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6日讯】前不久闭幕的中共四中全会，因为“垂帘听政”两年有余的江泽民主动请辞、卸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而令得海内外舆论沸腾，反而把此次会议的一个值得关注的中心主题──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忽略、淹没了。京中媒体甚至以语藏玄机的“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名之，更多出现的则是这个字眼──“理顺”。就是说，因为江泽民卸任，“理顺了”中共权力结构中“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等等的各种关系。其实，所谓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问题，首先也存在这个“理顺”的问题。
“理顺”，顾名思义，有两层含义：一是梳理清楚中共党、政、军以及各种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解决执政体制问题；二是要“顺理成章”──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首先要从理清中共执政的权力来源和法理根源的问题入手。从第一个意义上说，江泽民这次的主动请辞，不再恋栈权力，使得中共历来违反民主程序的“老人政治”、“垂帘听政”等等旧规旧习走向寿终正寝，可谓利国利己之举，值得加以正面肯定。因此，正如媒体和网上舆论所言，今后，再没有人可以替胡锦涛、温家宝背“骂名”了，胡温及其“执政能力”，就真的要在这两个“理顺”的意义上──完善执政体制，理清中共执政的权力来源，理顺党、政、军及立法、执法与行政等各方面的权力关系上，认真下功夫了。
一个政党完备的执政能力从何而来？首先，得从相对完备的执政体制里来。历数中共建政以来诸多大的历史失误──从毛泽东主政时的反右算起，大跃进、公社化、三年大饥荒、四清、十年文革浩劫，一直到邓小平主政时期的“反自由化”、“六四天安门血案”，以及江泽民主政时期的“法轮功”事件和社会全面腐败，其失误根源确实有领导人个人的因素──因为是个“人治”的社会；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体制问题──政党、领袖和个人的权力缺乏制度性、程序性的制约，以致国家主席、党总书记等等都可以在一夜之间不经正常程序的下台、关押、软禁，“无法无天”的结果，一定要导致“暗无天日”。就这一个意义上说，所谓“理顺”，或许真得应该首先从解除对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软禁开始。
那么，什么才是相对完备和先进的执政体制呢？比如，以法治代替人治，以民主代替集权来进行社会组织和管理；重新调整执政党与国家、与政府的关系，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通过中共自身的民主建设，来促进全社会的民主建设；通过领导体制的改革和工作机制的改革，来提高执政的效率和增强反腐肃贪、清廉为政的力度；在强调社会发展的同时要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在缩小贫富差距，照顾弱势群体上表现出执政者的诚意和努力，等等。以上种种，才是所谓“理顺”的第一要义。美国一部宪法管了立国三百多年，两党各届领袖人物无论谁上台，都一直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首先就在于，他们有一个相对健全的执政体制。
今天，就中共的执政能力而言，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全党上下无所不在、并且速度不断加快的贪污腐败及其党内控制系统的崩解。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党内监督系统的失灵无力，毋宁说是权力来源不清，立法、执法、行政三者的权力关系混乱所造成的。所谓政治改革，要求中共对现存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看来为时尚远；但政治改革之于中共，已经到了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的危险边缘，其当前的现实出路在于──回归宪法，党的权力必须严格服从宪法，严格遵循现有宪法的规定。
今年是中共建政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五十周年。早在启动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过“切实保障个人的民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多少年来对人民民主权利所规定的条文──保证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等，就是由中共执政党带头违宪的。不但宪法形同一纸虚文，甚至连“民主”、“自由”这样的字眼都成了当今媒体、出版的大忌讳。中共执政下的中国社会自由度，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江泽民时代虽有变化和进步，但总体而言，其言论、结社的社会空间，既比不上当今的台湾、香港等中国人社会，也不上国民党统治的三十年代，甚至比不上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年代，这在中国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可以说，所谓“胡温新政”，在江泽民鞠躬下台以后才是真正开始了。胡锦涛、温家宝要“理顺”中共执政能力的千头万绪，首先就要从回归宪法、理清执政的权力法源、开放报禁及其言论自由空间、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开始。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