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4日讯】无病呻吟和拙劣的模仿
稍有历史感的人都知道，对西方文化，”中国”大多时间是说不的，尤其在”伟大光荣正确”的时代；这种传统从乾隆开始而绵延迄今。”中国可以说不”的逻辑前提是中国一直在说是，这个前提是虚构的。中国的历史的真实状况是中国人对”中国”或中国政府一直是说”是”的，赋有真正道德热情和勇气的人应该呼吁”中国人可以说不！”，这才是现代中国人的根本命运和第一任务。
因此，此书的名字应该是”中国还要说不”，这才符合实际。因为毫无疑问，作者所说的”中国”，应该是指”中国的政府”.邓小平先生改革开放是要”部分地”说是的，但作者应该是主张全部说不的，他们提示人们应该看那杯子满的半部分。
此书是对《日本可以说不》的拙劣摹仿。这种模仿既缺乏历史感也缺乏现实感，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的情况有根本的不同，我们并不是被美军占领的战败国。”日本说不 “也不完全符合日本的历史，也不符合日本工业化现实。更重要的是，《日本可以说不》是对近代以来日本所鼓吹的”亚洲主义”的思想传统的继承，而”不先生” 们对这样思想渊源事实上并不清楚。日本的亚洲主义最早是后工业化国家的一种民族自信心的体现，是在白人中心主义长期压抑下而发出来的情绪性呼喊。因此，辛亥革命的一些精英曾赞同过这一思想。但是，很快，日本的亚洲主义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伙伴，成为日本在亚洲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政治理论。而中国恰恰是”亚洲主义”或”日本可以说不”这一思潮最大的受害者，而日本人所要对之说不的西方反而和中国站在一起，在抗日战争中制止了日本在亚洲说不的霸权野心。”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是这类新法西斯主义作品唯一的贡献，尽管他讨论的方式和结果，与”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逻辑所要实现的目的是一样的。此外，我同意他们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的一些看法。
包装愤怒的推销商
作者把愤怒变成了商品，如小贩的叫卖。所以对书中一些广告用语别太当真。对愤怒需要安慰而不是说理。仔细研读他们的作品你会发现，与其说脆弱的民族主义情结表达了一个大国寡民”特别发达的自卑感”不如说几个”波斯尼亚人” 经过令人丧气的失业后找到了一份工作。灵魂脆弱和生活的脆弱交织在一起，是”可以”反对语言秩序的，反对”罗格斯中心主义”的，反对历史事实的，也就是说，”可以”胡说八道的。
作者发誓不坐波音777，但737是要坐的。作者斥责《读者》充满了”小小资产阶级”意识──我建议《读者》杂志捍卫自己的名誉──并对赴美学人──当然不包括出访或公款旅游的官员──沾染上”美国瘟疫”而深恶痛绝。但作者自己看《读者》，也积极把夫人送到美国去。说美国好的人是洋奴，但作者认为俄罗斯和法国还不错，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同样历史悠久”.作者们气愤已极的时候要纠集法国去烧好莱坞，原因是中国人不看国产片爱看”十大影片”，并认为是”好莱坞”在”钳制中国人的思想”，所以中国人搞不出好片子。是的，作者说出了部分真理，中国的确没有搞出几部好片子，人们不爱看国产片，就像鲁迅说的”不喜欢看中国书”一样；但原因不在好莱坞，这要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制度规定性里去找。好莱坞为世界电影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尽管他的强烈的商业主义总是破坏他的这一贡献。
“不知道，没有中国的印刷术，西方人印一首诗大约需要多少时间。”这种”自信”是缺乏自信令人可怜的；但这说的好像还是实话，尽管有专家指出，西方的印刷技术虽然可能受到了毕生的启发，但是二者之间存在质的不同。”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这完全是大言不惭。这一”伟大历史”是他们的期望，但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事实。民族主义不能通过吹牛来体现，这同把清朝的辫子拿到欧洲去展览一样污辱我们的民族。我们惊奇地发现，这种民族自大狂和希特勒先生在《我的奋斗》中的观点完全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希特勒可以含笑九泉了，中国的”不先生 “们用腐烂的逻辑安慰了他腐烂的灵魂。”中国将是世界的希望；时间就在我等老去之前。”我想整个世界都充满着希望，实现希望要努力工作，要减少压制和暴力，而不是仅仅通过算命。
作者用一种奇妙的逻辑反复论证了这样一个奇妙的命题：由于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不断流血，充满痛苦，所以我们民族具有未来先进的民族特征。用作者的口吻讲，就是：我们牛逼，因为我们痛苦。”中国便是野蛮的好。”这可真是天下奇论。”没有国家历史观念，没有思想深度，没有痛苦感受，会是未来先进的民族的特征？……需要涤清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普遍的怨恨情绪，以面向未来的心情歌颂工地一般的中国。需要驻止流水之上抗逆的脚步 ──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以痛楚后的清醒来审视中国社会中的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因为上述一切黑暗和即将照耀我们前程的光明一样丰富着我们大中国民族的感情。”我们的”思想深度”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是孔孟之道中的道德短语，还是唐诗送词中的文学抒情？是《资治通鉴》中那些令人恶心的权术故事，还是古典小说中那些杀人者演义？是《金瓶梅》中发达的意淫，还是我们唯一超越世界水平的关于吃和酷刑的想像力？作者要歌颂”工地一般的中国”，因为这”工地 “上充满着”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作者不仅自己”歌颂”，还要涤清”普遍的怨恨情绪”，让这”普遍的怨恨情绪”变成普遍的对怨恨的歌颂，作者更主要是要歌颂”上述””黑暗”，因为”黑暗”能够”丰富”我们大中国民族的感情。希特勒先生如此这般的丰富着犹太人的感情，日本侵略者如此这般地丰富着南京人民的感情，毛泽东如此这般地丰富着55万右派的感情，五千年的封建专制如此这般地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感情！这厮究竟想干什么？这个民族主义者为什么鼓吹中华民族必须象狗一样生活他才觉得中华民族感情丰富了？才体现了”未来先进的民族特征”？
作者嘲笑美国人肤浅、无知，因为美国历史短，”美国人太年轻”，可是随即又自豪地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才40年，年轻而充满活力。那么，究竟是历史长一些好呢，还是短一些好呢？只有作者自己才明白了。然而，一个民族的历史长短与其优秀与否有必然联系吗？绵延就是优秀吗？那老鼠比人的生命力强得多，也绵延几万年了。也许实在没有夸耀于人的了，就只剩下了” 我们能活着”这一”生物优势”了？
娇滴滴的美国人，心灵如此脆弱，如此缺乏底蕴：新加坡人拿鞭子抽美国佬的屁股，”整个美国民族的心都抽紧了”.因此，作者认为，阿Ｑ看杀人表演喊彩曰”嚓嚓，痛快”才好，那体现了民族的坚强；镇压无辜无动于衷才表明民族有底蕴。为了让作者不断坚强，感情日益丰富，有必要不断打他的屁股，让他居住在欺诈、愚昧、疯狂和黑暗之中。
“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居然以这样的口吻威胁中国：’谁也不要忘记了，美国的海军是世界第一。’我以这样的口吻来奉劝美国：’谁也不要忘了，中国的人口是世界第一。'”显然，一切炫耀武力的战争都是令人鄙弃的，但炫耀人口并非光彩。”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鲁迅全集》第一卷 P.179.）现代牛二们更”牛”了，因为中国已经有13亿人口和人肉供他们进行理论的批判和武器的批判了！一个民族的伟大与否不是因为她的战争能力，更不是体现在在战争中拥有众多的人口炮灰，而是因为它拥有自由和正义。人口帝国主义与军事帝国主义同样是一种罪恶。作者无非想说：我们不怕死人，因为我们人多，我们死得起。人口种多有如此妙用为何又为”计划生育政策”辩护呢？作者视中国人的生命如草介，视百姓为刍狗，”死几万人算不了什么”.所以他们继续说：”对我国人民来说，战争意谓着劳动，也意吵着道德上的整肃，即使举国上下深深陷入战争狂热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丝毫没有攫取的成分”，”殊不知，流血也是一种威慑”.根据他的逻辑，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简直不是人。这家伙经历过战争吗？他知道什么叫战争？他就不怕在历次战争中死难的烈士和千百万无辜死亡的平民的灵魂半夜来敲他的门？！有人说，战争只有对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才是美好的。这真是真知灼见。
在这些战争爱好者看来，战争是劳动，中华民族热爱劳动，所以中华民族热爱战争，所以作者把中国比喻为工地，并对这工地的如山白骨，如河流血高兴得手舞足蹈，对和平生活气极败坏。什么是战争？就是证明人类是自相残杀的动物这一特征的一种以生命为工具的生物实验；就是千万人为少数人而相互吞噬的一种愚蠢，就是在互相撕咬、破坏一切文明成果后国界恢复原状然后重新建设、昔日的仇敌又称兄道弟的一种人类疾病，就是老百姓永远遭殃杀人英雄永远辈出的一种绝对不公正。只有从未经历过战争有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企图趁火打劫的市井无赖或仅仅怂恿他人投入战争恶棍才会赞美战争；而一切经历国战争的人无不谈虎色变，杀人者在噩梦中忏悔，幸存者在悲伤中诅咒。东史郎就是著名的战争忏悔者之一，他说：”我在战场上目睹了老百姓的一切悲惨的情境、战争的罪恶。……战争是什么？’战争’二字就是残忍、悲惨、暴虐、放火、屠杀等等惨无人道的罪恶之极的代名词，所谓战争，就是包括了一切非人道的罪恶无比的巨大的恶魔口袋，它荼毒生灵、破坏良田，摧毁房屋、恣意暴虐、毁灭文化，使人间变成地狱，导致无数的生灵成了孤魂野鬼……战场断不是什么美好场景的泛滥。战争本身就是丑恶，凭什么把它描写成一连串的美好事物呢？”应该建立一个战争特区，让世界上所有喜欢战争和鼓吹战争幸福的疯子们携带一家老小──请原谅我这个罪恶的比喻──在那里彼此开战，是的，没有理由阻止他们追求战争”幸福”.这些爱国贼反驳说：如果不通过战争如何统一呢？首先，不通过战争就不能统一，这个命题本身就值得怀疑，其次，更重要的是，统一真的那么重要，足以不顾及个人的生命和幸福吗？如果说统一是为了个人福祉，而统一却毁灭了这个目标，那么，这样的统一还有什么价值呢？是的，中国人应该永远铭记，统一永远仅仅是一种次价值（并非完全无价值）。这些民族主义者，也许对民族怀有刻骨的仇恨，因为他们是对中华民族饱经痛创和死亡唯一高唱赞歌的”民族主义者”. 为谁说不《中国可以说不》究竟在为谁说不？说其中包涵着恭维权力的目的并不过分，”民间化”是伴随着忧怨和勾引的。”我等老去之前”，多”面向现实”啊！ “中国顶尖人物群体的素质已具备了肩负伟大责任的能力。”说得多明确！不过我提醒”中国顶尖人物群体”注意：这家伙如果没有”林彪高举式”的恶意和阴谋，那就是在骂您呢！”中国可以说不”含有四个命题：谁说不？对谁说不？就什么事情说不？为谁说不？即”说不”是为了捍卫谁的利益（我们排除”版权”利益）？
中国民众可以对”顶尖人物”说不吗？台湾中国人可以对”中央政府”说不吗？作者认为不行。只有”国家”可以说不。”国家是干什么吃的？就是干这个吃的。国家的神圣威望不能单靠皇天后土的慈悲来推行。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国家给你捎了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国家””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绝无所谓调解、限制、和解、条件、等值、商谈、谏诤这些东西……人就是一个生物服从另一个发出意志的生物罢了……在那里，人的命运和畜生一样，就是本能的服从与惩罚。……没有当暴君而同时不当奴隶的。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需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不先生”表达了这种”意愿”，他表达了渴望从潜在的暴君变成现实的暴君的强烈”意愿”.根据作者的描述，似乎美国华人可以说不，作者举了一个例子：CBS事件因华人说不直至CBS道歉。这时，作者就”不管””国家是干什么吃的”了。
“说不”很容易，也不需要负责任。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否定比肯定更容易。”不！”，否定人格的最好表达，”说不”是暴君的唯一语言。对外国人”说不”更容易，骂得痛快淋漓也没人管，也无所畏惧，此谓”大智大勇”.作者还敢向谁说不吗？他敢向主人说不吗？一面点头称是，对权力；一面说不，却对天空。所谓”该说是的时候说是，该说不的时候说不 “；这是一种乖巧，一种智慧，一种太监的机灵和成熟。
《中国可以说不》主要是为“人权”说不，而且是为了外国人批评”中国”践踏中国人的人权而同外国人说不。它实际上是为践踏人权的”中国”说不，而不是为被”中国”践踏人权的普通中国人说不。由于保卫中国人人权首先是中国人最热衷的自己的事业，因此对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国际社会”说不”实际是对中国人说不。
“记得1991年9月，英国首相梅杰为签署香港兴建国际机场的协定访华，当他与李鹏总理交谈时，咄咄逼人地说：’访华前我收到在野党政治家与中国总理会谈时一定要将人权问题提出来讨论的信。’李鹏的回答也是很精妙和有力的：事实上我也收到了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的来信，信上写道：千万成不能忘记中国受外国强烈的欺凌达一百多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清算这一段时间你们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问题。”作者引用这个例子不仅表明他是中国人的异类，而且”用心险恶”，他把”顶尖人物”等同于列强：我们侵犯了中国人的人权，但你们也侵犯了中国人的人权。同恶相谅，”子为父隐”、”国为国隐”.”有一个学派用以昨天的卑鄙行为为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这个夏洛克……他发誓要凭他所持的借据，即历史的借据……来索取从人民胸口割下的每一磅肉。”这”每一磅肉”就是现在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
对梅杰而言，他的”祖先”侵犯了外国人的人权，对作者而言，他的’中国’侵犯了他”深爱的大中国”人的人权。这些”夏洛克们”是以荒诞的逻辑，以别人的”祖先”昨天卑鄙的行为说明今天自己的卑鄙行为的合法性，他们要比”夏洛克”无耻得多。他们的”借据”是历史上的外国人帮助他们写就的，他们简直应该感谢外国人的”历史功绩”了，如果历史上外国人不”侵犯中国人的人权”，那么，今天”中国”侵犯中国人的人权岂不是没有”正当”理由了么！这里我们看不见作者对中国人的爱，只有对”国”对” 尊”的一厢情愿的一往情深。他们为什么不对今天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中国’或”顶尖人物”说不呢？”莫非因为动手的是’国货’，所以连残杀也得欢迎；还是我们是真野蛮，所以自己杀几个自家人就不足奇怪呢？”这些潺头们！
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据说已经有一位精明人帮忙发明了一种新的逻辑：中国有人权问题，美国也有。传统外交智慧叫退一步海阔天空或”外国也有臭虫”.中国人的外交智慧在历史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里，面对洋人的优点时，主张你有我也有，中国古已有之，新儒学是这一智慧的集大成者。第二阶段，面对自己的缺点时，主张我有你也有，并且肯定或可能是你传染给我的。这种智慧或消极反抗在开放以后开始流行，到”不先生”这里光大到无耻。”我有你也有”这种实用理性在”就是好”时代结束后是”中国”进行国际对话唯一的说法方式。
这种病态人格在一位”中国人权专家”从美国回来后兴高彩烈的表情上表达到极至：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要完蛋了！别人倒楣，我们就高兴了，我们的优越感是建立在”西夷”倒楣的基础上的。美国不行了，所以我们更有信心。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别人完蛋，鼓励别人走下陂路。中华民族卑鄙虚弱到这种地步，真让人汗颜。这个”人权研究会”的副会长在美答记者的话，似乎表明他发现无家可归的美国人时丝毫没有激起他的人类的怜悯心，而仿佛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过望；他终于发现美国也有缺点了！有”忏悔理性”的人批评别国的人权问题是出于对那里的人的命运的同情；而”灾民理性”对它国人权问题的批评是为了显示我正确。正因为他持这种逻辑，他没有丝毫的人类同情心，而且他自然把对本国人权的批评察己知人地看作是出于批评者的自我表扬。因此他不可能期望他国的人权改善，因为那样就无法证明自己优越了；毋宁说他期望所有的别国人最好都过得比本国人更悲惨。”经济这么发达的美国，到处都是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这么冷的天气，就睡在街头公园旁边──我们有各种方法禁止有人睡在这些地方或从这里把他们清除回原籍或收容所──这就是人权问题哪！你在中国能看到这种情况吗？在中国的北京街头，你会看到睡在露天地上，长年在那儿过夜的人吗？没有这种情况嘛？”也许太兴奋了，”人权先生”继续说：”我们中国每年无家可归、沦落街头的有15万人。””人权先生”喝多了，他自相矛盾有可能泄漏了国家机密。
或者不如让发明”人权就是猪权”的那个大学者去，但据传他很忙，正在指导古巴人民如何享受“猪权”的幸福。”说不”的作者是不屑去的，那就暂时便宜美国人罢。作者在为谁说不？作者实际上是为捍卫几个中国人──不好意思直接捍卫自己的几个顶尖人物──的利益──自己也借此沾光──通过对外国人说不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利益和理性说不。由于时代不同了，担心被骂作奴才，所以采取了这种”二丑艺术”的帮忙方式：”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令我们遗憾的是，”不先生”不仅赢得了一些真正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些想混水摸鱼的”精明人”的稀疏的掌声；而且由于它貌似正义凛然，也多少贻害一些忙忙碌碌，不明不白的人们。”他们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而是因为他们懂得自发地迎合群众的情绪，因为他们懂得向这些群众讲话。……他们有一种变态心理，首先是一种自卑情绪，这种自卑情绪通常通过一种过分的虚荣心来得到补偿，这种虚荣心又导致一种优越感……贬低自己所嫉妒的人……特别喜欢暴行……这些家伙一定要杀人，因为他们有病。”这几个热血沸腾唾沫横飞的民族主义英雄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爱国主义者，不是爱国主义者，而是爱权主义者，不是爱权主义者，是爱钱主义者。他们用混乱的逻辑和肤浅的激情向权威主义进行了一次哗众取宠半掩朱面的献礼，”我曾经肆无忌惮地否认官方的价值……我悄悄地为自己一呸！”这一呸可谓用心良苦：”我们愿为君王去死，我呼吁中国的”顶尖人物群体”百忙中有时间用一官半职”体察”一下他们的孝心。
四、汪辉与”新左派”
“新左派”是江泽民时代一种有代表性的思潮，我们可以通过其代表人物汪晖先生的代表作品《1989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来认识一下这种思潮。显然，1989年是中国当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特别重要的一年，但如何理解八九运动的文化意义，分歧一直存在着，可是几乎没有一篇文章象汪晖此文那样令人震惊。我与汪文的分歧，远远低于历史学派和年鉴学派的争论的理论价值，事实上，这几乎仅仅是一场捍卫常识的论争。刚刚过去十年，作为过来人发生如此严重的叙事分歧，这本身就是汉语思想的一种耻辱。
“反历史的解释”
大致说来，汪文有三个令人瞩目的新观点，第一、虚构反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第二、把８９运动看做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一部分，第三、汪文刻意把”新左派”看作是八九运动理想的”合法继承人”.这可以看做是他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而所有这些论证，是以对资本的仇恨为理论起点的，这种”傅立叶变态心理”成为批判理论的伦理合法性，尽管是一种文学的合法性而不是理性的合法性。
汪晖为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继续虚构理论批判的话语前提，这种虚构是通过模糊”新自由主义”的概念、特别是通过把”权贵资本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混为一谈的方式来攻击自由主义。这种论证方法使人想起了黑格尔关于”世界精神”和”普鲁士王国”之间的论证关系。与此相关的是，汪晖的第二个理论”贡献”是把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并以此把自由主义放到了愤怒的群众面前。自由主义警惕民主，但不反对民主。更令人难忘的是，为此，汪晖是思想史上第一个把贪官污吏和自由主义并列的”学者”，这如果不是出于偏见，就是出于理论上的”急需援助之感”.举例来说，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种立论呢：”新自由主义依靠国家和超国家的政策力量和经济力量、依靠形式主义的经济学为中心的理论话语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它的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特点是依靠与政治的内在的联系形成的。……中国新自由主义利用了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以反政治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但这一反政治的方式丝毫不能掩盖它与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的牢固联系。”首先我们看到，这里很多概念是纯文学的。”依靠”是什么意义呢？在政治生活中，任何一种思潮和政治生活都会发生各种联系，批判性的思潮也是如此。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九十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和国家之间是互相依靠的关系、同一的关系，还是互相反驳的关系，这一点是汪晖文章的一个主要症结所在。”话语霸权”的指责建立在这种误判基础之上。事实上，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的，甚至连权贵资本主义的特征也不明显，充其量是管制经济为主体的多元经济共存的次混合经济。然而。就是在这种有限资本主义的语境中，权贵资本主义和计划者之间、政治自由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之间，特别是政治自由主义和计划者之间的冲突，是中国当代文化冲突的主体特征。汪晖不仅对这种分歧的进一步确证缺乏理论耐心，更对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缺乏理论诚实。在我看来，主张”主流文明”、”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学者，不仅是国家主义的坚定反对派，而且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激烈批评家。所不同的是，自由主义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站在理性主义的传统上，它更多是对”权贵”的批判而不是对”资本”的批判，它是对权贵和资本勾结的无效率和不公正的理性反应。
汪晖的敌人有两个：国家和资本。他对国家的仇恨是通过对新国家的乌托邦想像来超越或回归的，而不是通过对有限国家的建构来使生活成为可能。他对资本的仇恨事实上是通过仇恨表达了一种敬畏。而他对国际资本的指责，一方面无视中国发展需要资金而外国资本不是慈善家这一基本事实，另一方面，他对国际资本的指责忘记了这种经济力量在中国还是边缘性的力量，而他的指责毋宁说是对国际资本道德表现的一种抱怨或表扬。正是这种对国家和资本的善恶二元论思考，他把自由主义定义为国家和资本的同谋甚至有时候混为一谈（什么时候同一这取决于他的理论需要）。
更令人费解的是，汪晖承认”现代市场社会”已经形成了，并且是国家干预和暴力的结果。事实上，现代市场在中国还是一个谎言。此外，”国家干预和暴力”是反市场的还是市场取向的，是指向利益集团还是指向充分竞争的，这本来不是一个理论问题。
汪晖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目的是论证89民运反权贵私有化、而新自由主义背叛了这一理想。在这种边界模糊的概念替换中，被化约掉的是关于私有化本身所存在的各种分歧或共识。89民运反权贵私有化被等同于反对各种形式的私有化，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也被等同于主张权贵私有化，因此，自由主义背叛了89运动的理想。这就是汪晖的”理论分析”.为了凸显自由主义无视社会公正这一指控，农民问题重新被提出来。首先，汪晖认为89运动是”城市社会运动”，然后，作为这一运动保守力量的承担者，自由主义在市场化的九十年代忽视了农民问题。89运动果然仅仅是城市社会运动吗？大学生是89运动的社会主体，而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是对城乡差别有最深刻体会的社会阶层，事实上他们也是89运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种统计学上的分析当然是重要的，以笔者所在的学校参加运动的学生及其学生自治组织的构成上就可以得到验证。此外，九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学者果然存在忽视农民问题的倾向吗？这种指责也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汪晖的文字使我们感到门户之见往往比观点分歧更能动员学派的激情，因为我们发现，随着争论的深入，观点的分歧反而越来越少，讨论的努力却集中在”这是我的观点”这种话语权利争夺上。
为了延续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逻辑，汪晖把1989年的民主运动看作是世界范围内反全球化运动的一部分，甚至是”西雅图抗议事件”的先声。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性的笑料。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历史的恶意反叛，而且他的论证过程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89运动发生的国内背景，并不无正确地说出了抗议事件的国内原因，同时又把这一抗议事件看做是对国际资本力量政治反应，这种自我反驳是显而易见的。
九十年代的精神状况
汪晖把1989年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9年至1993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从各个不同方面总结1989年的社会运动，形成的共识是对激进主义的批评。”
首先，汪晖的关于“从各个不同方面总结1989年的社会运动”这种判断是不真的。国外的反思不论，在中国国内，关于1989的反思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开始，至少公开的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一定意义上，89以后已无思想，因为诚实的思想已经蛰伏，而公开的思想基本上充满了各种犬儒色彩，以这种公开的犬儒来概述包括民间思想的中国当代思想的总体特征，是非常轻率的。因为同样的理由，我以为九十年代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划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划分都是不诚实的。一方面，激进主义完全鸦雀无声，而保守主义根本不是思想，仅仅是一种生存策略。李慎之先生与笔者交谈中说：“什么保守主义，不过是害怕罢了。”由于同样的理由，中国也没有真正的左派或左派激进主义，因为中国的左派并没有象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在生活，更没有提出过左派固有的激进纲领。至于自由主义，最多是半吊子自由，不过它在理论上基本上是诚实的。所以，九十年代中国的思想可以划分为两部分：机会主义（包括权力机会主义、新左派机会主义和保守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包括公开自由主义和它的民间理论）。
自由主义特别是民间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公开对89民运进行过讨论，因此所谓反思就仅仅变成了官方的政治应对和伪思想的自我辩护，这种”反思”是对思想的侮辱。
既然对话没有发生，既然反思并不诚实，那“共识”从何而来？如果官方允许的声音就是思想本身，这种观点和它所要反对的思想和权力的共谋有什么区别呢？当然，真诚的保守主义思潮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公开的微弱的声音，但汪晖对保守主义和渐进主义有某种“阶级仇恨”似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了一种理论误解：似乎主张保守主义就等于赞同强力镇压，似乎主张渐进就等于漠视社会公正，这是把思想体系和社会关怀完全混为一谈。当然，中国的保守主义还存在各种理论缺点，比如它的前提缺位，比如它的犬儒，但就其背后依靠的理论资源──西方保守主义传统，是有自己外在的理论根据的。这种根据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传统中，在光荣革命比法国大革命更有“效率”也更人道的这种历史记忆之中。
汪晖的“第二个阶段”是这样叙述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从1993年至1997 年”，“知识界的分歧尖锐化”，“其中最为重要的讨论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市场和市民社会的讨论……第二、人文精神与后现代的讨论……第三，后殖民主义主义、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讨论……第四、关于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讨论。”
在对第二阶段的述评中，汪晖继续沿用了他对民间思想的漠视，并进一步把中国当代思想史等同与“《读书》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在“斯托雷平领带”的禁锢中，在“勃列日涅夫的冬天”，公开的思想根本就不是思想。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承认汪晖的相关划分，那他又是如何讲述自己的“思想故事”的呢？
在“关于市场和市民社会的讨论”中， “将市场的自我运动看作是通向民主的自然过程”，“这一理论极容易滑入一个理论陷阱，即将理论的诉求与实际的历史进程等同起来，以至把不平等的市场过程视为通达民主的自然进程。”首先，没有一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甚至是经济学自由派把市场看作是民主的充分条件，最多是必要条件。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一位市场主义者说过他说的市场就是邓南巡以后中国出现的实际“市场”。这本来是一个理论常识。既然如此，那究竟是谁“将理论的诉求与实际的历史进程等同起来”的呢？问题还不只如此，汪晖把思想史等同与政治史的独特贡献是，他把自己对别人思想的误解或引伸等同于权力史，原因仅仅是因为二者都是他在理论上要反驳的。
汪晖关于“国家和利益群体之间的联盟”（姑且称之为“联盟论”）以及自由派对此无知甚至是同谋（姑且称之为“同谋论”）的批判是他理论的一个核心。“联盟论”的一个理论缺陷是，它预设了改革前的计划国家不存在利益集团，甚至是相对公正的，事实上计划国家是一种抢劫体制，其不公正和低效率是同时并存的，在这一抢劫体制中，利益集团一直存在，只不过不是以改革的名义而是以占用的方式来实现的罢了。肤浅的理论一直以为计划国家没有所有权的经济目标，国有化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逻辑要求，事实上，国有化的“国有”是不可能，在生活中，权力的占用权才是唯一真实的，并且这种占用本身构成的国有化的现实目标。改革时代利益群体仅仅是把改革前的大利益群体和占用权利益群体进一步“产权化”，而这一“分配的不公正”，根本不是国家和利益集团的二元联盟，而仅仅是国家利益集团的自我分蘗。与此相关的，中国目前是否形成了经济多元化，并且社会化了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并和国家勾结在一起形成垄断，这一判断同样是不真实的。总的说来，中国的垄断仍然是国家的垄断，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民间经济力量（尽管它与传统体制存在各种共谋关系），但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中它仍然是弱势群体。要言之，统治中国的仍然是党而不是资本，权力的核心仍然是军队而不是企业，更不是资本和权力的联盟。“联盟论”也无视改革出现了大量的不规则空间，民间资本和民间社会组织在这一中间地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华南地区。在那里，”联盟论”是对民间资本的一种侮辱。自由派看到了上述历史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它不认为改革国家比计划国家更坏，但也不认为改革国家的改革就是自由市场化，它更不认为这种市场化就自然导向民主。所以，“同谋论”是一种理论构陷。
人文精神的讨论很复杂，说它是“对市场扩张运动本能的反抗”，这种判断在某种意义上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它在反对不存在的东西。中国的问题不是它市场化了，而是由于国家的干预它还没有市场化。退一步说，即使这一批判的理论前提成立，对市场的批判就代表“先进文化的先进方向”吗？仇恨市场的人文精神实质上是文人精神，因为西方人文精神恰恰是在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产生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人文精神从来没有把市场看做自己的敌人，反而是其生存的社会前提。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文精神”是什么呢？不过是边缘化的知识份子在市场化前期对食禄身份的怀念，对知识收入水平下降的不满。因此，”人文精神的讨论”对市场的批评有两种导向，一是政治上返回御用时代，一是纯文学的、浪漫主义的乡愁掩盖下的利益焦虑。
汪晖对后学的赞扬超过了后学在中国精神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它仍然是一种亚文化，而且在批驳中被迫退守在”文学批评”的狭隘领域，它发声的唯一方式是偶尔向思想界射几支故作高深的冷箭。”中国后学”在文化史上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东方鹦鹉们在翻译过程中创造了一种原作者看不懂而中国人也看不懂的新语言，它将因这种创造而给历史提供笑料。”中国后学”的主要问题是，它还没有资格”后”，在一个前现代国家做出后现代的言说是一种奢侈或仅仅是商业化的学术表演，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从来不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敌人，它最多是意志自由的文学想像，对生活的文学不满。这种浪漫主义思潮在人类思想史上永远存在，但在理性主义社会它永远是一种亚文化，遗憾的是，它在前现代国家，往往和机会主义交替成为主文化，并导致各种激进暴政。那么，如何看西方的后殖民主义呢？它是东方学者在西方学院里掀起的农民起义，它依靠现代政治文明获得了发言的权利，却对这种自由充满了商业化的仇恨。更重要的是，它无视自己祖国的坦克霸权却对西方的话语霸权津津乐道；它也不承认西方的兴起是在扩张之前而不是之后，把西方的兴起仅仅看做是对外掠夺的成果。后殖民主义最后的道德辩护是，我不赞同祖国的统治者，我捍卫的是本国人民的利益，但这种辩护在这个问题上被打了折扣：本国人民需要的，正是这些文学斗士已经拥有缺斥之为”虚伪”的”西方式的人权”，而后殖民主义的大师们和国内的秩序党一样打算剥夺他们的要求。
至于《中国可以说不》等民族主义思潮，知识界以不屑一顾的态度使之从来没有成为文化事件。最后，所谓”关于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讨论”也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关于国家能力问题、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几乎没有公开讨论过。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能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在学术上那本奏折式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其在理论上的肤浅和在政治上的投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对于制度的反思，八十年代已经很彻底了，但这种彻底并没有达到”制度虚无主义”这种高度。
汪晖理论的第二个核心是”全球危机论”，这种”狼来了”的理论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根据。问题的实质是，亚洲金融危机是亚洲的问题还是全球的问题，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所谓”全球性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尖锐的挑战”，这种说法令人费解。不过如果汪晖说的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中南海的政策，也许还有些道理──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半吊子改革的危机；但如果指的是他不愿意点名批判的”浮出水面的中国自由主义”，那就不知所云了。然而问题现在出现了，你怎么判断他说的是谁呢？答案是你无法知道。
“1997 年至今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或”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是汪晖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汪晖先生义不容辞地把自己看作是论争的焦点，并”谦虚地”以为自己的文章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历史观的震动。”当然这种”震动”不包括”读书事件”.在对这一阶段的叙说中，汪晖进一步把自己理论的第三个特点放大：那就是民主和自由的二元论。在这种理论框架内，自由主义成为民主的敌人，而汪晖及其它”学者”成为民主的坚守者和1989精神的”合法继承人”，而这次坚守仍然是”以《读书》和《天涯》杂志为中心”的。至于《方法》、《南方周末》、《东方》甚至《书屋》，”1997年以来的第三阶段”没有它们的位置。在这种叙说话语中，中国当代思想史变成了汪晖思想史，”读书-天涯”思想史。
更有意思的是，这场以《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为起点的历史震荡，被汪晖描述为”这一现象表明了当代世界的那些支配关系本身的裂痕和危机”.其实关于这种”多极世界”的观点、关于”全球危机”的观点，恰恰是九十年代中国官方的观点，甚至到了911以后，连新闻发言人都不再谈论的观点。一方面，我觉得汪晖夸大了新左派和自由派争论的全球意义，另一方面，他对全球问题的看法完全无视历史终结后世界一体化甚至一极化的基本事实。
关于社会公正、关于ＷＴＯ，汪晖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同样在偷换概念（把自由主义和北京政府等同），同时在这样把持话语权利：我在这里说出来的观点就是你们反对的观点。特别是关于中国使馆被炸事件──我们先不谈汪晖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如何片面──在这一问题上，汪晖表现出和人民日报完全一致的观点（但我绝对不会说他是共谋，事实上在党是国家绝对领导者的时代，共谋是一个谎言）：他对帝国主义的批评永远比对专制主义的批评更热心，而其关于帝国主义的陈旧说教也完全无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道主义的国际化这一重大政治转变。帝国主义阴谋论在汪晖这里有新的发展：在极权国家，人民民主运动被说成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在汪晖这里，民族自决被说成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不把自治和自决要求看成当地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主愿望，也不看成是理性的自主要求，仅仅看成是”国外敌对势力”的阴谋利用或恶意教唆。这位如此热衷民主的学者，为什么对人民民主能力如此不屑一顾呢？
最后我想说的是，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和对文革的进一步研究，这两个重要问题是汪晖过于轻描淡写的。事实上这场讨论在九十年代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亚洲价值观，在汪晖的视野里，李光耀是亚洲人而金大中仿佛不存在。任何迷恋亚洲价值观的人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那就是台湾和韩国的现行体制无论如何在亚洲价值中也无法找到先例。我以为九十年代更为重要的讨论是关于文革的第二次反思。这场反思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顾准的发现以及超越邓氏文革观以上的新历史观。而这场讨论，也恰恰是新左派理论最为薄弱的环节。围绕那个南美革命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的讨论进一步把新左派的伪激进主义特征显示出来。我之所以说第二次文革反思重要还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种看法。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真正的民族精神，它还活在普通中国人的心里。
这种思想仇恨理性和资本，饱含平均主义的农民理想，通过反现代化的若干弊端而反现代化本身，其政治纲领是好人专政的激进方案或暴力方案。不清理毛泽东思想就无法使中国精神进入现代，而新左派，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后现代的面目对毛泽东思想的文学还原。
所谓法西斯主义是指政治一元化和经济多元化的奇怪结合。中国改革以来，经济上的私有化进程确实在权力主导下不断发展，但政治上的专制却变本加厉。因此，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不仅一江泽民主义为政治背景，也以邓小平改革为经济基础。1978年迄今，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社会”，一个具备法西斯社会基本特征的社会。有社会学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曾作过这样的描述，这种社会状况与今日中国极其相似：”虽然19世纪最后25年德国成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然而在政治舞台上却看不见有什么根本的变化，那些金融界和企业界的新人充满自信地登上了经济舞台，他们固执，自鸣得意，野心勃勃，感到这个新的德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这些德国经济的奠基者应该成为德国新秩序的栋梁。但是这些财界、商界和工业界的巨头们的权力还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他们仍然没有实权。军队，对外政策，高级行政机构仍然被容克地主，在东易北河地区的农村小贵族及那些因世袭地管理着旧布鲁士的各种事务的贵族元老们把持，新资产阶级在议会里有大量的席位，然而议会的影响却是有限的，皇宫和大臣的官邸里的那些定调子做决策的的人都是来自农村和前资产阶级阶层的。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由半封建的政治制度所控制的，资产阶级只要能够自由发展经济和不受干扰地获取利润，他们基本上都接受这一政治上的保护，主要的资产阶级的党派已和俾斯麦言归于好，大多数曾经是激进的民主自由主义者现在都变成了国家自由主义者，成了现存秩序的支持者……象德国这种经济上现代化而社会上落后的奇异结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德国的资产阶级……允许独裁统治在工业化国家残存下来，政府依赖的是一批对自己利益有着充分认识，因而有着特殊的洞察力的那些个人，它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让他们做出所有的政治决定……德皇二世继位后……着手制定对外扩张和对内军国主义的方针政策，使德国成立了其他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威胁，使这些国家结成联盟，共同反对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
目前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在1992年的确已经同”政治现实主义 “言归与好了。”金融贵族也变成波拿巴派了，他们说，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当军事扩张与预期的资本利益结合起来时，在经济危机时期，资产阶级显然是愿意为”大炮”提供”黄油”的，何况对于一个缺乏敬畏之心或信仰的民族的”企业精英”来说，利益压倒一切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此外，从蒋介石开始，中国政治文化中就一直保持着一种法西斯主义的传统。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之野蛮和黑暗，同样是法西斯主义兴旺发达的土壤，有必要记住，秦始皇主义比希特勒主义有过之无不及。而在我们的灵魂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小秦始皇，或小毛泽东。对于知识份子中的无套裤汉来说，贫困人口或社会不公正构成的激进主义的正义来源，而民族主义构成了政治动员的借口。
──原载《北京之春》(10/2/2004 18:57)(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