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日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江泽民终于在他最后一个军委主席坐位上赖不下去，宣告退位了。我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会觉得松一口气。为什么？因为他实在赖得太久，赖得太难看了。只有恋江情结根深蒂固的台湾媒体，才嫌江泽民赖得不够。你瞧，今天新华社一发消息，台湾中央社评论道：“江泽民四中全会退休，比邓小平早了一个全会”！
邓小平没赖在军委主席位上
不错。邓小平是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退休，但是他一天也没有赖。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撤销了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由江泽民接任，那是六四屠杀后的一次宫廷政变。当时国家处于军事戒严状态，邓小平怎么能立刻把全国军队交到刚从上海赶来，还不清楚状况的江泽民手中？六四屠杀后三个月，邓小平认为局势初定，即于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致信中央政治局请辞军委主席，在两个月后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获准，由江泽民接任。所谓“扶上马，送一程”之类，都是毫无根据的天方夜谭。正因为邓小平一天也没有赖，也没有扶江泽民上马送一程，江泽民才会在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这三年同陈云、邓力群沆瀣一气，去搞什么“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逼得邓小平赤手空拳，以“一介平民”之身“举家南巡”，说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重话。这个“谁”，就是江泽民。邓小平看江泽民实在不行，才在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时，让两位将军刘华清、张震帮他一把，那不是“扶上马，送一程”，而是怕他再把马摔到阴沟里。
四中全会欢送江泽民
胡锦涛的状况完全不同。他担任中央委员已经二十二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已经十二年，而且早已是军委副主席。所以二○○二年中共十六大江泽民赖在军委主席位置上不退，已毫无道理。先是以为江等二○○三年二中全会和十届全国人大时同国家主席一起退；接着又要赖到二○○四年，三中全会修宪时把“三个代表”写进宪法才退；结果都自食其言。直到这回决定开四中全会了，江泽民还不肯退，到处视察，以煽动“台海难免一战”制造紧张局势，好让自己不退找点理由，结果惹起众怒。在亲信规劝下，一直拖到九月一日，才勉为其难写了封辞职信，而且用词暧昧，什么“经慎重考虑，我想辞去现任职务”云云，绝口不提自己的年龄和健康，还在外国人面前吹自己多年轻！无非是暗示人们发动“慰留”。可惜得很，除了他的亲信，没有一个愿意他继续赖下去。
这就是江泽民退位的真相。江泽民想权斗，也难找到对象和帮手。胡锦涛、温家宝不会去同他斗，曾庆红、吴邦国不会去帮他斗。他包庇重用的腐败分子更不敢斗。所以说四中全会是胡江权力斗争，胡胜、江败并不准确。应当说四中全会是对江泽民的一次轻松的欢送会，说了些江爱听的大话、空话、套话，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建立了卓越功勋”等等，别人听了肉麻，江泽民听了不会太痛苦就好。
对于中国的未来，重要的不是告别江泽民这个人，而是彻底告别江泽民那条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路线。
告别江泽民害民路线
江泽民统治中国的十三年（一九八九至二○○二），对内强化镇压异己的暴力恐怖制度，对外推行军事霸权扩张战略；在经济领域盲目追求GDP成长指标，造成资源、能源极度浪费，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官员贪渎腐败成风，社会治安日益败坏，城乡、工农、贫富差距两极化，以少数“样板大城市”表面繁荣的畸形发展，掩盖全国城乡大面积的灾难性衰败。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发展奇迹”，其实质是专制独裁制度统治下特权与资本的结合；以无限供应国家控制下的不自由劳工和国家垄断的土地、资源为诱饵，“磁吸”国外资金、技术，官商勾结压榨中国工人，尤其是压榨从农村流入城市、被国家剥夺国民权利的“农民工”，大量生产廉价商品倾销世界市场。
最近过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曾正确指出中国这种发展模式是“后发劣势”。他援引沃森提出的英文概念“Curse to Late Comer”，也可译为“对后来者的诅咒”或“上帝降祸于后来者”。杨小凯认为，后发展国家若只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拒绝改革其政治制度，则只能获取一时的发展，而最终带来灾祸。因为自由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宪政制度的基础之上，才能保持稳定发展。这就是“宪政经济学”。
中国新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曾经在贫困地区工作，对人民生活有一定了解；他们对于江泽民那条害民路线不可能毫无认识。中共十六大以来的所谓“胡温新政”，强调“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等，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江泽民那条“后发劣势”路线已经危机四伏，丧尽人心，走到了绝境；今天必须改弦易辙，化“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免遭人民“诅咒”与“上帝降祸”。
事实上胡温自二○○二年主政以来，已经着手对江泽民的害民路线作出静悄悄的局部修正。较显着的如：
（一）以“树立宪法权威”VS.江泽民“树立个人权威”
在中共十六大当选总书记的胡锦涛，于二○○二年十二月四日举行的“纪念一九八二年宪法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首次公开演说，引人注目地打出“宪法牌”。他在《树立宪法权威》的主题演说中，强调指出“宪法高于一切”，“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权威之上。”胡锦涛在与民主党派人士的“民主协商会”上还说：“政治改革，长期以来是党内、党外和社会各界的主流意见，是本届中央政治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政治改革首先要在党内、社会上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贯彻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党组织、政府和党政领导人，没有任何特权。特权就是违法，践踏法律。要建立对共产党和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机制，确立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定地位。”
胡锦涛的这一宣示曾引起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热烈回应，同时也引发了江泽民统治十三年中形成的既得利益势力的抵制。由于涉及宪政体制的改革无法取得共识，使今年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修宪走了过场。
然而问题继续存在着：究竟是走向“党内、党外和社会各界主流意见”的民主宪政，还是继续坚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核心”的“领袖专政”，将是中国未来能否避免后发劣势，实现后发优势的首要课题。今天毛、邓、江三代“核心”已相继退下历史舞台，台湾媒体已在呼唤为胡锦涛加冕“第四代核心”。而胡锦涛的历史使命恰恰是：废“核心”专政，立民主宪政，在中国永远埋葬个人“核心”制。
（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VS.以权为本的反科学发展观
在经济社会领域，胡温提出“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五大要点的科学发展观，显然针对江泽民主政的十三年中“以权为本”，特权与资本结合，盲目追求GDP指标增长，大量浪费、破坏国家资源，毒化自然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平与人民福祉，形成制度性贪渎腐败与城乡、工农、沿海与内地贫富悬殊的反科学发展观。
（三）和平崛起VS.军事霸权崛起
在军事与国际关系领域，胡温提出“和平崛起论”，是为了消除江泽民时期中国军事霸权崛起引发周边国家与国际社会对“中国威胁”的疑惧。胡温主政以来，主动开展以国际经贸关系为重心的和平外交，在国际社会扮演和平协调者的角色，如协调美国解决北韩核武危机等。“和平崛起论”虽然还未形成一种“理论”，而且已遭到江派势力的消极抵制，但其名词本身具有消解“中国威胁”之效应，使“胡温和平外交”颇得国际社会青睐，得分超过江泽民当年的“作秀外交”。
胡温的对台战略也与江泽民有别。虽然“一个中国原则”、“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老教条不可能改变，但胡温认识到江泽民式的“文攻武吓”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满足台湾极少数政客的政治需要，却足以激起台湾人民的普遍反感。因而胡温采取把两岸关系置于国际关系的全局之中进行处理。去年十二月温家宝与美国总统布殊高峰会，温家宝接受布殊关于台湾海峡现状双方均不得片面改变的主张，表明胡温采取了更务实的对台政策。
江逼于形势压力退位
胡温针对江泽民害民路线的上述三项修正——宪法权威、科学发展与和平崛起，虽然采取避免与江泽民及江派特权势力正面交锋的策略，还不时重复“三个代表”口号作掩护，但还是遭到江派特权势力的抵制阻挠。
对修宪，江派特权势力只想把“三个代表”入宪，抵制一切涉及宪政体制的实质改革。
在经济领域，江派特权势力抵制宏观调控，阻扰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在国防与国际关系领域，江派鼓吹准备打仗，抵制和平崛起论。
江派的进攻，相当程度上属于以攻为守的策略运用。因为江泽民已经七十八岁，以军委主席身份凌驾党中央委员会之上（江非中委）已达两年。而江一旦退位，将影响江所包庇的特权势力之既得利益，所以江与拥江派的一些小动作，自保成分大于挑战胡、温。
现在江泽民已经退位，既非江的自觉，亦非被胡锦涛逼退，乃形势所逼，中国不能继续容忍江泽民那条害民路线阻挡历史的进步了。江泽民时代留下的巨大历史灾难，需要以巨大的历史进步来补偿。
“江规胡随”之说一厢情愿
台湾媒体说：江泽民虽退，影响力仍在，中国未来将“江规胡随”。
这是一厢情愿。中国的未来既不取决于台湾媒体的恋江情结，也不取决于胡锦涛个人意志愿不愿“江规胡随”。中国的未来，势必打破专制独裁、特权腐败的江规，立民主宪政永续发展的新规。胡锦涛如果抗拒历史前进潮流，去追随制造历史灾难的江规，他只能像江泽民一样被历史淘汰。
事实上，二○○二年以来，中国已经在变。从SARS事件到三农危机，江泽民时代害民路线引发的各种灾难已无法掩盖。胡温提出的一些新观念、新措施，如“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对江泽民害民路线的修正。这次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对江泽民主政十三年的吹捧，其实只是一种反讽。说什么江泽民实现了“总体小康”。什么叫“总体”？难道上海浦东是“总体”，贵州、甘肃和大半个中国倒不属于“总体”？难道少数“精英”权贵就能代表中国“总体”，广大农民、下岗工人都被逐出江泽民时代中国的“总体”了吗？如果江泽民的十三年已经实现了“整体小康”，还需要中国人再奋斗二十年去实现“全面小康”吗？
当然，说几句谎话哄江泽民快乐退位，情有可原；反正事实俱在，无人当真。现在江泽民已经退位，胡温只有顺应历史前进潮流，打破专制独裁、特权腐败的“江规”，立民主宪政、永续发展的新规，以巨大的历史进步补偿江泽民遗留的巨大历史灾难，才能取信于中国和世界。 以台湾为鉴
台湾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先例。
台湾经历过蒋介石时代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黑暗统治。到蒋介石去世，政权落到蒋经国手中时，台湾已处于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而蒋介石的哲学是“以不变应万变”，也就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专制独裁制度万万不能变。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总应该“父规子随”、“不改父之道”吧？
然而蒋经国的哲学却与其父“大异其趣”。蒋经国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台湾必须顺应时代、环境、潮流之变，“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蒋经国在他的晚年，一改其父之道，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跨出了台湾实行民主宪政的第一步。
江泽民在一九九五年提出“江八点”，是他谋求解决台湾问题的得意杰作，可惜直到他退位也未能如愿以偿，其秘密何在？
江泽民老是责怪李登辉、陈水扁，怪这两个人害得他未能在两岸统一上确立他的历史地位。其实该怪江泽民自己，是江泽民的专制独裁心态蒙住了他的眼睛，看不到决定性的因素是台湾的民主宪政制度。是台湾的民主宪政，决定了不跟江八点的指挥棒转。翻开台湾报纸，台湾并不缺少深具恋江情结的政客，今天还在鼓吹“江规胡随”。然而台湾的宪政民主制度决定了这群专制独裁制度的遗老遗少，进不了总统府；即使他们还有一点陈履安所谓的“剩余价值”，也只能在立法院里或陈文茜的“小妹大”节目里小打小闹而已，成不了“再造党国”的大气候。
以台湾的国民党为鉴，胡、温应取法的，是从蒋经国到李登辉，顺应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潮流与人民意志，走民主宪政的光明之路；切戒堕入旧国民党遗老遗少注定破灭的“再造党国”迷梦。
只有民主宪政才能救中国
胡锦涛要完成他二○二○年实现中国“全面小康”的目标，不但需要科学发展观、和平崛起论，更需要结束江泽民时代个人“核心”专政的民主宪政改造工程。从四中全会通过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决议”和日前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来看，他对民主宪政的立场还不够坚定明确。胡锦涛一面强调“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一面又声称“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似乎对江泽民反民主宪政的“中国例外论”有妥协之意。
民主宪政是指引人类进步的普世价值，是人类战胜专制制度灾难的进程中逐步发展、今天仍处于继续发展与完善的进程之中。东方、西方都经历过专制独裁灾难的历史，东方、西方也都处于全球民主化的进程之中。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宪政，都是人类普世价值与其本国传统文明的结合，不存在谁“照搬”谁的问题。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中国只有实行民主宪政，才能走出历史的灾难。只有民主宪政，才能救中国。
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于淡水红树林
──转自《争鸣》(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