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5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宋唐、易如采访报导）每年5月1日劳动节前后，中共宣传部门都会报导一些农民工的话题，如欠薪，并在报导中宣传 “打赢欠薪攻坚战”、“开展根治欠薪夏季行动”。但让外界怀疑的是，中共这些多年来年年喊要“根治欠薪”，但年年无法根治。专家表示，农民工讨薪难的源头在中共身上。
维权还是维稳？
今年5月1日，中共国家国家局发布了“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753万人，农民工平均年龄继续提高，农民工中40岁及以下占44.6%，41—50岁占24.8%，50岁以上占30.6%。
不过，该年度报告自2017年以后，就不再提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数字及比例，在2016年报告中，最后一次提到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拖欠的金额为11,433元。
中共新华社近日报导，自2023年5月起，紧邻北京的河北省开始成立所谓“农民工工资维权中心”，目前已设立6800余个。维权中心一般设在每个工程项目的项目部，人员由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的相关负责人构成。
报导还称，该措施可以做到“欠薪源头防治”，最大限度把欠薪隐患吸附在企业内部、化解在萌芽状态，打通农民工维权“最先一公里”。
在建筑行业打工三十多年的湖北农民工付平（化名）对大纪元表示，去年他也正好在河北保定，但说给工人维权发薪水这件事，他还真的没听说过。
付平介绍说，去年5月份他到河北保定一家公司盖楼，到腊月闲回去，现在都拖欠了5个多月，到今天还差2万5还没拿到。他还打电话问，先说是4月底能解决，结果五一过了还没影子。
“那家公司还比较有名，都这么难拿（欠薪），它说维权中心能拿，不能相信它的。” 他说，这个社会的不公不是一点点的问题，共产党搞些假东西，都是哄人的，怕有人造反，安抚一下民心。
大陆吴律师对大纪元表示，这是形式主义，说白了就是问题很严重，但措施方法没有多大成效，主要的是为了骗瞒上下的宣传。维稳也是一个目的，因为这些工资是用于养家糊口的，可能影响到社会最底层。
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大纪元表示，目的是装样子、搞面子工程，让老百姓跟社会说，你看政府多重视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多么的勤政爱民，其实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如果没有这个中心，老百姓就直接上街了。有了这么一个所谓维权中心，你首先要在这里先进行所谓的维权，跟他们讨价还价，不会外溢到这个社会上，等于把这些人都给按住了，所以它有维稳的功能。”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8日，过去半年以来大陆发生了1725起抗议活动，仅广东省就发生了386起，其中绝大部分是讨要欠薪。
付平表示，现在建筑行业不景气，到处都是建筑工人在找工作机会。中建三局是湖北武汉的央企，级别很高，大部分员工都是湖北武汉人，现在建造行业不景气要裁员，尽可能地保留武汉籍、湖北籍的员工的工作机会。
他还提及了建筑行业的一个潜规则：一个农民工一个月至少是应该有一万块钱，每天少于300块钱的话，农民工不会给你打工。但工人月薪超过5000就要缴纳个人收入调节税，所以工地一般都开4999.90，差一毛就是5000，可以不缴税。有的是给现金，有的是微信、支付宝给的，不走银行卡，走银行卡就会抽税。
赖建平认为，中共税收制度不合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太低了，让广大的底层老百姓去承担了不应该承担的税赋税收，老百姓就只好采取规避的方式。一部分现金，一部分实物，比方公司去采购食物发放等。
欠薪的源头还在中共政府那里
付平表示，农民工欠薪的源头还在中共政府那儿，它要刺激生产搞投资，没钱就举债搞工程，举债最高好像是百分之五百。本来财政收入只有一百块钱，它借五百块钱来搞一些像学校、医院、供水、修路、绿化等工程。
付平说，这个领域腐败滋生，政府拨一笔钱下来，签字同意的官员要拿回扣，比如说要签一百万的工程，要给五十万给他。那钱不是用微信或支付宝转移，也不是新钞票，而是成麻袋的旧钞票，给钱还不是往家里送，就是一个车在前一个车在后，在没有监控录像的路上，两个人抬着一麻袋旧钞票往贪官污吏的车上一扔，哪来的见证人？
“这是给钱的人事后说出来的，当时他不敢说，过几天再说的。”他补充说。
付平表示，政府的公共工程拖欠得厉害，一般开发商哪敢这么搞，只要背后有政府的，有政府撑腰才敢这么搞。
吴律师分析说，主要责任在政府，政府大基建拖欠，国企、大公司拖欠，强力者拖欠弱者的。政府公共部门、权力部门先不讲信用没有道德，违法违纪的成本太低，谁都可以拖欠欺负最弱势的农民工，这也是一个社会最不道德的地方。
赖建平表示，中共政府或国企大肆搞基建，发包工程通常都采取垫资承包方式，就是建筑公司、工程队包工头在拿不到预付工程款的情况下承包工程，最后导致结果就是层层拖欠，就只能让农民工白干。归根结底就是政府行为，让承包工程一方没有办法按照正常条件去承包工程。
赖建平说，因为是层层承包，中间环节太多，每一个环节都会贪腐。在中国承包工程几乎没有不行贿受贿的，每一个工程里面承包工程的一方，一定要向政府行贿，否则不可能拿到工程。
“行贿之后，通常甲方就会安排所谓的公开投标，也叫围标，就是两三家公司去竞标，但实际上都是说好的，只有一家中标，满足一个形式上的需要，假装去公开的竞争。”
他说，就算是正儿八经通过公开公平投标所得的项目，最后没有一个不行贿的，因为在合同实施过程里面，都会遇到甲方的各种刁难，总要向甲方行贿。工程结算学问也大了去了，行贿后工程款多算一点少算一点，超过预算都很正常，甲方还有管甲方的政府部门权力很大，每一个环节都有行贿受贿的问题。
赖建平分析了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甲方根本结算不了工程款，比如房子没有卖出去，甚至最后都烂尾了，导致建筑公司拿不到工程款，农民拿不到工资。
“还有就是政府本身预算不到位，比如政府修一条高速公路100个亿，超支了变成150亿、200亿，预算不够，等于说政府欠了钱，现在全中国的城投公司，欠了不知道多少万亿的债，相当部分其实就是欠的工程款和农民工的工资。
“再有就是挪用工程款，比如说某个工程钱本身是预算的，但是被甲方或建筑公司拿到钱挪作他用，最终就没有办法向劳动者及时发放。
“另外一部分就是各个环节贪污，建筑公司的高管们会让包工头去进贡烧香，当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会被建筑公司的管理人员刁难，有的是拖欠，有的最后压根就不给工程款。”
两个时间点 凸显中共维稳动机
付平表示，农民工做工几个月到一年，往往拿不到钱，仅仅有饭吃。但欠薪最终大多数会还，只是拖欠多少和时间长短的问题。一年也不给、两年也不给，谁还给你干活，包工头也做不下去了。
付平介绍说，农民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可以要到工钱，其他时间只有生活费没有工资，都要经过多少口舌才能要到工钱。
一个是9月1号学生开学前，这个时间银行要发放一笔下来。但钱从银行出来的时候，又一个流程，实际上十一前后才能够到工人的名下。“9月1号学生们要上学要交学费，孩子要买衣服，每个家庭都有孩子要上学，不给钱的话，群体性事件就多了。”
“另一个是过年期间”，付平说，不给工钱人家怎么过年，肯定要群体性事件到处发生。一般是过年的那月二十几就开始要了，一直要到那月三十夜里，到了初一就没人要了。
付平表示，这两个时间点一般包工头还是要给工钱，不给工钱哪来找得到工人呢？一次两次不给工钱，第三次人家就不给你做工了。所以包工头会千方百计把弄钱来，能弄到钱就能招到工人，还是有一个博弈过程。
“但也有些建筑商就是骗工人的，有这种人，但这种人做不长久，会被社会淘汰，他就当不成老板了。”
为什么不告法院？
对于农民工欠薪为什么不告法院这个问题，付平认为，告法院更痛苦，即使官司判你胜诉了，要回钱也很困难。老板已经资不抵债了，法院说要强制执行，他已经破产了，没钱给你执行。他开的豪车是别人的，他住的别墅也是别人的。他差银行至少一百万、一千万，差你三万五万，你等着哪一世再还给你，只要你到法院去告，不光是要赔律师费赔时间开庭，这个钱也拿不回。
“那怎么呢？湖北一家公司拖欠我的工资，我就找当地劳动局，劳动局让我去法院告，我就不到法院告。我就找你们要，找街道维稳办、公安局维稳办、国保。我就要闹事，我就在媒体上说，去找外国记者跟我申冤，丢他们的丑，我不到法院去告。”
付平介绍说，他有7万多块钱被湖北一家公司拖欠了好几年，他就跟当地市国保队队长说，国保队长又跟派出所、街道办沟通，然后跟劳动局沟通，跟那家公司高层沟通，最后七万多元的欠薪没有扣个税就给他了。
赖建平表示，农民工不找法院是因为得不偿失，他们被拖欠工资只有几千到几万，虽然这点钱是他们的活命钱，但绝对金额又不是很大。如果是走法院会有繁琐手续，耗时很长，还要请律师等各种各样费用，劳民伤财。没准打官司的花费比讨回来的还要多，维权成本太高。
“这样的话，农民工就没有这个动力去通过诉讼来解决。就算官司打赢了，最后还不一定能拿回钱。因为如果欠薪单位破产了，没有能力支付工资，最后法院要进入到执行阶段，也解决不了问题。这些讨薪者通过诉讼，一分钱没拿回来，还会产生更大的损失，就让这些人望而却步，不敢用司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分析人士表示，在中共各级政府将维稳视为其最重要的任务，对农民工欠薪的清理力度很高，尤其是农民工属于弱势团体，更容易招致舆论非议，且涉及社会稳定度，所以，可说是被列为很优先的施政事项甚至当成政治问题在处理。因此农民工往往采取维权的方式讨要欠薪。
农民工欠薪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
付平表示，现在都是这样，到了腊月到处都要工钱，几十年都没有改观，这一直解决不了的硬伤。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农民工当着温家宝的面讨薪都难以根治，都是哄人，如果根治的话，哪会这么多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赖建平认为，农民工欠薪不能根治，中共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政府没有解决维护农民工合法权利，没有一个快速的、便捷的维护农民工权利的机制，导致欠薪现象成为一个癌症。
“中国虽然也有小额诉讼制度，但是中共的法院仍然是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很难实际的解决问题，快捷的解决小额诉讼机制没有完善。”
赖建平表示，还有就是对拖欠工资的甲方惩罚力度不够，即使打赢了官司，最终也只能让拖欠工资的一方承担一点可怜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8%、 7%，等于变相的鼓励这些人在拖欠。因为他们本身贷款就很难贷得到，所以尽可能把资金押在手上用作别的用途。
赖建平表示，最根本的是要禁止垫资承包，必须资金逐额到位放在银行里面，像西方国家那样搞建设、搞建筑，首先资金是必须到位的。比如在加拿大开发房地产项目，建设资金都要足额存在银行里，不可能有垫资承包，干完活以后再给结算。
他说，在加拿大我听说一些房地产企业最后交不了房，但买楼的小业主根本不会有损失，他钱能一分不少地回来，因为没有谁敢把钱从银行拿走，工程款也是，不会说承包方还要垫资承包。
“中共政府好大喜功，没完没了扩大投资的盘子，但事实上财力不够，最后政府成为债务人，最终政府耍赖。除非把共产党政府给推翻了，否则的话，没办法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政府总是假装很强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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