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5日】论及古罗马的教父时代和中世纪神学的希腊传统，就必须谈论罗马初期的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普洛丁(又译普洛提诺)。他是西方文化由希腊化转向基督教化的过渡人物，既是希腊传统的最后一位直接继承者，又是教父时代神学的先驱。
普洛丁的求知欲极强，年轻时曾经遍访名师，却无一令他满意。后来，他才发现了一位将基督教和柏拉图结合起来的老师，在其门下苦学十年。之后，他又游历了东方，学到了古波斯的僧侣之术和婆罗门的智慧，便返回罗马。
普洛丁生活在罗马帝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时期，然而，奇怪的是，在他的著作中却见不到丝毫苦难的影子，而是充满了发现神圣价值的喜悦和陶醉。他热衷于柏拉图哲学，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但他似乎忽略了柏拉图哲学中对人性分裂和社会恶俗的痛苦体验，而专注于柏拉图那缥缈的“理念世界”和玫瑰色的“理想国”，他描述了纯洁的理想主义，甚至打动过当时的罗马皇帝加列努斯（Galliennus）。
这位皇帝曾请他做大臣，允许他在坎帕尼亚建立一个理想国，以柏拉图提供的政治原理进行治理。但是，不知为什么，皇帝后来又改了主意，撤回了他的允诺。普洛丁并没有因此而沮丧，依然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虽身处朝廷的奢华之中，却保持着自己一贯的简朴，所以，他被称为高洁的圣人。也就是说，借助于柏拉图的超验哲学和斯多葛主义的苦行式解脱，普洛丁摆脱了现实中的享乐欲望，也同时摆脱了唉声叹气的悲观和愤世嫉俗的激烈。他说：自己之所以对现实世界没有任何留恋，是因为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当世俗欲望被神圣价值所克服，人世间的苦难便不再是精神重负，而是无法引人堕落的身外之物。由此，他便进入凝神于一的沉思境界，全身心地专注于一个至善至美的永恒天国。他相信惟有死后的天国才值得为之献身。人应该闭上双眼、堵住两耳，等待那得救的一天。
在普洛丁的新柏拉图主义中，蕴含着《圣经》般的虔信——相信吧，“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种圣经句式，在普洛丁的表述中就是：相信神灵，就会解脱。这种不需要任何逻辑推理和理智认证的绝对命令，表现出一种无法抗拒的征服力量–上帝要人类受苦和要人类得救，同样是无法抗拒的。当普洛丁把古希腊后期的“出世主义”(没有上帝拯救，只是人放弃世俗走向自然)变成新柏拉图主义的“超脱论”时(等待上帝拯救)，中世纪的救世主义便萌生了。
其实，普洛丁也未必不懂人世的苦难，他曾讲过一个处女堕落和得救的故事，可以视为他对尘世的苦难和罪恶的理解。故事说：一个纯洁的处女经不住现世的诱惑，失身而堕入尘世之中，受尽了种种苦难；后来，她在神父的指引下醒悟过来，重新回到圣父的怀中。尘世的婚姻是不洁的爱，尘世的放荡是不贞的爱，必须变尘世之爱为天上之爱，人才能纯贞、能得救。在这里，堕落就是原罪，受苦就是赎罪，得救就是天堂。所有乐观主义的形而上学及其宗教，事实上都源于为逃避现世的苦难而对超现实幻想的信仰。但是，普洛丁是真诚的，极度真诚的，他不是为了摆摆样子以获取一个正人君子的美名，而是虔诚地相信那个超验的永恒王国，真诚地希望人人都能摆脱现世的诱惑、堕落和毁灭，进入这至善至美的天国。他在生活上从来不注意自己的世俗欲求，具有一种难以企及的纯洁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欲的消逝是神的诞生。”正是他的哲学，启发了后来的“原罪论”。
他真诚地描述过自己超脱尘世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内心体验。这段描述，也是出自普洛丁笔下的最著名篇章：“这曾发生过许多次：摆脱了自己的身体而升入自我之中；这时其他一切都成了身外之物而只潜心于自我；于是我便窥见了一种神奇的美；这时候我便愈加确定与最崇高的境界合为一体；体现最崇高的生命，与神明合而为一；一旦达到了那种活动之后，我便安心于其中；理智之中凡是小于至高无上者的，无论是什么我都凌越于其上：然而，随后出现了由理智活动下降到推理的时刻，经过了这一番在神明中的遨游之后，我就问我自己，我此刻的下降是怎么回事，灵魂是怎样进入了我的身体之中的–灵魂即使是在身体之内，也表明了它自身是高尚的东西。”
普洛丁反复强调进入这种境界需要上帝之光的照耀和启示，甚至，他在进入凝神于一的状态时，会生发出一种似神的感觉，他说：“只要灵魂是合乎神的标准的，将要看见神，也将要发现自己被智慧之光所照亮，或者，她可能把自己想象成真光，没有任何重担，头脑敏捷，变成好像神一样。”（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P805，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北京）
在这里，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的理念论，发展为普洛丁的太一、精神、灵魂的三位一体，从而以哲学的形式开启了后来神学中的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在普洛丁的三位一体中，亚里士多德式的灵魂与神的并列不见了，有的只是：太一至高无上，精神和灵魂处在屈从地位。“太一” 是对现世存在的绝对超越，既是宗教上的神，也是伦理上的至善，因而也就是哲学上的至真，艺术上的至美。在柏拉图，理念至上，现实是理念的投影；在普洛丁，太一至上，精神和灵魂是太一的投影，到了中世纪的神学，人是上帝的投影。在这三者的传承关系中，我们看到了由古希腊形而上学到古罗马神学的清晰思想线索——由哲学的形而上学之真，转向伦理的形而上学之善，再转向神学的形而上学之真善美的合一。人只有摆脱了肉体和尘世的诱惑和纷争，潜心于内在灵魂的自我精神，才能彻底超脱，与太一融为一体，完成最崇高的生命。
如果从审美的角度看，普洛丁的太一境界与东方式的“天人合一”颇为相似，但在普洛丁的境界中，“太一”是绝对超验之神，没有任何世俗之物的关涉，而非老庄式的泛神论之道，甚至可以“在尿溺”中找到。然而，普洛丁的哲学，既缺少柏拉图式的由清明理智到沉醉狂迷，由现实悲剧到乌托邦喜剧的过渡，也缺少庄子式的由怀疑到幻灭，由幻灭到绝望，由绝望到逍遥游。而普洛丁，只有过多的审慎、太审慎和乐观、太乐观，审慎到近于冰冷的清醒程度，乐观到相信人终可以获救。西方人对人世苦难铭心刻骨的体验（也就是西方文化中的悲剧情怀和幽暗意识），最早表现在古希腊悲剧的命运之不可抗拒的宿命观中，之后表现在柏拉图的理想与现实相分裂的理念哲学中，到了神学时代就由人的原罪论来表达，特别是表现在基督教神学的第一位天才哲学家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
可以说，在进入黑暗时代的门口，古希腊的乐观精神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式的挣扎，由普洛丁哲学承担。他只鼓励人们专注内心的恬静，而不看外部世界的纷扰；只要人们超脱而不想能不能超脱。一个被苦难和失望所折磨的时代的开始，就这样被普洛丁的上帝之光忽略了，如同中国那血雨腥风的魏晋六朝时代，被那潇洒飘逸的魏晋风度所忽略了一样。
如果说，古希腊后期哲学的主题，已经由学问转向了德行，由对自然之真的研究转向了对道德之善的追问，那么，普洛丁完成了这种转变，并开启了神的哲学主题。这一主题所追问的不是自然的起源、本质、归宿，而是人的起源、本质、归宿。古希腊人探讨自然时，所确立的先验的绝对前提是“数”、“火”、“原子”、“理念”之类的本源，中世纪神学探讨人本身时，所确立的先验的绝对前提是“上帝”：“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是中世纪所有哲人的主题。对自然之真的研究再度成为哲学的主题，要等到人们从漫长的苦难历程中苏醒过来的文艺复兴了。
2003年10月8日于大连
源自《议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