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新:教授治校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徐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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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5日讯】在写完我的三篇讨论北大改革的文章后,我曾经以为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没必要写什么文章了,连看了甘阳的《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后,虽然觉得甘阳的文章很差,也不愿意反驳。我向来认为:甘阳被称为“中国文化的班头”,不过是中国文科实在是“山中无老虎”而已。北大改革的讨论,所牵涉的知识不过是常识或接近于常识的东西,最多只是见识的较量。其中最有意义的主张一是本人极力主张的“教授治校”,一是甘阳主张的依法改革。很可惜,甘阳没有进一步仔细阐述“依法改革”,却搞什么“华人大学理念”,结果实质性内容的两个论点立刻被本人驳倒,只剩下了空洞的“华人大学理念”。甘阳不甘心如此,结果是《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也只不过是借胡适的话头,再增加了一些一驳就倒的话语。

但本人偶尔想起一篇曾经看过的网上文章后,突然觉得有必要再讨论教授治校对中国社会、政治等的影响。那篇网上文章写的是大约一年前的采访,里面所提到的南京大学的老教授、老校长们都以为现在还实现不了教授治校,教授治校能够给大学的教学、学术研究带来的优点,大家恐怕都很清楚,大致能够在三至五年内将中国的教育、科技提升半个等级到一个等级,至少使得中国在教育、科技方面回升到八十年代的水准。但为什么他们认为现在实行不了教授治校?文章中没有说,但原因恐怕是他们考虑了教授治校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有两个担心:一、官员们和教育部等的腐败令人不满,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将使得文科教授们没有更多顾虑,导致或加剧文科教授们论证他们参与宣传和论证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本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甚至可能被这些文科教授们剥掉画皮。二、历史上,当年的蔡元培先生推行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与五四运动等大学潮有一些关系,与共产党的成立也有关系,导致了一个政权的灭亡(至少有关),共产党还愿意这样重蹈覆辙吗?

这两个担心看起来有理,但实际上非常荒唐,无一能够成立。

官员们、教育部的腐败将导致文科教授们剥掉他们参与宣传和论证的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画皮?这是不可能的,实行教授治校后,教授们得到了进行教学与学术研究更加良好的环境和更多的利益,他们作为得益者,普通教师也是得益者,为什么要反对?更何况教育部的腐败导致他们利益受损失的话,正常人都是就事论事地反对就是了,保守的、更有智慧的教授们为什么却去做不相干的事情?另外,教育部的腐败居然能够导致这样的反抗,那是何等严重的腐败,这样的教育部立刻统统解散都不过分。可以肯定,实行教授治校,只有官员教授们的教授职位是必定要被取消的,他们的腐败利益被取消有可能导致他们的反对,但这些官员会去公开反对共产党的政策吗?还有,大学中过于庞大的行政后勤机构中的人员,过分占有的利益也会被削减,但这些人不是教授。

作为一个大的群体,教授中反对共产党政策的人一定会有,是否实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都一样,但作为一个有智慧、太保守的群体,不出现极其罕见的情况,教授们是不会与政府对着干的。本人丝毫不讳言:中国共产党以前进行的改革就几乎等于砸铁饭碗的举措纯粹是错误的。而且,正是与缺乏中肯而尖锐的批评有关,中国现在已经成了腐败盛行,贫富差距太大的国家。中国推行政策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官员议论后就执行,缺乏制约,连批评都很难听到,导致中国的上级推行的政策,考虑不够周全,在下面执行就注定要走样,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中国正缺乏中肯而尖锐的批评。

由于传统改变等原因,加上由于一流人才学理工,二流人才学文科等历史原因,即使中国的高校全面实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文科教授们也不可能拥有当年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人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了。当年中国实际上没有专业传统,只有文人传统或文科的学术传统,所以这些人影响极大,但现在传统已经被改变了,是大科学家、杰出工程技术人员(不被人文知识分子视为知识分子)的人影响大、最受尊重,如袁隆平、王选(还有象已经去世的陈景润)等。谁都知道,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文科人和理工科的人发生争论,谁说了算?理工科的人说了算。本土博士和洋博士发生争论,谁说了算?洋博士说了算。

从历史来看,当年的蔡元培先生推行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真的导致了一个政权的灭亡?这担心极其荒唐可笑,真是胡乱夸大知识分子有无所不能、极其巨大的历史影响力。可以说,当年的蔡元培先生推行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或许与五四运动有些关系,但北洋政府的灭亡是因为这些原因?稍微知道点中国历史的人都清楚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北伐。至于国民党政权几十年后在大陆的灭亡,虽然直接原因是与共产党的战争失败,但若全面考察,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一系列政策与执行的错误等原因导致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五四运动有密切关系,可以说与五四运动有些关系而已,但与蔡元培先生在大学里面实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关系更小,更不重要了。

所以,唯一现实的担懮是这样做有可能引发五四运动那样的巨大学潮,但由于中国现在的环境条件与民国时代正好相反,实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很可能避免特大学潮的出现,不实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反而几乎必定会出现特大学潮。大规模学生运动的出现是需要环境条件的,民国时代的环境条件是内有内战,外有外患,导致学生运动不断,现在中国对外无丧权辱国之类的事情,内无内战。唯一的问题是官员的腐败和社会贫富差距巨大,但新一代领导人的惩治腐败和推行公正的政策正在给人以希望,而且官员的腐败问题并不直接影响每一个大学生,因此不一定会导致特大学潮的出现。

但中国高等教育目前的高价格,低质量对每个大学生都有切身利害的影响。大扩招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今年毕业,找工作难,几乎一半人毕业即失业,如果失业大学生与失业工人、农民结合起来,就是一支长远看来影响极大的力量。而且,社会对目前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低,一种大致估计是:普通本科生大致相当于八十年代的专科生,硕士平均水平相当于八十年代的本科生,博士平均水平相当于八十年代的硕士。那种“不能够用精英教育的质量要求来衡量大众教育质量”的说法,只能够在官员那里推脱,对用人单位和社会,这话没用。例如,日本的高等教育在转为大众教育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出现明显的质量滑坡?原因之一是日本的义务教育基础比中国强,在明治时期就开始实行了义务教育。其它的原因由于本人对日本大学教育了解不够,不说了。

但中国大学教育质量大幅度滑坡的原因倒很明显:八九年的事件导致许多人才外流,不愿意回归,并极大地打击了知识分子的进取心、创新、信心、勇气、朝气等,而人才是事业的基础;教育部当年曾经下发文件搞学术腐败,评了一些不上课、不搞研究的官员教授,使一些原来上课的教授也不上课了,而且沉重打击了教师的积极性,导致一些教师努力钻营官场而不是钻研教学与研究(中国的大学准确地说不是大学,而是衙门);学术评价体系采用的量化考评制度只看论文不看教学,导致许多教师只重视研究不重视教学,应付教学,而且学术研究还没有真正收到实效等等。中国大学党政后勤机构极其臃肿(许多大学中教师只占1/3甚至更少,党政后勤人员占2/3甚至更高)导致的额外成本高,而且许多大学里面教师的地位、收入还不如行政后勤人员,使一些教师不愿意努力教学、做学术研究。还有如学官们不实行关键的真正有效的改革办法,却搞些能够在报纸杂志上抛头露面,却对教学、科研无益甚至有害的改革。以这样的状况,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不大滑坡才让人觉得奇怪。

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在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本来就确实不怎么样,靠学生素质高掩盖,现在大扩招后学生平均素质下降就掩盖不住,加上上面已经讨论那些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更是大滑坡。且不说非常糟糕的文科教育,也不说我在《全面退步的中国中小学教育》中讨论过的科学教育缺乏科学研究教育的重大缺陷,以中国的工科教育为例: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记忆里是记者采访一个教育学教授,讨论了根据IMD公布的2000年度评价结果,中国获得合格工程师难易程度在47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47位,倒数第一,获得IT技术人才的难易程度列第46位,教授觉得很奇怪,觉得我国的工程技术教育应该不至于如此差,但他却承认这是最权威的评价。以我所知,这是因为西方如美国的工程技术教育,讲究理论等知识基础宽阔,又注重研究性教育,精心设定实用性问题或各种现实中的问题让学生解决或必须自己动手做出来,逼迫学生逐步熟练地融会贯通运用所学各个方面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往往会对已经学到的知识有更加全面、精深的理解掌握,教师又认真反馈,这样,学生在理论等方面知识基础宽阔,又精于如何综合应用知识,培养的是适应能力强的工程师。但以我对中国工程技术教育方面的部分了解,中国学工程技术的大学生分专业太早,理论等方面知识基础不宽阔,又缺乏教师精心设计的实用性问题或各种现实中的问题让学生解决,或者教师反馈也不够尽心(教师的积极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工程师还是按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培养,当然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适应能力,被权威性的评价列为倒数第一也就不足为奇。(我对中国工科教育只有部分了解,这些讨论是理论上的解释,但恐怕我的推断不错。)

哪怕是大学教育,过分依靠学生素质的教育也不是好的教育。

中国现在高等教育的情况是:大学生交费是有史以来最高的,高等教育质量却是改革开放后最低下的,这种情况下,大学生中又不缺乏有组织能力、道德高尚、敢想敢干的人,若这样的评价判断因为许多学生毕业即失业等切身的感受,加上用人单位的评价、社会的评价等的影响,这种评价一旦成为大学生的共识,出现特大学潮的可能性就很大。特大学潮的出现,或许能够以巨大的压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中国大学教育乃至中国的进步,但也有出现其它结果的可能。当然,一个国家的稳定进步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依靠这样的事情来推动只会是国家的悲哀。

教授治校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国大学的官本位问题,也是实施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的关键一环,而且, 教授治校实行后,教授们运用权力做到让行政后勤机构真正为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大学才能够是真正的大学。所以,应立即实行教授治校改革。(实行教授治校后教授、教师们的拉帮结派现象恐怕会因为实行这个制度而表面化,因此必须立即实行不留本校生的制度,即本校生在两年后才能够回本校应聘,解决这个危害中国学术的学术近亲繁殖问题。)

教育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提高中国大学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水平。最好的方案是全面在中国的大学中实行教授治校为核心的改革方案,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和学术研究质量,并逐步稳妥地降低成本。次优的方案是让清华大学拿出一个良好的全面实行教授治校的改革方案,并在所有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全面实行教授治校(中国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教授习惯于从实际问题出发来考虑问题,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考虑并解决问题,而且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政治无关,因此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应该率先全面实行教授治校),让北京大学拿出一个合理的妥协方案,全国以文科为主的大学基本仿照此方案进行改革。但如果只选几个大学做试点来进行改革恐怕是下策。

目前,中国的学生众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若不尽快进行教授治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并随后稳妥地进行降低成本等改革,那么,未来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高等教育收费太高、质量低劣的评价一旦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中国将有许多人不愿意在教育上投资,加上大约十年后,大学入学学生数下降,需求大幅度下降,而且这时就非常明显(压力极大)不得不进行这些改革,由于改革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那就是在最不适合的时候迫于压力进行改革,需求大幅度下降,成本却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大学教育会有全面崩溃的危险。另外还有几年内爆发大规模学潮导致社会动荡的危险。因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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