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5日讯】《鄂东晚报》报社全体上下，从主编到记者到校对员，一律以“创收”业绩论英雄，报社还为此颁布了详尽的创收计划。但是由于晚报内容水分太多，在读者中不叫座，给报社人员的创收带来了不小的难度。有些记者为完成创收任务，拿到应得的工资，别无他法，只有敲诈勒索。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自2003年以来，《鄂东晚报》报社内部达成以曝光当事方丑闻的方式强拉广告的默契。为此上下通力配合，形成了一条报社领导──记者──受要挟单位的“媒体腐败食物链”。
“最近生意怎样”，一段时间以来，这已成为《鄂东晚报》的记者们心照不宣的打招呼用语。“生意”而外，另一个职场常用语是“办案”，“写好稿后，把被曝光单位的领导挨个叫进来看稿，看着他们的脸色由不悦到震惊到害怕，我们一言不发，等着他们主动恳求放他们一马，那情形就跟办案一样。” 陶志东说。
“做生意”与“办案”成为整个报社上下互动默契配合的通行做法，始于2003年初。
2003年2 月，《鄂东晚报》主张“创收第一”的新领导上台伊始，恰逢教育部大力整治中小学乱收费。与以往不同，此次整治相当严厉，甚至导致的个别校长掉了乌纱帽，这让《鄂东晚报》一些人嗅出了绝佳的商机。整治乱收费的文件一公布，报社马上全体动员，部署了一次绝无仅有的“以打击乱收费促报纸创收”的特别行动。报社先将黄冈市辖下的十个区县分成几个“片”，再由十几名记者组成几个“行动小组”，按“片” 索骥。
接下来是制造舆论氛围，在行动的前一天，《鄂东晚报》的头版和二版专门刊登了严禁学校乱收费的相关文件及新闻，然后十几名记者同时出发，带上头天的《鄂东晚报》和一叠空白发票奔赴各自的“战场”。各组到达目的地后，接下来的操作程序大同小异：先找宾馆住下，然后确定目标学校，分头采访、收集证据，回宾馆迅速写好稿子，再电话通知学校校长过来看稿子，讨价还价，成交后给发票卷款走人。“在行动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接到老总的电话，询问进展，并向我们通报其他组的好消息，在这样的‘鞭策’下我们终于取得了好成绩”，陶志东和他的同事们说。三天后，他们这组带着3.5万元回到报社。按报社规定，每上交1万元记者们即可当场提成2500元。此役战果颇丰，十数天内，报社共“创收”近20万。之后虽不再统一行事，但单个行动一直没有断过。
有一份堪称经典的发稿签在报社内部无人不知，其内容是“以本报内参形式报家宝总理、周济部长”。而事实上，《鄂东晚报》的内参最高只能到达黄冈市委一级。
报社的做法固然匪夷所思，受要挟单位的“逆来顺受”也令人侧目。面对公开曝光的威胁，几乎所有的校长都选择了花钱消灾。只有英山县教育系统因为实在拿不出钱，最后被见报，成为那次集体行动的惟一例外。而学校接下来又会把这些钱转嫁到学生头上，另立名目收费，实际上是广大学生被迫充当着这一食物链终端利润制造者的角色。
在全体动员、上下配合的努力下，创收活动收到了不错的效果，随着一篇篇曝光稿转换为一张张订报单和广告发票，至2003年年底，《鄂东晚报》发行量和广告纯收入都翻了一番。甜头既尝，报社还想在今年再造“辉煌”。然而，好景不长。 “今年的完成情况大不如去年，一是因为这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各单位被宰过一次就不可能再宰了，全市有钱的单位也就这么多；二是像去年那样借整治乱收费而开展行动的机会不可再得；三是敲诈活动引起了上面的注意，并处分了一名记者，大家不得不有所收敛。”一位晚报记者分析说。
2004年5月，晚报驻浠水县的记者因敲诈被举报，同时被举报的还有其母报《黄冈日报》。此事受到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重视，批示要求严查。《黄冈日报》撤消了各地的分站，《鄂东晚报》则开除了该驻站记者，并登报声明敲诈纯属该记者的个人行为。而就在此前的3月底，该驻站记者还因发行和创收业绩突出，刚被报社评为“2003年度先进驻地记者”。这让不少记者心生兔死狐悲之感，“一旦上面追查下来，报社只会拿记者作替罪羊，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浠水的这名同事就是前车之鉴，实在令人心寒。”
10月22日， 17名记者和编辑联名向《黄冈日报》党组成员递交了一份辞职信，分管《鄂东晚报》的《黄冈日报》副社长雷电、《鄂东晚报》总编助理杨辉也表示在创收思路的高压之下，报社人员中确实存在不好的风气。年底之前报社表示要改革，扭转办报思路。报社领导透出要“改革”的口风后，其余15位编辑记者经劝说暂时回到原来的岗位。不过，报社的墙上依然如期贴出创收任务完成情况，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