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5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钟元台湾报导）2023假讯息年度调查发表暨高峰论坛今天（19日）在台大法律学院霖泽馆举行，调查结果显示今年有高达83%的台湾民众，在最近一年内有收到假消息。假讯息最多的传播管道为网络和手机。多数民众支持政府立法管制假讯息。专家呼吁积极防制假讯息，以阻止中共对台统战。
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与台大新闻所、政治系合作，连续2年进行“假讯息现象与事实查核成效”调查。事实查核基金会董事苏正平担任主持人致词表示，“多场论坛即将陆续登场，因为台海局势紧张，国际都关注假讯息议题，还有相关的查核假讯息组织，以及有哪些方法遏止假讯息的传播，对这些问题大家都需要去了解。”
今年度调查委由民间调查机构执行，结合台大动态民意研究计划（NTUWS）会员资料库，该计划使用“混合模式”（mix mode）调查方法，结合网络调查及（家户）电话调查两种方法。调查执行期间为2023年4月1日至17日，网络调查取得有效样本1,789案；电话调查成功完访数为1,200案。由台大新闻所所长洪贞玲教授、台大政治系教授张佑宗、台大新闻所副教授谢吉隆报告今年度主要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1：假讯息最多的传播管道为网络和手机
针对假消息认知情形，调查结果显示假消息散布的情形仍然严重。今年有高达83%的台湾民众在最近一年内有收到假消息，比去年的74.5%略高。除一般民众及社运团体这两类人外，超过一半的台湾民众认为媒体、政治人物、境外势力三方最常制造假讯息，最多的传播管道为网络和手机，其次为电视、广播和报纸。
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认为假消息对社会的影响严重。至于假消息是否影响社会信任及政治信任；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台湾民众认为假消息会减少对某些人或制度的信任，尤其以媒体工作者最为严重，高达66%。其次是政治人物，也高达62%。第三则是政府的施政，减少55%的信任。对社会人际关系和民主制度的影响也不小。
有关如何辨识假讯息，调查发现，民众经常选择方法依序为“与亲朋好友讨论”“听取专业人士对那则新闻的判断”“查阅相关书籍或其它实体资料”“使用事实查核机制”等，2023年各类查核方式的使用人数比例均较2022年提升。当遇到假讯息时，有8成民众会提醒亲友这则新闻为假讯息，也有超过4成会分享澄清该则新闻的帖文。显示人际互动对于辨识、抑制假讯息影响甚大。
调查结果2：逾6成民众认为政府、科技公司应限制假消息流传
调查也发现，高达9成4民众认为有需要透过教育或宣导加强民众辨识假消息的能力；针对事实查核的认知，有过半的台湾民众知道民间辟谣或事实查核机构；且有6成民众认为民间查核组织具有公信力，有半数民众知道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至于民众是否真正使用事实查核资源，调查显示，有52.4%从未使用过，显示推广使用有进一步努力空间。
针对民众对假讯息的问责，调查发现，超过6成民众认为政府、科技公司应该限制假消息在网络流传，即使损害人民言论自由。有9成认为应该透过立法，要求社群媒体建立假消息的自律机制；有超过8成民众认为应该立法要求网络平台提高算法透明度。调查也发现，有6成左右的民众认为网络平台应该付费取得相关新闻授权。
调查结果3：政治谣言“只看立场不看事实”
为了解事实查核是否有效更正民众错误认知，此次调查新增实验设计，让对照组和实验组观看一则健康生活类谣言，和两则政治事件谣言。结果发现，事实查核的确可以明显改善人们对假讯息错误认知；但政治和非政治事件的查核效果有所差异。对于生活健康事件，事实查核效果没有受到党派立场影响；对于攻击特定政党、政治人物假讯息则出现明显党派立场，也就是对有很深的党派立场的人，会出现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情况。
张佑宗建议，查核报告最重要的沟通对象应该是台湾社会的中间选民，中间选民比较不会受到攻击对象是谁而受影响。台湾中间选民有4成，虽然事实查核没有办法改变所有人的看法，但确有存在的必要。
谢吉隆说，连续两年调查发现假讯息传播确实有“第三人效应”，受试者认为别人较容易受假讯息影响，而自己比较不容易受影响，不过，今年调查的第三人效应略为降低。
洪贞玲说，过半的台湾民众（58.6%）知晓民间辟谣组织和事实查核组织，包括：查核中心、Mygopen、CoFacts真的假的资料库、趋势科技防诈达人、美玉姨、LINE查证等，比例比去年略高，47.6%受访者会使用这些辟谣资源，比例均高于去年。其中，网络调查民众比电访知晓查核组织的比例更高，可能是辟谣组织更运用网络来传播查核结果。
专家：防制假讯息泛滥 阻止中共统战
发表会后举办“假消息的来源、影响及因应之道”高峰论坛，由洪贞玲教授主持，与谈来宾包括行政院政务委员罗秉成、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志柔、台大法律系教授苏慧婕、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总编审陈慧敏。
陈志柔说，过去中研院调查发现，有6成民众不信任网络上流通的讯息。这次假讯息年度调查，有8成民众认为网络会散播假讯息，显示社会对假讯息的“病识感”提高，就有机会对症下药。他说，假讯息的操作是中共统战的手法之一，且操作方因应情势变化的能力很强，假讯息的手段会愈来愈绵密、细致。
陈志柔认为解方有二：第一，是民间要建立资讯生态系统，第二，则是政府的跨部门协调整合。民众期待政府要及时应对假讯息，但讯息防制的业务跨足数个部门，包含教育部、劳动部、数位部等，并不是单一部门针对单则讯息辟谣的问题，而是必须加强合作、整合，才能做深度的整备和演训，推动立法的效率和形成共识。
陈慧敏表示，假讯息会减损对政府施政的信任，这是讯息生态圈的一个重大危机。民主社会应要共同创造“信任圈”，透过信任圈取得可信任的资讯、有品质的公共政策讨论；但从去年九合一大选前至今，已经可观察到假讯息会针对政治生态中的对立、政策的缺口铺陈，吸引民众注意；还有媒体结构性的问题、数位小编未经查证追逐网络社群帖文的现象，让假讯息透过匿名路径、媒体转载、社群扩大渲染的特性传播。
苏慧婕表示，用法律应对讯息管制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要求公民更积极、但如果民众不积极也莫可奈何；另一个是容许政府更积极的介入，但产生争议时，就会产生政府箝制言论的疑虑，这是不同价值预设的取舍，也是两难的状况。未来有待更细致的公民社会讨论来处理。
罗秉成表示，立法管制假讯息是应该讨论的议题，《数位中介法》原希望立法规范、要求平台肩负相关责任，但NCC在2022年举行公开说明会后，因法案内容中的几个议题被放大、遭操作成《数位中介法》是对言论自由的伤害，使得草案在初步讨论时就胎死腹中，立法管制假讯息和言论自由的两难，还有待凝聚社会共识。
罗秉成说，网络讯息犯罪样态多元，目前是针对不同假讯息样态处理，针对诈骗，有打诈相关修法；针对儿少性暴力、性犯罪、性剥削有相关法令应对。他指出，要用法律工具切入讯息防制有一定复杂性，现在用单一法律处理假讯息，或许尚不成熟，未来是否需要一般性的共同原则、要求平台建立自律机制，仍有待更多的时间面对与更多的社会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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