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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关于“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背景故事

原题:世间已无李金玉——关于“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背景故事

朱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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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3日讯】 荆州地区唯一没有饿死人的县

  如果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有一个县委书记为了保护百姓免当饿殍,大胆挺身犯上受难,这个人就是李金玉。

  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湖北省荆州地区只有一个没有饿死人的县,这就是洪湖县。有确凿材料证明,有“湖北第一粮仓”之称的荆州地区,1959年冬至1960年春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天灾”,仅京钟荆(京山县、钟祥县、荆门县)就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甚至还发生了一户农民因饥饿而食亲人尸体的人吃人惨剧。

  为什么洪湖县没有饿死一个人?有人说因为洪湖县境内有百里洪湖,水产丰富,靠水吃水,饿不死人。但是,与洪湖县共用百里洪湖的监利县,却饿死了人,与洪湖县同等自然生态的沔阳县(洪湖县本来就是1951年从沔阳县划分出来的)也饿死了人。而洪湖地区在历史上也屡屡发生过饿死人的惨剧。

  这就怪了,为什么在周边地区都出现饿死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惟有洪湖县能逃脱?

  洪湖百姓认为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洪湖有个李金玉——当年以李金玉为县委书记的洪湖县委,敢于顶住省委、地委的“大跃进浮夸风”,实事求是,从老百姓的生计出发,大胆与上级极左政策保持距离,在洪湖县实行了自留地可以种粮,可以大养鸡鸭鹅猪,“让百姓坛坛罐罐装满”的土政策。

  然而,这样深切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洪湖县委书记李金玉,虽然50年来一直受到洪湖人民的无比爱戴与崇敬,却不但没有受到表彰,而且始终受到原中共荆州地委书记薛坦及其支持者的压制迫害,——1964年10月被打成“反党集团”,文革中被下放农村强制劳动,改革开放后也只是受到降级安排工作的“半平反”。

  2002年10月8日上午10时21分,刚刚度过80岁生日的李金玉在荆州病故。李金玉当年的亲密同志,原洪湖县委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原洪湖县县长辜呈清、副县长孙克惕等人来到李金玉的遗体旁,听着那一字不提李金玉冤屈的悼词,不禁再次失声痛哭:李金玉之冤,何日彻底昭雪?

   悼词掩盖冤情

  在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为李金玉所致的悼词中,是看不出李金玉有冤的,因为其中只是这样的叙述——

  李金玉,男,汉族,山东掖县人,一九二二年六月出生,初中文化程度,中共正式党员,生前系我局离休干部。

  李金玉同志一九四0年八月在山东省掖县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六年九月加入中囯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0年十月先后在荆门县、钟祥县任区长,荆州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监利县委、洪湖县委任书记;一九八0年十一月调至荆州地区长江修防处(后改名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任副处长。一九八四年四月离休,二00二年十月八日上午十点二十一分因病抢救无效在医院逝世,享年八十岁。……

  李金玉同志早年参加革命,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后任长江修防处副处长把后半生一部献给了堤防事业。他具有深厚的政治理论知识、丰富的工作实践和一定的改革创新能力,同时具有很强的工作责任感受认真负责的精神。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脚踏实地,能认真完成各项水利堤防事业工作。为我局广大干部职工树立了很好的精神。

  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生活勤俭、团结同志。

  他离休后继续坚持学习,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关心和支援我局的工作。

……
  ——这份悼词虽然用公式化的悼词语汇抽象肯定了李金玉,但却一字不提李金玉一生最宝贵的品格和贡献——他在任中共洪湖县委书记10年(1955-1965)中,一再犯上抵制极左政策,使50万洪湖百姓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无一人饿死!为此他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撤职降薪劳动改造16年!悼词完全掩盖李金玉一生最光辉的业绩和曾经蒙冤受难的事实,李金玉能安息么?——许多人的文革冤案都早已平反,而李金玉的“四清”文革之冤已经38年了,到死也仍然不能有个明白说法,彻底昭雪,这到底是为什么?!

   《洪湖县志》中的李金玉

  好在历史并非只由一人一家来写。

  1992年出版的《洪湖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在有识之士的主持下,在“大事记”中简略地透露了李金玉冤案:“1964年10月,中共荆州地委在江陵县举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万名干部大集训。这次集训对全区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中共洪湖县委已经‘烂掉’,对县委书记李金玉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并当场逮捕了沙口区官港公社党委书记周用信。”(P24)

  1992年5月出版的《中囯共产党湖北省洪湖市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对李金玉之冤的株连表述更详细——

  1964年10月,中共荆州地委举办了“四清”万人集训会议。会上,洪湖县被宣布为“烂掉了”的县,县委书记李金玉受到点名批判。……1965年1月,成立了以王汉章为团长、马香魁为副团长的洪湖社教工作团。……从1965年10月起,至1966年1月中旬,历时80天的“初步四清”运动,掀出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35人,进行重点批判的干部105人,大队干部306人,企业干部303人,全县所谓烂掉了的公社12个,占总数的22.6%,大队49个,占总数的10.7%。

  1966年2月,由荆州地委组织的有13个县市7000多名干部参加的、由李平任团长,杨平、陈金声、王永禄、张绍武、王汉章为副团长的洪湖县四清工作总团,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大四清”。原县区社队干部,层层靠边站,由社教工作团行使各级党、政职权。这次运动,前县委书记李金玉、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县长辜呈清被错误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由此株连受重处分(指法办、戴帽、开除党籍、工作籍,留守察看、撤职、降职降薪)的国家干部有341人。占总数的7%,区社领导人123人,占28%,大小队干部长697人,占3.9%,农村党员602人,占15%,区社机关、公事业党员202人,占16%。

  这期间,县委书记变动2次:1965年2月,由陈金声接任县书记,1965年,由王汉章接任县委书记。

  很多人对这两段记述有意见,认为它太简略了,没有说清当年以李金玉为县委书记的洪湖县委,大胆顶住省委、地委的“大跃进浮夸风”救老百姓的的动人史实。但知情者却明白,《洪湖县志》虽然出自洪湖市政府官修,但关于李金玉案的评述,其实只能代表民意,因为上级荆州地委对此始终无明白说法,李金玉至死也没见到上级对他四清文革之冤平反的文件或材料。在李金玉的档案袋里,既无当年定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材料,更无平反昭雪之文件。

  奇冤无痕迹,来去无踪影。真是一宗奇案。

   “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背景

  20多年来,李金玉一直拒绝任何传媒采访。我曾多次托人表达要求访谈的意愿,也照样遭遇婉拒。

  2002年9月14日,在得知李金玉病重的情形下,我不远千里闯到李金玉病床前。此时的李金玉也许预感生命的火花将尽,终于忍着病痛破例接受采访,在病床上和我断断续续说了两个多小时。

  于是,多年的一些疑问终于得到解答。

  (“朱健国问”简称“朱”,“李金玉答”简称“李”)

  朱:您是1955年从监利县委书记调任洪湖县委书记的,一直工作都很出色,为什么在1964年10月开始大受批判?起因是什么?

  李:表面原因有许多,真正的原因,是我跟荆州地委书记薛坦的极左观念有矛盾。薛坦原来在省委组织部当副部长,当时的荆州地委书记是孟筱澎,但省委一直对他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谨慎态度不满意,说荆州老大哥是“大英帝国,右倾保守,死不进步”,不积极向省委树的合作化先进典型襄阳地区学习。为了扭转荆州局面,省委就在1955年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薛坦当荆州地委第一书记。薛坦一来,就要要把孟筱澎这一派都搞掉。孟筱澎调到省农委下面农办里面搞个副主任,又把几个地委副书记、地委组织部长也放到江陵等县去当县委书记。

  我本来在地委办公室当主任,薛坦说我是孟筱澎派,我就搞不成了,先到监利县搞县委书记,又调到洪湖当县委书记。因为洪湖县比监利县小,算是又降一点。

  朱:薛坦来了就紧跟上面的极左路线?

  李:对,当时的极左政策主要是省里和中央的意思,薛坦还没有本事发明什么,他主要是积极贯彻中央“毛爷爷”的那一套,“毛爷爷”说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都要搞人民公社,一点私有地都不准要,吃饭要办食堂,大锅饭,吃饭不要钱,还要发工资,大办钢铁……面对这种极左大潮流,我也不能硬顶,洪湖也搞了点,只是搞得没有别的地方那麽凶,我的方法是对新口号都消极一点,保持一点落后的距离。比如,薛坦叫我们洪湖到几百里外的长阳县去大炼钢铁,要上几万人。我就只派去了几千农民,不去那麽多,拖拖拉拉的,我不争那个先进。我觉得他那一套不行,田里稻子熟了不收,劳动力都去办钢铁,怎么搞得好啊?吃什么呀,去了也炼不出什么钢来。因为洪湖就有许多小土高炉,都只能炼铁碴。由于我们洪湖县委有这种“消极态度”,才使洪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饿死一个人。而薛坦在全区大搞“大跃进”的极左新生事物,结果使京山、荆门、钟祥以至江陵等县,半年内饿死了将近10万人。

  朱:“京钟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富饶粮仓,怎么会饿死近10万人?

  李:这是有文献的,那时地委有内部通报,钟祥县还饿得人吃人啊。

  朱:钟祥出现过人吃人啊?

  李:那是一个典型,是哪一个村我记不准了,一个农民饿得没有办法了才人吃人,这有文件的。钟祥县委就此事给地委打了报告,薛坦当时拿它没当个事,但省里晓得这个事情了,追查这个事,薛坦才没得办法,派了地委宣传部部长张绍武去钟祥检查,检查以后,事实确凿。但还有极左分子看了内部文件后说,社会主义怎么会饿死人啊?这是诬蔑社会主义。这文件不准在外说。
  
  朱:那个农民是吃自家的人还是吃别家的人呢?
  
  李:吃自家人的尸体。他太饿了,饿糊涂了。在检查确有此事后,地委就搞了个内部通报,就通报到各县,这是有正式文件的。

  朱:这种通报,现在在哪里还能找得到呢?

  李:你到荆州地委查一查“三年困难”时期的材料。
  
  朱:“三年困难”时期,荆州地区还有没有其他县饿死过人?
  
  李:监利县、沔阳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公安也发生了,江陵县也发生了。

  朱:这就是说当时只有洪湖县没饿死人,而洪湖县没饿死人,又不是因为有个百里洪湖的可以“靠水吃水”,因为监利县也在百里洪湖岸边啊,可见关键还是您那个“消极政策”好。

  李:当时通报一发,钟祥等县的县委书记就搞不成了,后来中央也晓得了,省里为了保薛坦,只好派省委秘书长王玉真(音)来兼第一书记,薛坦降为第二书记,这事就这么音消了下去。但不久薛坦又官复原职。

  朱:为什么不从严处分他?

  李:据说河南那里饿死得更多,由于“毛爷爷”的那套极左路线,所以也没有真正追究他的责任。

  我一时无法查到关于“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内部绝密通报,但从1996年出版的《荆州地区志》(红旗出版社)上,还是找到了一些佐证——

  “荆州地区大事记”说:

  1960年,1月,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春荒。地委、专署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大种蔬菜,组织打猎、捕鱼、捞虾,集中治疗“浮肿病人”。……3月,地委在石首团山召开早稻春耕播种现场会,强调“以早为纲,一早百早,季季主动”。会后,一些地方提前一个季节播种,造成大批烂秧。7月,中共湖北省委以“大跃进”中工作不力,撤掉京山、钟祥、潜江3县县委书记和一些基层干部职务。同月,地委召开全区电话会议,推广孝感的开荒经验,会上提出:“要狠抓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多种、高产、广收”。由于劳力都去开荒,造成很多农田荒草成灾。……12月,本年冬,全区组织大批卫生人员到农村治疗“新四病”(营养不良性浮肿、干瘦、闭经和子宫脱垂)。(P27)

  这一记述中的“浮肿病人”,想必就是一些即将饿死者的代称,而“中共湖北省委以‘大跃进’中工作不力,撤掉京山、钟祥、潜江3县县委书记和一些基层干部职务”,大约就是因为出了大面积饿死人之事故吧。而“由于劳力都去开荒,造成很多农田荒草成灾”,可见当时大面积饿死人主要是人祸——已经在饿死人了,还在大力推广极左的形式主义,结果更加重了饿死人的悲剧。

  据《荆州地区志》“1949—1993年人口自然变动表”记述:全区人口1959年为629.19万。1960年降为628.11万,一年之中人口不仅未增长反而减少10800人;其中1960年死亡人数高达115844人,按照荆州地区1955年至1959年每年死亡43857—67190人的平均数,1960年比正常年景多死亡约7万余人,死亡率达18.67%,比1959年的10.87%加大了七点八个百分点;而全荆州地区1960年的人口增长数只有3521人,比1958年减少159372人,196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59年的18%降为0.57%(P104)。

  相比之下,洪湖县1960年人口增长7125人,人口增长率达15.52%(《洪湖县志》P88),分别比荆州地区的相关指标多10.7%和14.9%。如果没有洪湖县不但没饿死人而且惊人的高出生率,全荆州地区196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会出现负数。

  据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洪湖县没饿死人,“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确有其事。

  救命的“坛坛罐罐装满主义”

  许多洪湖人回忆说,当年洪湖县之所以没饿死人,关键是以李金玉为班长的洪湖县委创造性地实行了“坛坛罐罐装满主义”。
 
   李金玉为什么能在洪湖实行“坛坛罐罐装满主义”?

  李金玉说,这有三个前提。第一,我不想昧着良心升官,因此不会只管曲意迎合上级而不顾百姓。第二,我了解实际情况,我骑一辆自行车下乡,天天在下面跑,我知道农民吃不饱,那时队里分口粮,每月一分,农民每月都缺二、三天甚至四天的口粮。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给农民多分点自留地,要农民在自留地里种粮食,尽管当时中央文件不许自留地里种粮,我也只当没那个文件。我对农民们说,想办法把自己家的坛子罐子装满,确保每月那二、三天你们有粮食吃饱,吃饱了有劲生产。我就是这么个简单感情,根本没什么理论,就是要让农民天天吃饱。打我心里来讲,如果让群众吃不饱,当个什么县委书记?就是这么简单朴素的感情,让我在洪湖出了个“坛坛罐罐招”,后来把这说成是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文化革命批我的时候,群众都流泪水,农民们对地委派来的“极左工作队”说,你要斗他?不是他,早把你饿死了——1960年,洪湖县一次就支援江陵县200万斤粮食啊,那可是救命粮呀!

  第三,我有一个团结的县委班子。洪湖县委的副书记、县长,都和我一样的追求:当官首先要让老百姓吃饱饭。他们都为这个追求付出了惨痛代价——薛坦接说我是“反党集团”,“带坏一代人风”,就是指我们县委一班人追求一致。结果,县委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县长辜呈清、副县长孙克惕等许多区社干部,都受到株连。

  那时洪湖县在李金玉“坛坛罐罐招”的推动下,农村集贸市场一片火红,农民们不仅有粮吃了,还有了零花钱。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10月大批李金玉后,洪湖县农民又开始过紧日子了。

  据《荆州地区志》记载——

  1965年4月,中央和省联合调查组织对洪湖县新提镇集贸市场进行调查,认定为投机倒把活动猖獗,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等七大过错。10月7日,荆州地区社教总团成立,薛坦任总团长兼党委书记。随后成立洪湖社教分团,全面整顿以李金玉为首的洪湖县委。

   一个意见惹火烧身

  洪湖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没饿死一个人的政绩,曾受到四方好评。但薛坦说,这个成绩不能只看作洪湖县委的,因为是荆州地委领导洪湖县委,而不是县委领导地委。薛坦这时似乎要把李金玉的“坛坛罐罐招”纳为自己的政绩。但是1964年“小四清”一来,他就改变主意了。功臣不但得不到表扬,反而遭受残酷打击报复。

  李金玉记得,在薛坦降为中共荆州地委第二书记时,曾到洪湖县“帮助工作”。 有一天他向李金玉征求意见,李金玉直言说:你机关工作很熟悉,搞农村工作恐怕还要多听听下面农民的意见,不能唯上唯书呀。没想到,就是这句话,让薛坦记恨在心,结果惹火烧身了。

  1965年7月,李金玉被撤职查处;1965年10月,监利县委书记王永禄受薛坦指示,以“社教洪湖分团”副团长的便利,将李金玉的“坛坛罐罐招”整了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材料,但薛坦还嫌不够,要求再升级上纲上线,最后以莫须有的材料七拼八凑了一个“反党集团”报告,薛坦就根据这个报告,既不经总团党委集体研究,又不上报省委,就在洪湖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洪湖县委有个“反党集团”,“带坏了一代人风”……然后开始对李金玉实行批斗,将其工资由14级的138元降为只发生活费26元,下放劳动。整个处理过程,始终没有一份正式材料让李金玉签字,以至于1979年李金玉要求平反时,却怎么也查不到当年定李金玉为“反党集团”的正式文件。后来的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说,当时对李金玉的定性材料,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原省长张体学也说过,省委根本就没见过“洪湖县委反党集团”的材料。

  这样,蒙冤15年的李金玉,在1979年全国平反冤假错案时竟无据鸣冤,无反可平。其时李金玉年已五十有八,他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年华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浪费了。

  就这样也罢了,李金玉还有一个“夕阳红”的机会——1980年,洪湖县人民代表一致要求选举李金玉为县长,洪湖百姓忘不了当年李金玉的救命之恩啊!即使是在文革中,李金玉也是受“红派”( “保皇派”)和“钢派”(“造反派”)两派都拥护的人,除了薛坦的“地委工作队”批,洪湖人没有一个人批李金玉。这在文革时干部总要受到一派反对的形势下是极为罕见的。但是,选举李金玉为县长这一人民公意被上面以行政手段拒绝了,以种种口实坚决要把李金玉调离洪湖县。因为此时的薛坦已贵为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后来更升官省委副书记),“口含天宪”,于是便以“调动工作”的名义安排李金玉当一个副处——让李金玉离开洪湖到沙市的荆州地区长江修防处当第六副处长。

  1980年11月2日,李金玉被迫离开洪湖,上万百姓干部拦车相送,洪湖县城一片泪光。

   富贵如浮云,民心才永远

  1981年的一天.时任湖北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的王永禄,登门看望李金玉,对自己在“四清”运动中落井下石的行为深深致歉;但是薛坦直到1986年病逝,始终没有与李金玉见面,更没有道歉。

  官场实在太无情了,当年饿死近10万人的责任者,无端报复“爱民官”的人,却一再高升,而“爱民官”却屡屡蒙冤,且无反可平,永难昭雪。

  李金玉的一儿一女都在从事教育职业,临终前,他再次叮属孙儿:永远不要进官场!但是李金玉对自己当年抗极左救百姓并不后悔,他觉得自己一生有两件直得骄傲的事:一是自己在洪湖“犯天威”救百姓,二是自己没有和许多“南下干部”一样,和老家的老婆离婚另娶新欢,一生都和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婆婆恩爱一起。虽然他也深感两个遗憾:刚来洪湖就遇上“反右”,他因情况不熟未能保护一些“右派”;对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史实他一直不敢对外透露,直到生命最后的关头才大略披露。但他相信自己不会像有些人死后,不敢公布自己的骨灰存放地。因为,他每逢生日,都有洪湖人登门为他祝福;当他八十岁生日时,二十几个洪湖人竟然不约而同前来为他做寿,献上了“金秋傲菊驱风雨,玉骨寒梅新雪霜”的贺联——

  老干部孙克惕在宴席上即席赋词,满怀敬意地写下了《敬贺李金玉老八十寿辰》

  高山夕照彩霞绚,李公八十华诞。友好恭贺,黎民问好。岂忘齐鲁鏖战,挥刀湘楚汉,死生莫限。僻壤穷乡,粗茶淡饭,日夜辛苦不倦。天威难犯,十五载沈冤,无悔无怨。喜看而今,胸怀更浩瀚。

  李金玉逝世的消息传到洪湖后,人们纷纷自发哀悼,有人仰天长叹:百里洪湖啊,你真是一块沈冤之地?“洪湖赤卫队”时期有军长段德昌被极左派夏曦以“肃反”冤杀,文革时期有县委书记李金玉被“大跃进”派薛坦以“反党”冤整,洪湖水呀长又长,冤魂代代相承传!

  有人秉笔直书:《荆州地区志》不敢据实记载1960年因极左政策造成“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发生人吃人的的史实,是李金玉始终不能彻底平反的关键——李金玉冤案若彻底昭雪,必然要牵出“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钟祥县发生人吃人的悲剧及其责任者,而他们至今仍在当权或仍有余威。地方志如此文过饰非——《荆州地区志》不知还省略了多少类似“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重要史实,全国不知有多少新编地方志与《荆州地区志》一样在省略“人吃人”之类的悲剧——哪里还能再出现李金玉呢?恶劣的环境变化可以使恐龙灭绝,亦可以使李金玉绝迹!

  人们只好纷纷献词呼唤李金玉——

  一个名叫宋祖元的老人在李金玉遗像前题词道:

  “秉性傲严寒,毅然斗志强。狂风知劲草,雪压更轩昂。玉洁显光泽,冰清吐异香。一生无媚骨,千古献芬芳。”

  原新四军老战士杨立民给李金玉献词——

  “六十年爱民生涯,实事求是廉明新风范。八千里征程蒙冤,大义凛然坎坷任由之。”

   许多人更提议,要集资在洪湖“湘鄂西革命烈士陵园”为李金玉树一座高高的铜像,上书 “救民县官李金玉永垂不朽!”11个金字,以警后来为官者——富贵如浮云,民心才永远。

  然而,这个纪念会有实用么?自从1965年2月,李金玉被撤职,洪湖人就一再感叹:世间已无李金玉——这么多年来,再也没见到如李金玉一样的好干部!

  如果连地方志都不敢直述李金玉在“京钟荆”“人吃人”事件中的丰功亮节,今日有志于“李金玉”的年轻人,哪有信心起步?人可以不怕死,但极怕死得不明不白。

原载《山西文学》2004年第3期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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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13 11:1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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