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8日讯】改革以来，中共最爱炫耀的政绩是经济高增长，却尽量回避愈演愈烈的分配不公。分配不公的重灾区之一就是教育，国家对教育的财政投入的减少和教育产业化政策，一方面使稀缺的教育资源愈发昂贵，与国情脱离的教育高消费节节攀升，不要说远远高于农村的人均收入的增长水平，即便是中心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大大落后于学费的增长。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持续扩大，也日益加重了普遍的权钱崇拜和教育腐败，学校变成了赚钱机器，教师们越来越惟利是图，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欲望和富贵攀比的心理……现在的大陆孩子就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毒化之中。
一个小学班主任，发给每个同学一张印刷精美的纸，那是他儿子准备结婚的请帖，孩子们回家把请贴交给父母。于是，这位老师的儿子举行婚礼那天，许多家长都出席了，每人送上一个红包。而由于疏忽或由于气愤没有去道贺的家长，也许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以后在学校要受到这位班主任怎样的对待。一个县教育局长，抓住新年的机会，走访下属和某些教师的家庭，以示俯身倾顾的亲民姿态，但他在挨家挨户拜年时却领着小孙子，这也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起码是人之常情，被光顾的家庭自然心领神会。从初一到初五的拜年下来，小孙子收到的压岁钱高达12万。一个县的政府，居然下达红头文件，指令由财政统发工资的教师一律“捐款”用于改扩建村乡公路，县工资统发中心统一代扣了教师们每年一个月工资的30％，持续时间达3年之久，涉及教师近万人。班主任无权无势、县官有权有势、县政府更是发号施令的衙门，然而，三者的敛财智慧，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却有实质相通，皆是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勒索。
在当下中国，攀权附贵是人人都在努力完成的必修课，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可以利用的权力资源尽量开掘到极限，不论职权范围多么狭小，不仅要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上精耕细作，而且要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地盘，以便捞取更多的个人利益。区别只在于：有人一夜暴富，有人点滴积累；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所以，在那些令人瞩目的权贵腐败案例之下，是极为广阔而深厚的孳生腐败的人性沦丧，中国的新旧专制传统就是根植于这样的人性沦丧的土壤之中。
我的朋友刘某夫妇，一对望子成龙的小康父母，在白领住宅区有150平米的房子，出门有私家车代步，自然也要把独生子送进所谓的“贵族学校”。刘某夫妇介绍：仅走进小学校门就付费6万元，还向我强调说，在北京，这个价钱只是中等水平，类似景山小学那样的名校，“择校费”起码要10万元以上。更令我吃惊的是，那个年仅7岁孩子，在入学一个星期之后，居然不让送他上学的父亲把车开进校门，而要求父亲把车停在离校门百米远的地方，自己走进学校。孩子的理由是：他爹开的是低档次的“富康”，与其他家长开的高级轿车相比，太寒酸，让他在同学中抬不起头。
也就是说，不仅是择校攀比，同一学校也搞“班级攀比”，比如，有的学校以赞助费多寡划线，专门成立“贵族班”和“普通班”，交钱多的进贵族班，否则只能进普通班。这样的教育，使孩子从小就陷于“等级意识”的泥潭之中。即便同为能够上得起“贵族小学”的孩子，也要根据“坐骑”档次的高低而分化为不同阶层。据刘某夫妇的孩子告知：该校的小学生以轿车的档次分伙，分为坐高档轿车上学的伙伴和坐中低档轿车上学的伙伴，前者的人数远远低于后者，但前者在学校的地位却尊贵有加，从校长到班主任都对这些孩子施以超常爱心，甚至纵容他们为所欲为。而其他的孩子，尽管也都交足了赞助费和学费，但其待遇却低人一等。
古人曰：衣食足而知礼仪。而现在的中国，如果说，广大农村还被物质困顿所迫，不仅学校设施和教学质量都很恶劣，而且许多农家子弟被迫辍学，那么，已经小康的大城市里，衣食无忧的孩子们则陷于精神贫困或富裕的疾病之中。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小康水平的生活，并没有推动社会精神品质的提升，由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所带动的成人道德世界的迅速荒芜化，使孩子们的生长环境日益粗俗化甚至野蛮化：孩子们进学校，面对的是僵化陈旧刻板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过于沉重的学习负担，老师们缺少爱和责任的严厉；孩子们回到家，面对的是家长们的过于溺爱的宠纵和望子成龙的压迫，小学生回家后也要在大人的逼迫下做额外的功课，大周末还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参加各类补习班。孩子们在社会中，更是难以抵御物欲横流的腐败和不择手段的下流，就连学校也唯钱是从，有的小学以家庭富裕的程度和所交学费的多少为标准来划大、小班，小班孩子享受着现代化教学设施、宽敞明亮的教学楼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大班孩子只能有低矮平房、破旧设施和刻板单调的教学小班孩子谈起大班孩子时鄙夷地说：“他们穷、脏，不跟他们玩。”……幼小的身心如何能抵御这样的精神摧残！
这种精神贫困，最鲜明地表现在近些年流行于城市中小学里的新歌谣中，正如中国社会的黑暗和老百姓的心态，在流行于成年人之中的各类民谣得到凸现一样。孩子们对现行教育的不满，也通过新歌谣得到宣泄，既有自娱和无奈，又有不满和反抗，寻开心中混合著一针见血的讽刺、揭露和批判。这些儿童歌谣里，有反抗应试教育的，有色情和暴力的，最多的是对权钱的贪婪。比如：“学习苦、学习累、学习还得交学费，不如混个黑社会，有吃有喝有地位。”“手持千万现钞，富比比尔盖茨，买下豪宅名车，还雇一群保镖。”
大陆的奸商也敏锐地嗅到了孩子身上的铜臭味，私下印制大额“儿童钞票”来赚钱，面值从10元到1000万元，而10元、20元、100元钞票的图案。《天府早报》记者曾经报道了在成都某小学门口的亲历：三个刚买了几袋“儿童钞票”的男孩一起畅想未来，计划着怎样“消费”，其中个子最矮的男孩叉着腰说：“我要买辆宝马给保姆，免得她每天给我买零食都那么慢。”“你也太没追求了吧，”高个子男生反驳道，“要是我就买名车、豪宅，过得比比尔·盖茨还好’}”第3个男生更是出语惊人：“你们的想法都没创意，我要用钱买下邻班老欺负我的郑强（化名），让他给我当奴隶。”这些话，听得记者目瞪口呆。
如果说，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主要受的是物质极端匮乏的摧残，那么，富裕地区的城市孩子主要受的就是精神日益荒芜的摧残。相对于农村孩子的物资贫困而言，城里孩子的物资富裕所导致的精神疾病就更为可怕。如果说，跛足改革所造成的巨额的金融黑洞和政府债务，是独裁政权为了维护一党及其权贵的私利而肆意透支民众的物质未来的话，那么一切向钱看及其不择手段的道德沉沦对孩子们的毒化，就是制度性的暴虐、谎言和惟利是图肆意透支民众的精神未来。而精神荒芜的民族，不可能有健康的未来。
2004年11月18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人与人权》12 期www.renyurenqu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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