特（Dorian Abbot）和约书亚‧卡兹（Joshua Katz）是共同获奖者。恭喜你！
乔迪‧肖：谢谢！
杨杰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说说当时你是如何倔强不屈，引发众人关注的。我想确保每位观众都能了解背景故事。当然，要从史密斯学院谈起。你实际上是在史密斯学院读的本科，并且很喜欢那所大学。
乔迪‧肖：是的。
杨杰凯：那你何不从那时谈起，一直谈到目前的情况？
乔迪‧肖：好的，我确实是在史密斯学院读的书，并于1993年获得了人类学学士学位，我爱它，我爱史密斯学院。这是我的第一选择。我很高兴能被录取，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随后，我离开史密斯学院，在全国各地生活。我曾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住到新墨西哥州。之后我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纽约布鲁克林度过的。我是一个音乐家，这一点非常重要。总之，多年来我一直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但是我生活很幸福，因为我在做我喜欢的事情。
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很快意识到，我必须找一份工作，过有规律的生活，于是我成了一名图书管理员。然后，我的婚姻结束了。而在城市里带着孩子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你没多少钱的话。
这就是令我回到（史密斯学院所在地）北安普顿的原因。这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如果我必须找一份工作，能在史密斯学院有一份工作就再好不过了。”所以我真的很高兴能在史密斯学院得到一份临时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作为临时图书管理员 负责为600名新生举办入学说明会
在工作的第一年，我负责为600名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举办一场入学说明会。有人告诉我，我必须整些野性又疯狂的事儿。我想，用什么最好的办法可以将大量原本非常枯燥的信息传递给疲惫的18岁的孩子们呢？我想，“嗯，当然是说唱。”我有音乐背景，所以我提出了这个想法，它被采纳了。
那个夏天，我一直在创作这段说唱。那是2018年的夏天。在那个夏天的中间，在7月31日，在校园里发生了一起与学生有关的事件。一名黑人学生指责一名白人管理员对她实施了有种族动机的行为，因为管理员打电话叫了校园警察（来盘问她）。
这就是我听到的全部内容。据我所知，所有人知道的就是这些。这名学生在脸书（Facebook）上发了一篇关于这件事的帖子，帖子被疯传，成了一个影响巨大的不公正事件，因为她是个黑人。
当事学生欧穆‧卡努特：我的名字是欧穆‧卡努特（Oumou Kanoute），我是史密斯学院的一名本科生。7月31日，当我在一个公共空间吃午饭时，史密斯学院的一名员工针对我报警，因为据说我看起来不对劲，表现出了可疑的行为。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在这一事件中，我没有被触碰或伤害，或者应该说是身体没有被伤害。但是我希望人们明白，这个打电话的人针对一个正在吃午饭、只想休息一下的学生报警，这背后隐含的信息。
对员工进行强制性的反偏见培训 因是白人而被解职
乔迪‧肖：当时我想，“哇，这太可怕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甚至懒得去多调查一下情况，顺便说一下，史密斯学院也没有。他们立即开始公开向该学生道歉，一个劲儿地滔滔不绝地道歉，并宣布他们将着手开展一项运动——一项打击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偏见的新倡议，对员工进行强制性的反偏见培训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甚至在开始调查该事件之前就这样做了。
这一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当我正准备为600名一年级学生搞这个入学说明会时，我的主管找到了我。当时距离活动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任何做过活动策划的人都知道，组织一个600人的活动有多难，而我是牵头人。这不仅仅涉及我自己的演出，而是涉及一切。活动开始前一周，他找到我，他说，“你不能做这个说唱。”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因为你是白人。”然后他又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记录了这番话。他说，“白人工作人员以说唱的方式演出，会被视为不尊重别人的文化。”我不知道我的引用是否准确，但是这几乎就是他说的原话。
我问他，“如果我是一个有色人种，我可以这样做吗？”我没有具体指是什么肤色。他就说，“可以。”
我最后离开了（图书管理员的岗位），接受了在宿舍生活（Residence life）部门的一份工作，该部门归属于行政方面，是行政部门中较低阶的一个部门。我接受了这份工作，薪水大幅下降，但是责任较轻，接触的主要是物料。
（注：宿舍生活（Residence life）部负责宿舍和学生生活相关的事宜。除了提供宿舍，协调物业外，这个部门也负责安排专业的项目和活动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并且帮助学生得到其他个人成长，在课堂外学习到有用的东西。）
做图书管理员时，我做过很多的教学工作，属于教务部门。我想，“一旦我转到了服务部门那边，我可以更多地帮助史密斯学院的学生应对物料范围的事情，比如安排宿舍、办理身份证、修锁头、换灯泡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那就可以避免所有关于种族的讨论，就不必谈论我的白人特权和我的白人脆弱性。”可是天啊，我想错了！
去宿舍生活部培训“种族” 因肤色被单挑出来 感到羞辱
我去了宿舍生活部。而我没料到的是——总体来说，宿舍生活部的工作人员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获得过硕士学位的人——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已经被社会正义意识形态所淹没，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必须把这些东西教给学生。这有点像，他们有一些与学术课程同时进行的并行课程，向学生传授社会正义。
我很早就被明确告知，作为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将不得不谈到我的固定特征，如种族和性别。
校园里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次事件涉及两名无辜的工作人员，他们受到指控，因此受到惩罚。结果，其中一人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由于相关原因，另有两个人被解雇或者好言辞退。
我从我在宿舍生活部的小角落里看着发生的一切。就在那时，我真正开始更多地质疑这种意识形态，并开始做更多的研究。当你周围的每个人都在说一件事，你却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这种状态令人尴尬。所以我真的开始尝试体验这种感觉，并找出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在2019年秋季，我被要求参加一个专业发展培训。
瞧，我们被要求轮流发言，被要求结合我们的童年背景等等类似的事情谈论我们的种族/文化。当时，在工作场合，我们要谈两件我不太愿意谈论的事情。我们挨个发言，每个人都发了言，然后就轮到了我这儿。我说，“我不喜欢在工作场合讨论我的种族。”
受雇的培训师说，“任何白人，如果在被要求讨论他们的种族时表现出不适或苦恼，实际上并非真的感到苦恼。他们是在展示高压攻势，而那就是‘白人的脆弱性’。”我感到在同事们面前受到了羞辱，我确实感到受到了羞辱。
这感觉就像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回应会是这样，我以为人们可能会有点气恼，然后继续开会，但是结果不是那样。我由于肤色而被单挑了出来，我感到羞愧。
我开始提交内部投诉 但没有回应
我于是开始了提交内部投诉的进程，用尽了我在史密斯学院能想到的一切办法。我与我的主管谈过。我提交了一份非常冗长的内部投诉。我给行政官员发送了电子邮件，问“这些词是什么意思？‘社会正义’是什么意思？”行政官员们都不理睬我，这让我相信他们所谓的调查是虚伪的，他们就是拖延、拖延、拖延。
在我提出内部投诉后的一周内，乔治‧弗洛伊德死了。于是，史密斯学院，就像2018年7月31日的学生事件后所做的那样，进入了加紧处理模式。“我们将举办更多的研讨会推动社会正义。”我被邀请参加仅限白人员工的活动，在那里我们可以谈论怎样支持我们的同事。
我收到了校长发来的电子邮件。她给每个人发了邮件，说“我们要庆祝六月节（注：6月19日是美国黑奴解放纪念日），这是一个让我们的有色人种同事休息和恢复活力的日子，也是让我们的白人同事教育自己的日子”，等诸如此类的话。
那年夏天，得到通知，让我必须参加主题为“史密斯学院的种族正义”的讨论，我想，“哎呀，我得去参加这个讨论，可是我打算什么也不说，那我会不会被认为是种族主义者？”我感到压力非常、非常大。
我断定，他们没有把我当回事儿。我正在使用内部渠道，可是他们不做回应。所以我想，“我能怎么办？我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普通人。”我没有博士学位，我不是教员，我是一名工作人员，“我该怎么做才能让史密斯学院（对我）做出回应？我怎样才能让他们关注我在这里看到的真正问题，不仅对我，而且对所有员工都是如此？”
制作视频公开 被描述为批评“社会正义倡议”
我想，“好吧，我认为他们不太喜欢宣传。我要试试拍条视频。”于是，我就这样做了，我制作了一个YouTube视频，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视频画面：这就是我对史密斯学院的要求。我要求史密斯学院停止用种族类别来贬低我的人格。不要再告诉我我该如何认识自己，感受自己，因为我觉得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我觉得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我需要你们停止这样做。
我发表了这个视频，然后我坐在沙发上，和我的孩子们一起看节目，一边查看着我的手机，就像是，“好啊！一千次浏览！好啊！”“哦！我的天哪！一万次浏览！”就像是，我知道，“好啊！我做对了，他们现在可能会要注意到了。”他们真的注意到了。
杨杰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乔迪‧肖：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我第二天去上班。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这个视频，所以我就去忙活我的事儿了。然后，第二天，校长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封给所有人的信。我忘了那封信的标题，但是是关于我的视频的。她说，“某位工作人员在某日发布了一段视频……。”她把视频描述为“对我们的社会正义倡议的批评”，“对我们的多样性和公平倡议的批评”等等。
所以我又做了一个视频来回应她的信。我在视频中说，“我本打算把视频做成一种对话，因为我还没有（跟学院）进行过这种对话。”她从来没有试图与我进行对话，而我回应了她的信。然后她回了一封信。当然，现在为止，我已经和史密斯学院的很多人取得了联系，这些人以前我从未联系过，他们私下给我写信，也有一些教师给我发了电子邮件。
杨杰凯：现在他们写信给你，说“我同意，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公开这么说”，或者“我支持你”，或者这类的话，对吗？
乔迪‧肖：对，所以这很好。我感觉得到了支持，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想多嘴，但是我希望他们能站出来说话。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做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
我最终提起联邦诉讼 但环境变得敌对 无奈只好离开
然后，不出所料，出现了报复。我最终提起了联邦诉讼。我相信我们会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是的，出现了报复。
但是最后，我记得是在隆冬时分，我在我的柴火炉前痛苦地想，“我可以接受和解，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杨杰凯：但是会有附加条件。
乔迪‧肖：是有附加条件，没错。基本上讲，我不能再谈论这些事了，或者，我也可以继续沿着我正在走的路继续走下去。最后我决定，如果接受和解，我会非常后悔。我制做了一个关于我的决定的视频，对比了自由与舒适。大意是：“好吧，这两件事是什么？”我没有列出一个利弊清单，即一边是自由，一边是舒适（的利弊分析）。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幸运地同时拥有这两样东西。现在我正面临着这个决定，我在想，“我必须选择自由，我不能放弃我的自由。”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他们说，“好吧，那你可以回去工作了。”但是到那时，环境已经变得如此敌对，他们收到了电子邮件：“要解雇乔迪‧肖！史密斯学院不能支持乔迪‧肖。”我被告知，我的同事们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不满。如果说以前是敌对，那么现在就是非常敌对了。我根本没有办法继续在那里工作。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推定解雇”（constructive dismissal），所以我就离开了。
注：“推定解雇”（constructive dismissal）指雇员因为雇主的行为已经变得不可容忍或令人发指，或使生活变得如此困难，雇员别无选择而只能辞职。由于雇员的辞职并不是真正自愿的，因此实际上是一种雇主终止的。
我们来继续采访艺术家和活动家乔迪‧肖。
渴望有意义的生活 成千上万的人给我发邮件
杨杰凯：你把这描述为一种精神追求，而不是物质追求。
乔迪‧肖：那时，我想起我作为一个音乐家在地铁上演奏的经历。当人们问我那是什么感觉时，我的回答是，那是我最宝贵的心灵经历之一。这里面有一种极其诚实的东西。当你在俱乐部表演时，人们会来听。他们支付入场费，然后坐下来聼。你唱完一首歌，他们就会鼓掌。但是在地铁上，你在表演，人们只有在被感动时才会做出反应。没有任何伪装，无需礼貌。他们要么看着你，要么不看。
所以很诚实。如果有人走近你，把一美元放在你的篮子里，或者看着你，或者眼里含着泪水，那是诚实的，也是真实的。
但我确实渴望有意义的生活。我们大多数人也都是如此。我通过我的音乐，通过与观众的联系来追求意义。我的价值观之一就是，要以一种我可以从中获得意义的方式来生活。精神体验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史密斯学院遇到的这种情况，对我来说，精神体验比拿到薪水更重要。我必须选择，是要自由，还是要舒适？我想要的是追求精神的自由。
当我公开辞职时，我很快就意识到，我在经历一种高度精神化的东西。它有一点像我在地铁上的体验。成千上万的人给我发邮件说，“我知道你的感受。”是那段视频中的一些东西打动了他们，我的辞呈中的一些东西也打动了他们，所以他们可以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感到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也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责任。我无法回复每个人，我只是觉得，“哦，天哪！我想帮助所有这些人。”
我有责任帮助所有这些人
杨杰凯：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究竟是什么？
乔迪‧肖：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人们写信给我说，“我就在这种环境中工作。”在各种不同的领域和学科都是如此。他们不仅仅是在学院工作的人，他们是医生、心理治疗师和律师，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他们说，“我还没有告诉其他人这件事”，就仿佛他们身边没有其他人可以倾诉一样。
他们一直怀有这种感觉，认为有些事情是不对的。他们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提出该问题的人，“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有这种感觉，而其他人似乎都没有这种感觉？哦，看啊！有个人说出了和我一样的话，和我一样的感受。”所以他们会联系我。我知道，感觉自己是唯一一人，或相信自己是唯一一人，那是什么感觉。所有的外部反馈都告诉你，“你是这里唯一一个遇到问题、而且似乎对此感到不安的人。”
我觉得我有责任以某种方式帮助他们。
杨杰凯：这就是你成为知识自由英雄的原因。是否有一些人与您联系，随后像你一样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乔迪‧肖：有的，这让我非常欣慰。是的，这非常好。昨晚有人给我写信，我正伸出援手，并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再次活跃起来。我已经休息了一段时间。我记得大约一年前和她通了电话。她也陷入了类似的可怕境地。她现在已经向她所在州的民权办公室提交了一份投诉。她已经从只和我说话，发展到提出公开投诉。这种感觉真好。
我总是告诉人们的一件事是，要找到另一个人。你需要找到另一个人，最好是在与你的工作或学校相同的环境中，或在任何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哪怕）只有另一个人。我知道这很难，而且事情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必须让人们摆脱困境。然后，一旦水坝破裂，你们开始互相倾诉，（哪怕）只有另一个人，就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人回来告诉我，“我记得听了你这句话以后，我走了出去，找到了另一个人。”现在她已经在加拿大创建了一个真正运作良好的K-12（注：从幼儿园到12年级）教育机构，而这是从找到另一个人开始的。所以，所需要的只是另一个人。因此，是的，这很令人欣慰。我觉得我在某些方面提供了帮助。
杨杰凯：早些时候，你提到你对史密斯学院提起的诉讼。在学术环境中，我们通常会看到与言论自由有关的诉讼。但是你做的事情有一些不同，你是在正面解决种族偏见的问题。请你跟我讲一讲。
乔迪‧肖：这与我不是一个学者有关，而学术环境中的大多数学者都发现他们的言论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大多数学术环境都有言论自由的政策。我们听到很多教师提起诉讼，或投诉压制言论自由的情况。大多数教育机构都有保障表达自由或言论自由的政策。这是大多数学术机构的一个宗旨，即教师拥有这种自由。这就是我们在与学术界有关的案件中经常听到的内容。
依民权法投诉：因肤色而受到歧视
我的案子不同，因为我不是申诉我的言论自由被践踏。我申诉的是我因肤色而受到歧视，案子涉及到种族歧视以及种族敌对的环境，以及其它因素。前一类案子是对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的侵犯。言论自由也是学院的一项政策，他们一开始就声明要确保言论自由。
我的案子属于第七章民权投诉。这是很不同的，是就业方面的一个案子。我不是发表了著作并被他们取消，因为他们不喜欢我说的话。我的案子可以归结为，他们对我采取了不利的行动，因为我没有说他们想让我说的话。我不愿说出我认为以某种方式歧视自己或他人的话语。所以这是一个民权案件。
（注：1964年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4，于1964年7月2日生效）是美国在民权和劳动法上的标志性立法，它宣布了因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来源国而有的歧视性行为为非法。这一法案禁止了公民投票中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在学校、工作场所和公共空间中的种族隔离。）
这很重要，因为现在我要求法院裁定，“嗯，我们要遵循哪一套原则？我们是否仍然按照民权法的书面本意来解释？那样，白人也在保护之内。”是《民权法》说的，“任何肤色的人都可能受到歧视，如果你受到歧视，你就有理由在法庭上提起诉讼。这种歧视是非法的。”还是，法院会决定，“实际上我们要服从‘觉醒派’的说辞，我们将重新解释民权法。”
这有可能吗？我认为有可能。为什么没有呢？早些时候，我记得我问过我的律师这种可能，她说，“我认为这不会发生”，但它可能发生。这（以CRT理论重新解释民权法）正是可怕之处。民权法和民权立法危在旦夕。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与马丁‧路德‧金一起游行。很多非白人和白人都曾非常努力地工作，使得这项立法通过，而现在它正处于危险之中。
杨杰凯：乔迪‧肖，谢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
乔迪‧肖：非常感谢你！杨，我很高兴。
旁白/杨杰凯：史密斯学院称，它“坚持其支持DEI——即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行动和提供的服务”，它将继续针对肖女士的最新版本的申诉进行辩护。
杨杰凯：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对乔迪‧肖的采访。我是主持人杨杰凯。
《美国思想领袖》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