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1日讯】
十二、“只有天知道”
毛最得意的时候应该是中共“九大”。当时看“九大”影片，毛谈笑风生、踌躇滿志，真是意气风发。30个政治局委员打倒了27个，17个书记处书记打倒了13个，新一届279 名中央委员，上一届留下的只有53名。全国75% 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普通干部也有17.5% 被立案审查“61”……那时似乎一切都按照他的安排在实现，他赢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豪赌，大满贯。
但是越往下走就越不是那麽回事。他的理想实现了吗？人民“灵魂深处”真地爆发了革命，从此变得无私、成为新人了吗？官僚集团被看住了吗？他和人民的上下夹击确实解决了马克思留下的难题吗？路线斗争没有随“文革” 胜利而结束，反而愈演愈烈。林彪事件给他的打击非常之大。不错，旧的官僚集团打碎了，但是另一个集团又出现了。那不是一个人的背叛，是更根本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成功还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他付出了一世英名的血本是赢了还是落得满盘皆输？他那时一定会产生种种痛苦的疑问。
林彪死后，很多事又得从头来。刚建立不久的行政体系需要重新整肃，把林系人员清除出去。原来最可靠的军队不再令他放心。他不得不重新启用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粉碎了的旧官僚集团，由此形成了一九七二年后的“回潮”。那使得中共务实派重新获得权力，并且在整顿文革烂摊子的过程中步步为营地开始收复地盘。那一段时间，毛的政治选择一度显得模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使他难以确定位置。他肯定是不会放弃理想的，他也不会甘心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败者的形象，但是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他也从来都有善于退却的一面。
一九七三年他让“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担任副总理，表现出他的灵活一面。一九七五年初又让邓担任了军队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历史表明，毛一旦处于反思就开始务实，至少允许他的左右务实。务实得到的稳定不仅能使他安心反思，而且也是在为他的下一步进击积累物质基础。一待他心理上缓过劲来，问题也想明白了，务实派和务实路线就会被抛在一边，他又会义无返顾地重新投入到他的乌托邦中去。
所以，尽管他在七四年说了这样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62”并且被周恩来和邓小平巧妙地借用，搞成了企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安定团结”路线，但决非说明他从此就心灰意懒，不打算再折腾了。
那时候，毛的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他就象一头伏枥的老骥，仍然梦想着往昔一日千里的时光，壮志未酬，心何以甘。熟悉他的人后来对他的人品多有非议，说他“远贤人，近小人，喜欢奉承，听不得批评……出尔反尔，言行不一”“63”，然而如果把他后来的举动全归于性格缺陷与老婆的挑唆是不够的。完整地观其一生，不难想到他根本不可能半途而废，也不会接受不了了之、不明不白离开人世的下场。
“批儒扬法”、“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他步步深入地重新回到起点去的不同阶段。他放不下他的担忧。他在八十一岁生日那天跟周恩来谈心，又一次老话重提——“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他在谈话中把解决的办法归结为一点，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64”很明显，他并没有从他的怪圈里转出来。
他同周恩来说这些话也许是一种刻意安排。他与周终生保持一种奇妙的关系。没有周给他收拾烂摊子，他那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想肯定早已夭折。不过毛也肯定清楚，周不是他的同道，如果他先于周死，周一定会马上终结他的革命，重返务实派的道路。毛在晚年越发孤独，虽然一般党员和普通人民对他崇拜得无以复加，高官也无不对他畏惧仰望，可是有谁真正懂得他的理想，理解他的追求呢？拜访过他的法国作家马尔罗斯曾听过他这样低语： “我是独自和群众在一起的……”“65”从这个角度考虑，让周早于自己死掉，会使他感到心安。
不过还有一个邓小平，难以置信地结实和强悍。事实表明，“走资派”是不会真正被改造的。文化大革命给了邓那麽多“教育”，一让他上台就立刻回到老路，仍然去搞修正主义。毛在垂危时清楚地意识到，不能让邓继续留在台上，而且要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解决。他又一次发起攻击，重新打倒了邓。他当时所说“走资派还在走”，今天证明是没错的。他最终得出的结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让人不能不感到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以至成了荒诞。他一生立志消灭资产阶级，最后发现资产阶级就在他组建和领导的共产党内。这种荒诞远远超过那些荒诞派戏剧大师的想象。说出这个结论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只有那种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人才能无视这种话可能引起的后果。
毛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尝试，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结果是失败的。他在有生最后一个元旦发表的两首诗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都是在他暗自策划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五年所做。前一首的结尾一句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后一首结尾一句是“试看天地翻覆”。然而那已经不再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当年，他让八亿人民掀起学习这两首词的全国性热潮，不过是满足他心灵中最后一抹回光返照的憧憬罢了。让他梦牵魂绕的理想远远没有实现，原来无比崇拜他的群众却站到了对立一边。一九七六年春，全国多处发生了以悼念周恩来为名的群众抗议运动。四月五日清明节那天，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和骚乱。
四五事件对毛的打击不亚于林彪事件。他一生自认为代表人民，人民也从来都对他山呼万岁，然而到了临终时刻，就在离他住处几百米的广场（是他当年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地方）竟会有成千上万的群众闹事，为的是支援被他打倒的“走资派”！他此生最后一次看电影，当出现他的部队四九年被人民夹道欢呼进城的镜头时，他竟失声痛哭，不能自已。那时，他的内心是怎样感慨历史轮回和人心变迁呢？没有证据说明他的死亡与四五事件有确切联系，但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就离开了人世。
临死前，他对身边人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y句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y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麽几十年，把他赶到y那麽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麽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y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y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y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66”
在这段话中，再也看不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气，也不见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霸气。他已经实在太老了，即使还有心，也没有力了。他几乎没有对身后之事做什么安排，尽管他担心可能出现政变，也忧虑亲近之人的下场，但是却把权力传给了一个注定站不住脚的华国锋。他给华的合法性只是一句“你办事，我放心”，留下的政治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他奋斗一生，结果是越走发现离目标越远。他不再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留给接班人的，是一句平实得有些令人伤感的开导——“不要着急，慢慢来。”
既然连他自己都难以坚持住“既定方针”，还能指望谁呢？整个中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行将崩溃的边缘。他的死给一个新时代让出了空间。他活着，没有人敢于和能够忤逆他。但是他死了，威力便如风消散，以至尸骨未寒就发生宫廷政变，老婆被关进监狱，近臣被一网打尽，而被他打倒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则全面复辟。中国航船的舵轮，从此落入与他恩怨难解的那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手中。
十三、未解的矛盾
现在回头看，更令人感兴趣的倒不是毛的荒谬——那已是有目共睹——而是毛为什么能在那麽长的时间里迷倒数亿中国人，并在地球的东西方同时刮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暴？
我不把毛在五七年后的所作所为只看作他个人的疯狂，我宁愿相信那其中有一种必然——那是沿着共产主义的体系深挖下去，最终一定会出现的一口井。
人类自古就有消灭贫富差别的平等理想，共产主义可以说是这一理想的顶峰；同时人类又有人人都为自身追求个人幸福的要求。二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导致在以物质为崇拜的现代世界中，追求平等的共产主义必须要有“物质极大丰富”做为前提和号召。何况世界体系中还存在着另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进行参照。如果不能在物质上超过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便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因此共产主义的成败，最终的关键就归结为是否能在经济发展上实现“超英赶美”。
而这也就引出一个悖论：实现“物质极大丰富”离不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如果承认人的本性自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只能对“私”进行迎合。然而，迎合“私”的结果会是实现共产主义吗？要知道，共产主义的目的并不在发展经济，而是要消灭剥削，实现平等呀！迎合“私”的结果只能与这样的目的背道而驰——因为归根结底调动“私”的源泉就是打破平等和扩大差距，而在那样一个过程中，就一定会产生两极分化和新的剥削，最终不可避免地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
由此而知，只要真诚地坚持共产主义目标，就不能对“私”有任何妥协。那麽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一种是坚持不迎合“私”，宁愿劳动者在公有制下失去生产积极性，大家一块穷，然而那最终仍然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另一种就是除了不迎合“私”，还要去改造人，消灭人性中的“私”，最终把全体社会成员改造成无私“新人”，让他们在公有制下忘我地工作和无私奉献——那不恰恰就是毛泽东的追求和所作所为吗？因此，只要是沿着共产主义的逻辑往下走，最终结果只有此路一条，别无他途。从这种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其实一点也不荒谬，他只是比其他共产主义者都走得远和彻底而已。
有这样一句话——“三十岁以前不信共产主义是没有心，三十岁以后还信共产主义是没有脑”，典型地反映了人类的困惑。一方面，消灭剥削和追求平等的理想曾使无数人类优秀分子前仆后继；另一方面，毛泽东、史达林、波尔布特一类的共产帝王又给人们留下了那麽多不可思议的残暴和恐怖。难道在人类的良心之上，长出的结果只能是魔鬼？难道挺进天堂的征途，最终到达的必定是地狱？而我们的理性之脑，是不是一定就得抛弃我们的审美之心呢？那麽多天才头脑的思考，人类的千年之梦，百年来激荡全球牺牲了千万英烈与剥削、压迫、不公正和贪婪进行的斗争，到头来难道全然是一个误会，一次可耻的自我蒙蔽，一场白白捉弄人的闹剧和徒劳吗？
世纪末写下这段文字，我的心是非常沉重的。这一个千年显然已经没有可能得到答案，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接踵而来的下一千年，人类不会最终依然迷茫。
公平与效率至今仍然是人类一对不解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立身基础在于效率，共产主义的立身基础在于公平。公平虽然总是能令更多的人同情，但是共产主义终究敌不过资本主义，原因就在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效率的“无形之手”，共产主义却一直没有找到公平的“无形之手”。而只要是用“有形之手”去实现公平，除了效率降低是在所必然，也就一定免不了产生形形色色的毛泽东，以及那些匪夷所思的残酷故事。
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内心阴暗、专事弄权的暴君，无疑可以使在毛时代受过迫害的人得到比较畅快的发泄。然而那样一个毛能够使我们得到的启示，远不如把他视为一个追求至善天国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们迫切地需要明白这一点：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君，更需要畏惧和防范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让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义者掌握了人类命运，他们就将以发自真心的美好动机——类似解放全人类或实现共产主义——去命令人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理想，并把一切都交由他们安排。那时，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会被他们视为“必要代价”，而任何反抗与不满，也会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留情地镇压。
问题是，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理想，但他们凭什么可以代表人民呢——如同毛说“中国人好斗”或当今中共说 “中国人有不同的人权”？人民难道给过他们授权吗？他们又有什么权力把国家机器据为己有，强加全社会接受他们个人的理想和价值呢？然而，这就是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理想降临到人间的通常途径。理想先于一切追逐的是权力，因为只有牢牢抓住权力的“有形之手”，才能去实现“理想”中那些均田分地、抑强扶弱、纯洁亚力安人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或是再造人间、实现共产主义天堂等等的“远大目标”。不往远说，即便今日社会仅剩的一点呼声微弱、苟延残喘的公平，不也是唯有依靠政府权力才能勉强维持吗？
这就给我们展示出一个扭曲的现实：因为有“无形之手”，产生效率的源泉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自由；因为没有 “无形之手”，保持公平的力量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强加。而这样的结果，就把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令人啼笑皆非地转变成了自由与控制、民主与专制的矛盾。公平也就被荒唐地推到了自由与民主的对立面。
这就是许多心地善良的人三十岁后宁愿只要脑不要心的原因，也是“自由主义者”常常对“左派”心存疑惧的根据所在。但是，我们能因为惧怕控制就牺牲公平和正义吗？我们又能因为贪图利润就放弃大同理想和社会良心吗？在我看来，以一句“世上没有最好，只有最不坏”就推脱该做的努力是不负责任的。公平和效率并非能够只选择一个而不要另一个。它们二者的矛盾只在表像，深层却有共进共退的关系。一旦社会只有自由没有控制，只有效率没有公平，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引狼入室——你所惧怕的毛泽东，就会在自由的舞台上高举着公正大旗而崛起，并用强有力的“有形之手”去重新控制社会。那时效率就会自尝苦果，且一定要加倍地偿还对公平所欠的陈债。
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资源逐步匮乏、全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人类对总体控制的需求只能加强。仅仅靠自由和民主不能解决新时代摆到人类面前的新问题。自私是人的本性——这在毛泽东改造人性的革命失败之后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公论。而若没有控制，自私的人难道可能从贪婪与疯狂的物欲轨道上自行退出吗？当我们意识到人类社会不能没有控制、并且还需要加强控制时，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惨痛记忆就应该成为一种强烈提醒：未来社会的控制之手究竟是“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实在是意义重大。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难题，为公平（也就是为控制）找到一只“无形之手”，并让它与效率的“无形之手”和谐共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人类势必难逃以往的轮回，只有找到那只“无形之手”，我们才会有可靠无忧的未来——那未来也许不再有让人热血沸腾的理想本身，却将永远保持在宁静而安全的理想境界。
(全文完)
二十世纪末写于北京
注释：
“61”马立诚等，《交锋》，今日中国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一页。
“62”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三○页。
“63”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一九二页。
“64”《人民日报》，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65”R ·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五五页。
“66”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三一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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