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6月04日讯】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二日晚间，外电传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一九九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两位美国教授，分别是芝加哥大学的傅戈（Robert Fogel）和华盛顿大学的诺斯（Douglass North）。据瑞典皇家学院表示，傅戈和诺斯两位教授是以经济理论的应用和以数量方法解释经济现象与经济组织的变革，从而为经济思想史开展新的研究方式而得奖。关于这两位教授，台湾应比较熟悉诺斯，台湾有不少新生代的经济学者曾亲聆其课，更有诺斯亲自指导博士论文写作的学生呢！而对傅戈则较为陌生。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评审委员的青睐，当然都应是实至名归的。这两位教授的成就何在呢？在简要介绍他们的学术贡献之前，先概述他们的生平。
傅戈和诺斯教授之生平
傅戈教授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在美国纽约市出生，一九四八年毕业于康乃尔大学，一九六零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而在一九六三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博士学位。先后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罗彻斯特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哈佛大学，而自一九八二年开始，就一直在芝加哥大学当Walgreen讲座教授兼“人口经济学中心”主任。
诺斯教授则于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五日生于美国麻省剑桥，分别于一九四二年和一九五二年得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学士和博士学位。诺斯曾先后在柏克莱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休斯顿的瑞斯（Rice）大学、剑桥大学担任教席，自一九八二年之后，便转往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任教。诺斯曾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初应财团法人吴三连基金会、台大经济学系、中研院经研所，以及中央银行等单位联合邀请，抵台作演讲访问，第一次演讲在该年十一月八日于台大法学院国际会议厅举行，题目是“制度和经济发展”（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Develvpment）；第二次演讲在十一月九日于中研院经研所，以“制度和制度转变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Institutions and Intitutional Change）为题对台湾的听众传布其理念。
傅戈和诺斯的学术成就
傅戈和诺斯两人都属于经济史学家，而且是所谓的“新经济史”学派先驱。一般来说，经济史学家所研究的通常是影响深远的问题，这种课题的研究原本就必须结合历史、统计、社会，以及经济等等面相，而傅戈和诺斯所创导的新经济史学派，更把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结合在一起，重建数据基础或创造新的基础，使我们得以重看历史，对于过去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质疑和重新评估。如此一来，不止让我们能对过去重新认识，且有助于清除毫不相干的理论，而在补充和修正传统的理论之后，我们也就比较能够了解经济的成长和变化。
傅戈在青年时期不但同情社会主义者，甚至同情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经由科学思考才转而相信市场经济且坚信之，而傅戈自己表示，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是北美经济历史。他的著作数量并不多，成名作是其博士论文改写、于一九六四年出版的《铁路和美国经济成长：计量经济历史论文集》，傅戈利用其首创的“反面事实推证法”（counterfactual speculation）研究铁路在十九世纪的美国经济成长所扮演的角色。
一般的教科书和历史都歌颂铁路对十九世纪美国经济成长的贡献，让大家觉得如果“没有”铁路，美国的国民生产毛额（GNP）的成长就会比较慢，傅戈这样问：“如果没有铁路，会发生什么事？会使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进展造成何种改变？”一般认为，铁路对于十九世纪的美国经济成长有三大贡献：一为铁路降低了单程运费，使得原本广阔而无法利用的农业地区，有了经济上开发价值；二为建设一个跨越大陆的广大铁路网，由而需要很多工业产品，进而使美国工业化起飞；三为穿越大陆快捷而频繁的运输，促使重大的技术创新。
傅戈对十九世纪美国的工业变数统计做了一番扎实功夫，重估了运输成本和商业化农业在各地区间的配置，也对钢铁工业的各部门做了分析，结果将上述的三大贡献都推翻掉。先是证明铁路网对美国西部的开拓根本不能说是不可或缺的，只要把美国的运河网稍微扩充，那些被认为不靠铁路就无法利用的农业土地，有95％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成本下得到交通之便。傅戈也证明，没有铁路的话，对美国能源及煤铁等矿产的供应成本，几乎不会有什么影响。就铁路的出现造成工业需求而言，在一九四零～一九六零年的二十年间，对美国的钢铁需求从未超过产量的5％，因而不足以解释美国的冶金业在那二十年里有非比寻常的成长。即使就十九世纪的后五十年，傅戈也得到铁路的突飞猛进并不足以说明工业发展历程的结果。他的具体结论是，在其他条件不变下，如果没有铁路，美国在一八九零年的GNP至多会降低3％，亦即，顶多使美国的经济成长延后两年而已。
十年之后的一九七四年，傅戈再提出一个引起极大争议的说法，是关于十九世纪美国奴隶制度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那是他与殷格门（S.L. Engerman）合著的《美国奴隶制度经济学》（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一书的内容。傅戈将奴隶看成一种制度来研究，他发现：把奴隶视为一个没效率、无利可图和资本主义前的群体之旧观点，是不正确的，而奴隶制度之崩溃是政治决定的，该制度尽管不人道，但在经济方面却是有效率的。
近期傅戈所从事的研究是经济人口统计学，以十个世代人口资料为基础，用以分析经济和文化因素对诸如储蓄率、女性参与率、生育率和死亡率、经济和社会移动率，以及迁移率的交互关系。傅戈特别重视死亡率的减少能够用营养改善来解释的能力是不够的，意思是说，死亡率的减少尚有部分原因无法解释。傅戈正发展一套系统分析，来综合研究死亡率、发病率、食物摄取，以及个人的体重和身材等等因素的关系。这种研究必须结合生物学、医学，以及经济学才能竟功，如果得以突破，将对经济史的研究又有多层次的影响。
诺斯的研究领域就是经济史，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三个方面，一为讨论美国政府的成长和制度及市场平行发展中，交易成本（亦即投入政治和经济组织的资源）的增长；二为发展出一个一七九零～一八六零年间美国经济体系的成长模型，剖析将简单的新古典理论用于美国经济史是否有用，而且发展出一个制度变化的一般模型，并将之应用在西方世界的经济史；三为在实证方面的贡献，包括发展出一七九零～一八六零年的收支平衡表，一七九０～一八六０年美国的进出口物价指数，以及一六零零～一九一四年海洋航运的生产力指数。
第一个层面的贡献见其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专书《一七九零～一八六零年美国的经济成长》，该模式的研究方向不止对美国有影响，且亦用于西方世界。诺斯在一九六八年发表一篇论述海洋航运生产力的文章，迄今是经济史上被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在该文中，诺斯明白指出，制度的改革所发挥的作用比技术改革更大，假如不考虑时间因素和社会冲突，经济分析便是与历史无关的描述，而在历史分析中有系统地引入制度解释，就是要弥补此种缺陷。
在一九七一、七三和八一年，诺斯连续出版专书证明制度所发挥的功效，包括产权在内，从此奠定他在“新制度经济学”（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先驱性地位。在他和汤玛斯合著的《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1973）一书中，明确地将产权理论用于一个具体而明确的史实上。一般经济史都认为经济成长最初出现于工业革命时的英国，但诺斯认为应在十七世纪出现于荷兰，他先定义经济成长为“生活水准与人口一同成长的现象”，而后再告诉我们，为何世上最早的经济成长现象会出现在荷兰，原因是十七世纪的荷兰，头一次出现一套组织及财产权制度。诺斯认为，当社会中的各个集团看到可能为自己提供盈利机会，而现行制度却无法提供时，新制度就会出现。诺斯的研究也告诉我们，经济成长史并非技术演进史，而是法律的历史，法律是一种组织人类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技术，也可以说，经济成长与资本主义，以及现代的“资产家”社会，是不可分割的。诺斯等人对十九世纪的美国和中世纪西欧的经济发展之研究，都对既有的说法加以修正，亦即原先所接受的“创新、技术改革和其他因素”是经济发展的解释因素，被诺斯认为不够充分，因为这些因素都只是成长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用来解释成长过程，而有效的经济制度才是经济改革的关键，这也就是他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是果而非因的主要理由。诺斯说：“制度是一套套的规则，依从程序和个人的道德与伦理行为，旨在使人创造财富和达到最高效率的资本利用。”在诺斯的领头下，将经济学分析法，应用于财产权的产生及政治行为上。他们勾绘出一套社会制度演化的理论，此不但能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相抗衡，而且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可以解释在封建时代结束与头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崛起之前，那一段转变期的现象，它也对社会现象的错综复杂，有比较持平的论点，而这两点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信奉者所欠缺的。诺斯在一九九零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当时许多经济学家不约而同探究的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而有些国家却贫穷？在整个历史中，人类借着组织和制度来创立秩序和设法减少交换不明朗所产生的成本，而较为重大的制度转变总是慢慢出现的。因为制度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而个人行为总是受到历史演变的影响，产权愈不明确，交易成本便愈高，在比较过落后国家和先进国家之后，即可发现此点，而产权之不明乃制度不良之故。
傅戈和诺斯得奖的启示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底去世的一九八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勒，曾于一九八四年第八十六卷第三期的《斯堪地那维亚经济学杂志》（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发表一篇名为〈无远弗届的经济科学？〉（Economics—The Imperial Science?）的文章，史蒂格勒在该文中洋洋得意地说：“经济学是一门无远弗届的科学，其魅力已渗透到几个邻近的社会学科的中心问题。”他特别就已发表的专家论著，列举被渗透的四个领域：法律的经济学，亦即应用经济理论分析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先驱者是达瑞克特，主要的代表人则为寇斯和波士能（Richard Posner）；“新”的经济历史，最重要的人物是傅戈和诺斯；社会结构和行为的经济分析，主要的课题是犯罪、种族歧视、婚姻和离婚、生育力，以及家庭，这个领域的拓疆者是贝克；政治学的经济分析，包括了经济生活的管制，并可再分成两大主题，一为政党方面的研究，先驱者为东斯（Anthony Downs），二为制度的设计，其先锋人物是布坎南，他也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者。在这四个领域中，其领导者迄今都已分别获颁诺贝尔奖，布坎南在一九八六年，寇斯在一九九一年，贝克在一九九二年，而一九九三年则落在傅戈和诺斯身上。这批在一九六零年代当新左派达到顶峰时期而发起新知识革命的专家，在个体经济学的深度和广度上做了无限量的增加，被称为“新经济学家”，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也被称为“新经济学”。
傅戈和诺斯的研究，都激励一大批追随者。傅戈是个经验主义者，他认真检讨一切原始资料，而诺斯则不断强调令人信服的理论之重要性，再加上其所最看重的制度之功用，影响所及，遍布经济史学界、经济学界，以及政治学界。一九九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傅戈和诺斯，至少带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一、傅戈和诺斯两人都不算是著作等身，而每项研究都花费很长时间，以世俗的投资报酬率衡量，是非常之低的。无论中外，肯在这种经济史研究领域下功夫的，可谓凤毛麟角，但此项工作却对人类有着深远的重大贡献，非常需要给予诱因来激励研究者，诺贝尔奖正是最佳的鼓舞方式，而这也才是此奖所应扮演的角色。
二、无论是傅戈或是诺斯的研究，都是回归自由市场经济。傅戈的研究显示政府的干预和操纵，只会造成资源运用的扭曲，是激励了一些活动没错，但却更剥夺了其它活动的发展，如果政府不为自身利益而扭曲资源分配过程，这些活动都会自动自发进行的。至于诺斯的研究更使经济分析“复古”，与当时学院中所传授的那一套有很大差异，已跳脱“技术专家”的窠臼，朝向了解自己身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组织原理”，可说重新寻回经济学失去已久的“根”。由其研究中可以看到一九九二年三月去世的一代大儒海耶克思想之影子，尤其对于制度和组织，以及法制、规则的出现，强调“自动自发”精神，与海耶克的“长成的秩序”之说法异曲同工。社会愈进步、资讯愈充分，对于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来说，资讯就愈不完全，而且想要垄断资讯的能力也愈来愈渺小，因而市场的机能就愈凸显，政府管制的角色也愈见淡化，“组织创新”也演成另一种面目。
三、傅戈以“反面事实推证法”重看美国经济历史，这种方法也可用来重看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历史，台湾也不例外。迄当时为止，土地改革（包括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十项建设等都受到大众（包括学者、政府官员以及一般民众）绝大多数的正面肯定，但是否经得起这批“新经济史学家”所开创的新研究法之考验呢？台湾的有心人士不妨接受挑战，尝试使用新经济史研究法来重看台湾经济！
—原载于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经济前瞻》第九卷第一期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