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日讯】现在，备受关注的朝核危机北京六方会谈已经结束。处于会谈关键地位的美朝两国，没有谈出实质性成果。但是，无论会谈的结果如何，对于北京政权而言，能够促成这次会谈的本身，就已经极大地提高了其国际的地位和信誉。北京在解决朝核危机上的外交努力，确实得到了国际主流社会的高调赞扬。有外界评论说，六方会谈的最大赢家是北京；法新社甚至说：借助六方会谈，开始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近些年来，中共政权的外交动作，第一次得到如此广泛的国际认同，布什政府的要员（如国务卿鲍威尔等）也公开宣示“中美关系进入最稳定时期”。
北京新政权在朝核危机上的态度，之所以迅速转向美国的多边会谈的立场，就在于这样的立场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稳定，有助于中国的地区大国作用的发挥，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中国的国际信誉提升……总之，无论对于北京新政权的巩固权力的利益，还是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北京在朝核危机上与主流国家保持一致、并对金正日采取强硬立场，无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最佳选择。就当下国际关系而言，维持稳定的中美关系，也就等于中国拥有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无疑是中共政权的最大利益之所在。
事实上，如果不是基于一党私利来看待中美关系，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的角度看，美国非但从来不是中国的敌人和威胁，反而是推动中国融入主流文明的最大友邦。在历史上，清末民初时期，诸列强中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最为友善的国家，无疑是奉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在抗日战中，对中国的民族利益而言，最大的友邦也是美国；1949年后中美的敌对，其主要责任不在美国，而在毛泽东政权。要不是毛泽东政权被金日成和斯大林所利用，甘愿充当金家极权和斯大林霸权的炮灰，百废待兴的中华民族，非但不会付出90万生命、100亿财富、中美敌对和丧失台湾的巨大综合代价，也决不会在日趋封闭的国内政治上走向狂妄、愚昧、好斗，更不会以弱国的实力硬撑着同时抗衡两个超级大国，在把自己的国家折腾得伤痕累累的同时，又将大把的金钱送给那些有奶便是娘的第三世界无赖国家。
晚年的毛泽东之所以毅然联美抗苏，不仅在于前苏联的武力威胁迫在眉睫的外交危机，更在于他在与前苏联及金日成的多年周旋中发现：与来自敌对阵营的“右派们”打交道，远比与同一阵营的“左派们”打交道容易，前者坦率诚实，后者狡猾虚伪；对于极权中国的真正威胁，恰恰不是自由的美国及其西方联盟，而是东方同盟中的极权国家。毛泽东为缓解日趋孤立的内外交困而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权宜之策，恰恰以不经意的方式，为后来邓小平时代“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奠定外交基础——所谓邓氏的对外开放，无非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放。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事实证明，推动中国经济连续多年高增长的主要外来动力，无疑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主流社会。而共产独裁阵营的诸政权，要么是全面崩溃（苏东），要么成为中国的经济包袱和国际麻烦的制造者（朝鲜与古巴）。所以，无论中共高层在内政上有多大的分歧，但在对外关系上，毛泽东晚年对国际关系的醒悟，已经得到不同时期的中共高层的认同，邓、胡、赵的时代如此，江朱时代如此，新上台的胡温体制亦如此。只要中国继续奉行改革开放，并显示出逐渐完成政体转型的趋向，而不是顽固坚守跛足改革和维持一党独裁，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就不会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正如西方各国政要一再强调的那样：一个自由而强大的中国，非但不是国际主流社会的敌人，反而会成为朋友。转载自《观察》http://guancha.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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