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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14日讯】读者投稿/如果说外交是内政的延长，那么两岸政府争取全球华侨认同的思维及作法，不仅反映出国内主政者对它方所预设的基本立场与态度；更呈现出该国经办外交事务的娴熟与优质程度。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外乎合作或竞争(良性与恶性皆可)，但如果只为竞争而不择手段，为‘拼业绩’而强渡关山，那么根据‘墨非定律’不愿见到的‘错误与失败’，往往会变成可怕的事实。毕竟如果‘吃相太差，打鸭上架’，其结果可是会‘耍帅不成变耍宝，独留见笑在人间’。
因此，两岸在二零零三年开春第一炮的波士顿纽英崙中华公所争夺战，不仅在战略运筹与战术攻防上互较高下，更在侨社经营思维与通路运用上进行抗争。平心而论，在这次的交手过程中，不论好坏，双方都个有斩获˙然而，此次例证却清楚的提醒我们:双方所表现的争取华人认同基本思维里，隐藏着退步的反民主操作技俩与有害侨社长期稳定和谐的隐忧，以及侨务操作手段对终极处理两岸关系，所可能产生的附加效用。影响之大，值的观察。
进军波城公所 此非第一遭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争取纽英崙中华公所以‘改挂五星旗’象征支持的努力，从上世纪九零年代开始，就未曾中断。在九七、九八年间更盛传波士顿中华公所将会是北美第一个正式转向支持的华侨公所。造成这种场面的原因不外乎，做为传统侨社的纽英崙中华公所有自己的内规和章程，有力求政治中立的立场，而基于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渊源，按照传统侨社的‘运作传统’，立场不变。
然而，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三日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主动发布新闻通告，声称纽英崙中华公所将于十五日举行升五星旗仪式，并扩大举行欢迎会，接待来访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张宏喜，邀请媒体采访报导。消息一出，在波士顿中国城激起不安与忿慨。
探究其中原因，反映出侨社组织的先天结构缺陷、功能定位与实际运作的窘境。第一，早期海外‘中华公所’创立的理论基础，除了维护侨社整体利益的机械性组织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之世居海外乡亲宗友，对‘故土归宿’的精神符号。近代研究民族主义的大师如史密斯(Anthony D. Smith) 、安得森 (Benedict Anderson)等，都对这种族群象征(ethnic-symbolism)及远距离民族主义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意涵，影响民族主义论述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体会。因此，这‘变天易帜’传闻所挑战的，不仅是‘公所’代表的‘原乡符号’，与环境互动的能力；更是对‘公所’组织在现代组织论述里，从功能的定位(究竟是保存其做为传统华商与宗亲社团的庇护组织umbrellaorganization或是朝美式非营利组织为经营目标的定位)，到透过民主程序的决策能力、执行运作、信度与效度的考验。第二，也正因为强调透过民主程序的决策过程，那么公所组织内部不肖个人的自我图利作法，及藐视公所会员及社区人士反对的少数决策暴力行为，与组织外部中国领馆干涉中华公所内政的勾结动作，就更形刺眼与粗暴。第三，中华公所内部沟通机制的瘫痪与有心人士主导的泛政治化倾向，更直接冲击侨社的和谐与安定。事实上，近年来由于纽英崙中华公所在有心人操控、把持下，其公信力与代表性，既备受争议、纠纷不断；而少数主事者官司缠身、长袖善舞、假公所名器图谋私利的作法，也难怪侨众对公所的信心与领导能力产生怀疑。因公所财产处置与资源分配欠当，侨团控告公所专擅对簿公堂的事例，早有数起。而麻州司法部更已派专人监管公所的行政业务。诸此种种，更对照出中国领馆此次在波士顿中华公所升旗意图对侨社所带来的冲突与不稳定性。
勾结少数 趁乱打劫
据了解，此次的公开升旗构想，是在梁姓前行政主任的全力主导下，黑箱作业而成。大如此等‘变天易帜’的重要事件，不仅在公所的议员会议上全无讨论；就连张宏喜总领事的中华公所拜访行程与欢迎会，也未事先通知全体公所议员。原本借拜访之名行公开升旗计划，被州政府司法部指派来监管公所的美籍行政总监周西蒙（Joe Simmons）以违反非政治性社团政治中立为由，加以制止。然而经过最后一刻的协调努力，公所总监与中方使馆达成协议：允许依国际间礼仪与尊重惯例，在公所会堂以‘授旗’和‘竖旗’的变通方式，表示对访客的尊重与礼遇；更重要的是，禁止‘五星旗’悬挂于中华公所大门外，而竖挂于公所会堂内的‘五星旗’也必须在总领事离开后立即卸下收回。
尽管如此，张总领事在当日的致词时却仍表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代表着公所与侨务的关系更为密切’，他并且推崇公所气节崇高升旗之举，‘将列入华社史册’；会后，张总领事并且‘授旗’给中华公所主席黄绍强。在此同时，公所内外却呈现对比的讽刺画面：由于多数公所议员根本未获邀请，而少数被邀人员又多半拒绝出席的情况下，欢迎会场内仅剩大批中方随行人员、领馆带来的大批中共媒体及记者，与和纽英崙中华公所无关人士，一字排开照相留念，好不热闹。而公所外聚集数十名社区人士，举着各式标语及旗帜，抗议公所少数主事者专擅图利，将公所活动泛政治化。而驻波士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除指责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喧宾夺主，干预中华公所内政的粗暴作为；也谴责公所内部少数个人，涉嫌接受中共不当恩惠，破坏中华公所名誉，制造侨社分裂行为。
当地报纸如世界日报、大纪元时报、波士顿新闻报也以相当的篇幅报导事件经过。透过媒体镜头，中共官员和形像争议的公所干部排座的照片，对比于由孚受尊重社区侨领的带头抗议画面，更具体图像化‘升旗’事件的荒谬性与对立性。
误信‘对立操作’与‘捡到篮里就是菜’的迷思
美国名专栏政论学者迪阳 ( E.J. Dionne, Jr.)在九一年所写的畅销书《为什么美国人痛恨政治》，开宗明义的指出：政客的本性、政治斗争的丑陋，举世皆然。他说，‘对立操作’是竞争环境里不同党派最本能的操作思维。如何在群众里挑起最大的对立冲突面，永远是指导竞争双方最高的思想准则与行动纲要。其结果当然是各党各走极端，各揽偏锋，要不斗争也难。而支持他们的群众也被政客驱使各走极端，结果就成了迪阳笔下所描写的“一个国家(或团体)，可以分裂”那样的局面。另外，迪阳认为政客的所作所为跟大众的需要完全不相干，这也是他们痛恨政治的重要原因。政客的斗争是“圈内人的游戏”，圈内人搅尽脑汁斗得你死我活，但圈外的普罗大众除了看戏之外，其它一无所得。然而更让他们痛恨的是，政客转化他们的抱怨、挫折与期望，成为斗争工具，表面上美其名为反映民意，暗地里却进行斗争之实，结果斗争不但没解决问题，反而制造更多问题。大众对政治疏离，对政客厌烦，对政党失望，真是其来有至。
迪阳前半段‘对立操作’的观点，正确且贴切的描述了中国领馆见缝插针、操作对立的心态。很明显地，纽英崙中华公所的民主决策机制，是存在许多反理性、非民主的缺陷，而公所特有盘根交错的世代宗亲同业本质，也阻碍成员公开批评的可能；毕竟，两岸政府派驻侨社人员是有任期的，官员任期一到潇洒走人，而侨众们的不流动性自然也局限了他们批评的面向与张力。然而，公所的先天缺陷，却不能合理化中国领馆施小利、见缝插针、挑起对立的强势操作。此乃中共争取华人认同的退步思维之一也。
再来，中国领馆很明显地犯了‘捡到篮里就是菜’的迷思。首先，提篮捡菜，捡到的有可能是菜，也可能不是菜；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不一定就是‘礼物’，更有可能是‘垃圾’的道理，是相同的。此次，中国领馆大费周张，进军波城公所，很不幸的，其里应的合作对像，却是当地形像不好、人缘颇差的自私小辈。从现代公关包装学的角度来看，中国领馆或因识人不明或因汲取小利，选择传递讯息的‘载体’有误，加分不成反倒扣。此乃中共争取华人认同的退步思维之二也。
建构现代民主大国心态的努力 刻不容缓
中共争取华人认同的退步思维之三，和迪阳所提到‘圈内政客的斗争思维’与‘零合对抗观念’，有密切的关系；而中国缺乏一个面对新世纪的乐观、自信、积极、主动、优质、负责的国家心态，才是所有退步思维的产生温床。
平心而论，两岸插旗竞逐、互挖墙脚的斗争思维，行之有年。而在这种“对决”的气息下，两方无不想尽各种手法以拉抬自己声势、消遣对方，无非是让自己在本身的阵营中，争取更多的认同与参与。因此，双方综合实力拉近与国际空间的消长，使得台北当局指控北粗暴打压其国际的生存空间；而北京当局也振振有辞、大举鞑阀台湾分离主义份子背亲忘祖分裂国土的行径。深究其中，两岸僵局的关键在于双方都无法以正常的心态，走出过往历史的情节与阴影，以理性务实的态度面对未来，以互惠服务，寻求解套。迪阳在《为什么美国人痛恨政治》一书中大声质问：在不断对立的社会或环境中，政党(与敌对双方)只提供单一零合的选项，试问普罗大众究竟有多少选择的余地，而最终的出路又在哪里?
这里所强调，中国迫切需要建构一个面对新世纪的政治文明、乐观、自信、积极、主动、负责的国家心态，是在提醒展现在中国新一代领导团队眼前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当中国因综合国力上升而希望在国际社会有所作为的当口，除了要从制度本身入手，调整整个国家前进的方向；更必须要扬弃旧的那一套过度自大、过度自尊、粗躁、霸道的心态与做法。中国想成为国际大国，中国也会成为国际大国。然而中国不仅在新世纪的政治现代化与民主转型进程上，踌躇不前；在外交操作上，现行的人质外交(特别是在人质外交操作中，由中国公民人质提升到以华裔外国公民为饵的人质外交捕牌动作)，对新疆、西藏地区的人权侵害，与对法轮功的迫害行为，除给人拦路打劫、就地还钱的蛮横印象外，实在无法让人将中国与国际大国的作为产生联想。
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更是如此。要知道，除非大陆方面真的如台独倡议者所说的，决心以武力攻打台湾，做为统一的唯一方法；否则大陆就必须以正常心态面对历史，区分存在台湾社会的分离民族主义(separatists nationalism) 与本土主体性民族主义(localized community
nationalism)之分野；了解促成台湾分离民族主义产生的心态、历史背景与环境效益；深刻思考营造和平、争取认同的心态与做法，提供兼顾多重、互利双赢的选择，来争取台湾内部的本土主体性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要了解在台湾社会的统独光谱上，尽管分离民族主义有急独基本教义(以建国党、独台会为代表)、缓独基本教义(以台独联盟、长老教会为代表)、与现状已是独立(以民进党为代表)之分别；然而，和平解决两岸未来的契机，完全取决于占多数、且可被优质政策所吸引的本土主体性民族主义者的动向。试想，在现代传媒的‘普及与聚效’和‘选择性强化’的效果下，中国领馆粗暴操作的公所升旗事件，看在台湾分离民族主义者眼中，是一个道地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中国正如他们所深信与宣传的，就是粗暴不文明、无法相处的。而对于开放的本土主体性民族主义者，这般的操作呈现，也很难提供认同诱因。
站在新世纪的开端，笔者对中国政府新一代领导团队的智慧和选择，有相当的信心与期许：大胆走出以往的窠就，不仅需要勇气，更要有无比的智慧，舍去以往极端姿态，重新建构负责、积极、主动的思维，以理性服务代替恶性对抗，才是真正争取华人向心、扩大认同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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