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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4日讯】惊悉吴祖光先生去世的消息，手头正好有一些少为人知的文字资料，虽然不能够全面展现他的人生经历，却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他的高尚人格和精神风采。
一鸣惊人的《凤凰城》
吴祖光与曹禺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具神奇色彩的两位天才剧作家。曹禺1933年暑假完成传世巨著《雷雨》时，只有23岁。吴祖光1937年写出大红大紫的成名作《凤凰城》时，只有20岁。1942年写出代表作《风雪夜归人》时，也只有25岁，夏衍看完后觉得不像是年轻人的手笔，于是便给出了“神童”的称号。“神童”吴祖光能够以并不成熟的《凤凰城》登上文坛并一鸣惊人，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曹禺的发现和扶持。
《凤凰城》是根据抗日英雄苗可秀的真实事迹写成的。苗可秀是东北人，东三省沦陷后，他离家奔赴战场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日军作战，被俘后经日寇多方劝降，宁死不屈而牺牲于凤城县。1937年的吴祖光，是国立戏剧学校里比不少学生还要年轻的校长秘书，《凤凰城》是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写成的。完成后交给校长、同时也是吴祖光表姑父的余上沅，余上沅虽然答应帮助看剧本，一个星期过去却没有看上一眼。吴祖光只好擅自取回剧本向曹禺求教：“我找到了同住在校园里（长沙稻谷仓王氏宅院）的教务长、编剧课专任导师曹禺老师，简单说明了情况，把稿子交给了他。……第二天一早，曹禺先生就找到了我，他十分高兴地肯定我写出了一个好戏，并且认为这正是目前抗战的形势之下最需要而还没产生的剧本。……他当时就把校友剧团的负责人毕业生余师龙找了来，叫他和剧团的同学们赶快阅读和研究这个剧本。”（吴祖光《“投机取巧”的〈凤凰城〉——我从事剧本写作的开始》，《剧专十四年》第3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出版。）
《凤凰城》于1938年5月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汪德、余师龙导演。“正好剧中人当年的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先生来到重庆，他是苗可秀的校长。另一个剧中人赵侗亦来到重庆，他是东北青年铁血军司令苗可秀死后的接班人。这两个剧中人都参加了《凤凰城》的首演式。整个演出十分轰动，并立即影响及于全国，以至港澳和东南亚。是全民抗战以来第一个以抗战为主题的多幕大戏，亦是抗战八年以来演出场次最多的戏。”1938年 6月11日，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为筹办“战时戏剧讲座”，邀请参加讲座的各讲师和工作人员举行茶会，商定开班事宜，曹禺应邀参加。7月25日，“战时戏剧讲座”在重庆小梁子青年会正式开讲，第一讲就是曹禺的《编剧术》。置身于抗战洪流之中的曹禺，一上来便抛开自己原本与“生生地把‘剧’卖给‘宣传政见’”的“宣传剧”（语出曹禺《争强·序》，1930年南开新剧团出版《争强》单行本）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抗战宣传剧找足了既继承传统又迎合时代、既正统卫道又进步革命的神圣理由：“一切剧本全都可以说有着宣传性的，不单是抗战剧。……我们的古人曾经说过：‘文以载道’。简单地说，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意义，不是公子哥儿嘴里哼哼的玩意儿。现在整个民族为了抗战，流血牺牲，文艺作品更要有时代意义，反映时代，增加抗战的力量，在这样伟大前提之下，写戏之前，我们应决定剧本在抗战期中的意义。”（曹禺《编剧术》，重庆中正书局1940年版《战时戏剧讲座》。）
在确立“文以载道”的抗战戏剧观的曹禺眼里，吴祖光的《凤凰城》就是抗战戏剧的榜样和标本：“实在讲，伟大的戏剧，好的结尾的动人之处，固然在结构的精绝，然而更靠性格描写的深刻。例如：吴祖光先生编的《凤凰城》，结尾苗可秀死了，大愿虽然未酬，但是他的伟大的人格却更加深入观众的心里。假如依着一贯的公式，不顾真实，硬为凑成一个欢喜的结局，观众纵然一时鼓掌欢呼，但绝不及原来的结局那样深远动人，足以启发观众崇高钦敬的心情，激动强烈的抗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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