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5月24日讯】当听到贝克（G.S. Becker）教授荣获一九九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时，相信有不少圈内人士与我有这样的相同感觉：“终于轮到了。”此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林贝克（A. Linbeck）教授说，贝克教授的名字被列入诺贝尔奖候选行列已达十年之久，即可得到印证。
在为贝克教授高兴之余，个人的思绪不觉回到一九八五～八六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当访问学人，与台大张清溪教授共用社会科学那栋旧大楼五楼一间研究室的日子；而贝克教授的研究室也就在我们的隔壁。同样是并不宽广且陈旧的研究室，但见贝克天天埋首书堆、用功至勤，难得的是毫无名牌学者的高傲架势。至今记忆仍深的一幕是，贝克为替《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写那篇比较古巴和台湾经济发展的专栏小文，却小心谨慎的跟我们探询台湾资料及讨论有关问题。而一九八七年三月贝克首次应邀访台时，富于机智且平易近人的演说，以及参观故宫博物院古物所表现出的专注神情，在在令人印象深刻。尤其他对台北的摊贩、光华商场等等“非正规”（informal）部门经济的浓厚兴趣，认为由这些部门从业者行为之观察，正是了解一个地方发展的重要线索之观点，更让人觉得他是一位不尚空谈且关怀人生的经济学者。贝克曾数度来台，台湾对他的印象可能不深，倒是我与张清溪教授在外籍劳工的引进方式上，借用其“拍卖移民进口配额”作为“外籍劳工雇用权配额”在市场公开拍卖，应该比较为国人熟悉。
小康、平凡但自由的家庭背景
贝克在一九三零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父母都没受过太高的教育，其父亲是个小商人，家中兄弟姐妹共四人。不过，贝克生长的家庭所提供的是个充分自由的环境，家中时常激烈地辩论政治议题。他的父母是所谓的自由派，在美国是表示赞成政府应干预公共事务，亦即倾向于民主党的主张，而贝克教授日后却崇尚不同的理念。贝克自认在十六岁以前并不是个知识分子，而只能说是个好学生，对于运动和其它事情较感兴趣，之后则开始广泛阅读，并严肃地对待学业。此种改变的一大动力来自他已过世姐姐的好榜样。贝克曾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系，由于发觉社会学缺乏有力的分析工具，乃毅然改念经济学，而分别于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得到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九五七～七零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七零年起再返芝加哥大学担任教席；自一九八三年又被社会学系合聘，荣任“讲座教授”；一九八四～八五年曾担任经济学系主任，而在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之后，即让位给卢卡斯。贝克于一九九二年秋也刚卸任由海耶克创办的崇尚自由、且极特殊的蒙贝勒兰学会会长。
迄得奖当时为止，贝克得到了许多荣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七年所获得的最富学术盛誉的“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这是美国经济学会每两年一次颁给四十岁以下的美国杰出经济学家的奖项，若无适当人选还会从缺），得到该奖章的经济学者也往往是最有希望获诺贝尔奖者。证诸贝克，诚不虚也。贝克早在一九七二年被选为美国文理研究院的院士，一九七五年又当选为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其它的诸多荣衔以及各种学会的Fellow等更不必赘述。自一九八五年起，复受聘为《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每个月固定撰写一篇专论。由此一端也可见贝克并不属于纯学院派的象牙塔中人物，对于现实人生、社会现状，以及政府决策都有积极的投入。一九八九年秋季号的《教育经济学报》（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中，米斗夫（M. Medoff）的一篇名为〈经济学家的排名〉（The Ranking of Economists）的文章，根据一九七一至一九八五年在全美一二五家大学经济学系任教的年纪六十五岁以下及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学家，以他们的论文、书籍被行家引用次数的多寡，作为排名基础，贝克高居榜首。而其获得一九九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是最受瞩目的。
在得到诺贝尔奖接受访问时，贝克提到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五个人，四个是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一个是他的太太。四位学术界重要人物分别是弗利曼、史蒂格勒、舒尔兹，以及路易斯，他们都曾担任贝克的老师，对贝克有绝对的影响力。贝克的太太是伊利诺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也是学术界人士，时常与贝克作观念和想法之交流。贝克育有两女和两个继子，一个女儿是建筑师，另一个从事电影事业；两个继子中，一个是新闻记者，一个是电影工作者。可知没有一位继承其衣钵而从事经济学研究，这也与贝克崇尚自由相符。他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寻找自己的路，对于自己的子女也认为应受教育、作有意义的事，不论在商界或学界发展都一样，只要是有价值的，任何工作都可以是创造性和充满意义，并且毫无男女之别。
贝克的学术论着极丰，称得上是位多产作家，其论文不断的散见于各种有名的学术期刊。其中主要作品和重要理念，都被搜集在或包含在四本书中：《歧视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1957, 1971）；《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1964, 1975）；《人的行为的经济分析》（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1976）；《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1981, 1991）。此外，他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这本教科书，曾被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陈昭南院士引入台湾，一九七零年代曾有数年作为台大经研所个体经济理论教科书。该书的篇幅以教科书言极少，正文只有两百页左右，但所附的习题却极富挑战性，对于强化学子的思考力颇有助益。不过，贝克的理论精义却主要分见于上述四本书（尤其是后三本）中。
独创架构解释歧视问题
自六十多年前开始，贝克所开展的经济学新方法就对美国的经济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博士论文是以经济方法来分析歧视问题，在一九五五年，这种大胆的作法偏离主流过远，虽然有数位极具名望的教授极力推荐，还是在两年之后才被芝加哥大学出版。关于这篇开创性的论文，其出产尚有些趣事和误解。当时贝克的指导教授们以为他要谈的是“价格歧视”问题，没想到贝克想研究的是种族、性别歧视这种被认为属于社会学的问题。此后，贝克即将经济处理方法广泛用来分析“人的行为”。他的经济处理方法的基本观念是：市场均衡、安定的偏好，以及追求极大化的行为。由于贝克的解说，许多当代的问题，如：劳动市场的结构、广告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个人需求的创造和发展、分配不均的来源，以及社会的交互关系等等，都有极满意的解答。数十多年以来，在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应用上，贝克就至少开创了三项：消费者行为的新理论、家庭理论，以及非市场的社会关系的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也应是重要的一种，但若追溯其原创者，却应是舒尔兹，而且在家庭理论中也都利用了人力资本理论，因而不再在此强调）。
引入时间分析消费行为
在消费者行为的新理论方面，贝克扬弃“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经济生产和交易环节的最后一环”这种传统的说法。他认为，消费者的行为也跟生产者一样，他们利用购自市场的商品以及自己的时间作为投入品，来生产“满足”（或欢乐、或经济学家惯用的“效用”）这种东西。在货币支出和时间的预算限制下，选取不同的商品和时间组合，以求取满足的极大。这种将时间引入个人行为的分析，系一项重大的贡献，至少可更合理的解释累积商品的行为，以及时间过程中消费形态的变动，而且也使消费者自由的真正意义适切的显现出来。贝克在这方面的新见解，也可说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一个有力的答辩。那些批评者（如一九九二年底访台造成震动的盖不列斯〔J. Galbraith，此间媒体译为高伯瑞〕就是顶重要的一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者，利用广告来改变人们的欲望，而使消费者产生“假的”需求，成为生产者所支配的奴隶。对于产品花样的翻新，批评者也视为资源的浪费。现在，有了贝克的消费者行为的新理论，即用不着在枝节上再去驳斥所谓的“假需求”和“消费者的不理性”；而且，对于旧产品的废弃和新产品的产生，消费者行为的新理论也提出精辟的解释，使经济理论和工商实务之间有了沟通。
在家庭理论方面，由于有关教育、健康以及个人工作态度的经济研究，都涉及人力资本，再因家庭系人力资本的根源，因而很自然地要对家庭进行研究，贝克又被称为“人力资本之父”。贝克对于与家庭密切相关的结婚和生育力（fertility），做了甚为惊人的分析。他将结婚当成男女双方自愿的、合理的选择，这个选择能使成双的情侣的满足水准，高于单身生活，而且又可达到最高。至于生育力的分析，贝克认为，小孩在工业经济社会中可视为一种耐久性消费财，与一般商品一样，能给大人满足；由于令人满意的小孩之相对成本（养、育、住等有形成本和由于抚养小孩而无法工作所牺牲的“工作报酬”这种隐含或无形成本）日渐提高，出生率乃因而下降。更值得强调的是，无形成本几乎可用“时间成本”概括，因为时间成本的递增，生育率乃与时俱降，而且教育与时俱增，也使生育率下跌。这一项大胆的分析法较诸一九五五年提出的歧视理论更受到质疑，各方的攻讦不断出现，不但其他学界的人物提出尖锐批评，连经济学界也是一片挞伐声，尤以被评为将人物化、藐视人类的生命尊严最为严重。不过，尽管受到误解和无情攻击，此种将人口学的一些因素统合到经济体制内的作法；亦即，把生育力当做经济学的内生变数来处理，已使人口理论焕然一新，将人口统计与一般的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贝克在这方面的著作，都是利用经济计量法，使一些乍看之下似乎不能量化、不能预测的东西，如爱情、博爱、怜悯、利他行为等等，也有量化和预测的可能。
在非市场的社会关系经济学方面，由于前述家庭理论的出现，使得经济研究法可以普遍地应用到所有的社会关系，不管这些关系是否发生在市场里。贝克将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只限于研究物质财货的生产与消费；第二个阶段则将范围扩及市场现象的全面，将货币交易包括进来；目前的第三阶段则扩展到了涵盖全部的人的行为，而且也将与行为相关联的一些决策都包含在内。所以，任何问题，凡是涉及资源分配、在稀少情况的选择，以及不能兼得的目的，都叫做经济问题，因而都可用经济分析法来处理。在这样的经济学定义下，贝克利用经济分析法来研究社会的交互关系、犯罪和惩罚、自杀、利他行为、上教堂、离婚以及不理性的行为等等。由于贝克的拓疆工作，经济分析已渗入一些很意外的领域，如语文的演变、野生动物的绝种、兽性行为、政治行为、革命、法制方面的演进等等。照着这种情势的推展，那些嘲笑贝克的经济学者，揶揄他应该去搞“刷牙经济学”“睡觉经济学”等，这些话也许真有一天会发现变成实话呢！
学说层面广泛异于主流
贝克在一九八七年那次访台所做的两次演讲，第一次（三月三日）的题目为“经济成长、财富不均，以及人口繁殖”，第二次（三月五日）则讲“政府对家庭的公共政策”。贝克强调，马尔萨斯系第一个动态成长模型的创造者，而且明白的将人口成长当成内生变数。一般人似乎只认为，马尔萨斯模型所达到的是“生存水准”的最低均衡，因而有“马尔萨斯低度陷阱”之称。但是，贝克却极力强调，马尔萨斯均衡只是一个所得和人口都达到稳定的模型，生存水准不是其结果，只可当成假设或特例而已。自马尔萨斯之后，以迄新古典成长模型的所谓“现代成长理论”，皆将人口当成外生变数而不予考虑。直到一九八五年，贝克和巴罗（R.J. Barro）才又尝试将人口成长的决定重新纳入成长模型当中。至于有关家庭的公共政策有许多，社会安全和婚姻是其中重要的两种。社会安全对于生育力、家庭储蓄、遗产、税收的单向影响或交互作用，在西方有何种经验？离婚法条件的变动对于离婚案数、男女双方的影响各是如何？贝克教授以其伶俐的口才、清晰的思维，曾经给台湾一个精要的解说。这些当年还只是作为尝试的说法中，有关经济成长理论方面已发表于重要的学术期刊；也由于贝克的带动风潮，沉寂已久的经济成长理论又在一九八零年代末期开始成为重要研究课题。这一波主要是把“人力资本”和人口，以及原先在新古典成长理论中作为外生变数的一些变数，都放进模型来作为内生变数，当时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所已成一股重要学门。此外，贝克自一九八五年起也与其得意门生墨菲（K.M. Murphy）从事各种令人上瘾物品（addiction）的分析，一九八八年已开始为文发表于最有名的学术期刊《政治经济期刊》（JPE）上，接着又于一九九零、一九九一及一九九二年分别发表数篇这类的研究。贝克获诺贝尔奖接受访问时又透露他最近刚完成一篇已相当受瞩目的有关餐厅的论文（一九九一年五月发表于JPE），该文的灵感来自贝克某次在餐馆吃饭的经验，这也显示贝克没有一个固定产生灵感的方式。也正因为如此，贝克能一直不断地发展新的想法，而且一直认为迄今为止，我们只了解这个神秘世界的极小部分。贝克自认有一颗多产的心灵，而且若能想到一个概念，就会紧抓着不放，毫不在乎一个问题看起来怎么样，无怪乎他能不断开创出新领域，而使经济学拓展至极为宽广的境界，经济学也就这样被称为“经济帝国”了。
一种异于主流的学说，要得到认同，以至于产生共识，其间的时间何等漫长！弗利曼要将“货币重要”这个旧看法重新再推销，都得花上二十年的时光才能说服经济学家，更何况贝克这种拓疆的工作？不但得说服经济学家，还得说动其他的非经济学家呢！贝克认为别人对他的批评有很大部分是由于误解，另一主因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完全的知识，故他也从不声称已掌握所有问题的答案。不过，他也自负地认为，尽管他的模型不能提供所有的解答，但比起现有社会学和其它学科的研究途径，他的理论提出了比较完整而有力的解释。他认为有些学者是以意识形态角度批评其理论，但他觉得在了解问题时，应以科学家的立场而非意识形态鼓吹者进行。他也表示很可以针对各方的批评，一个个地指出不合理的地方，但总括来说，这些批评多半由于错误分析或对其理论的误解而来，言下之意并不值得费力气去驳斥。
漫漫无涯的求知欲
一八八五年，当纽康（Simon Newcomb）以经济学的供需原理分析“乞食行为”之所以存在时，这位由天文学家改行为经济学家的先生，着实震惊了许多读者。他们认为，纽康将经济学的领域做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八十年之后的一九六零年代，贝克这位由社会学转念经济学的大师，不但承继了纽康的拓疆精神，而且更将经济分析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无怪乎已故的一九八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勒称赞他为“一个真正的天才，一件伟大的礼物”。虽然贝克又被认为是当代六十五岁以下美国经济学家的领导者（这是一九八零年代时就有的说法），但是他的经济理论——用来帮助我们正确了解“人的行为”（human behavior）的理论——仍然受到诸多非议，就连许多有名的经济学家也不认同其工作。终于等到一九九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决定颁奖给他时，才肯定其研究的贡献。除了超人的创造力令人赞叹外，贝克的关怀人生更值得推崇，而他对工作的热爱及努力，当然更足资后辈学习。他勉励年轻人特别要重视教育及努力工作，并且不要太容易盲目跟从。他认为不管是老师或某一权威的话，没有一定是对的，每个人试着保持一颗开放的心，和自己辩论，同时别害怕有不一样的想法或尝试新事物。如果能使心灵保持自由、充满弹性和富挑战性，相信一个人在数十寒暑的短暂一生可以过得较为充实。这应是贝克教授给我们的最好礼物！
学术娼妓的诱惑
最后，最值得一提、而且最值得读书人引以为戒的，是贝克教授在其《人的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绪论中的一段话所透露出的讯息。那是他在谈到理性自利供给者追逐高价时，往往由于需求的增加致价格提高而促使供给量增高，在学术或知识市场里，也会有些利益团体（包括政府）为了其特殊利益，需要披上学术基础的外衣或包装；于是会以基金或计划等等方式，提供高额价格来引诱学者供给合乎他们期望的研究结果，即使会危害社会大众福祉的违背“学术良心”之研究计划，也可能因高的“物质利益”而诱使某些学者出卖自己的良心，致迷惑社会一般人。贝克称这类学者为“学术娼妓”或“应召学者”（intellectual or artistic prostitution） 。在我们的社会里，如今正义、道德的诉求响彻云霄，只不知有无贝克所指称的这类人物？
注：本文由原载于一九九三年一月十日《经济前瞻》第八卷第一期
同名文章修改而成。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