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0日讯】〔自由时报记者陈晓宜╱台北报导〕饱受塞车之苦的人很多，但会因此付诸行动研究如何解决道路塞车的人却很少，住在台北内湖的三总医师赵兴隆，就是愿意付出心力研究、提出台北交通问题的专家。
赵兴隆住在台北市廿年，经常饱受塞车之苦，从扁到马长达近十年，他认真研究每个路口塞车的原因，并做成研究报告向市府陈情，希望市府正视改进，他会传真、打电话到市政府，也会Call-in到广播节目，甚至参加“市长与民有约”陈情，他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佩服，马英九看到他的研究报告更是惊叹不已，并公开要求市府首长向他好好学习。
但是，他陈情的交通问题大多没有解决，例如赵兴隆会打电话到市府交工处，告诉他们那个路口的标志不清、标线错误、灯号不对，或是机车停等区划设不佳等，但他说，接电话的人听听之后，经常过了好几个月还是没有解决，所以他才会报名“市长与民有约”，希望马英九能好好督促他的部属改善。
他说，陈水扁的部属就比马英九的有行动力，过去他曾陈情罗斯福路和新生南路口因车流量太大，又没有左转灯，使得车辆都无法左转成功，经他陈情后，扁市府立刻加装了左转灯解决问题，但从马上任至今，他不知打了多少次电话，对台北市各路口问题提出建议，但他们从来没改。
有一回，他向马市府陈情三总前的路口禁止左转，导致所有从成功路要左转三总的车辆，都得多行驶二个红绿灯到高速公路圆环，才能再绕回三总，上班时间塞车来回一趟，就又耗时二十分钟以上，但经他陈情都没下文，最后只好向市议员陈情才改善，这就是马市府团队的行政效率。
赵兴隆说，他真的非常喜欢住在台北，所以才会很痛心为什么塞车问题总是没有办法解决；他说，“只要站在某个路口十分钟，你就可以发现很多问题，但这些官员只会坐在办公室想办法，却不知道站在民众的立场去想问题，想要解决交通问题，就去问问路人、驾驶、计程车司机，试着结合广大市民的力量，就看你做不做而已”。
赵兴隆说，路口是交通能否顺畅的关键，如何争取更多时间让车流顺利通行，是思考问题的前提，所以他发现，现行绿灯左转出现的时间并不统一，也就是有些路口是先绿灯后再闪左转灯，有些是先闪左转灯再亮直行绿灯，很多车就会因不知情在路中间等了半天要左转，等到最后竟变成红灯，只好卡在路中间。
赵兴隆说，这只是台北路口号志问题的冰山一角，他还发现，有些道路接近路口后就是双白线，所以如果是准备左转的车辆就会跨线违规，因此应该提早挂设道路指示牌或提早标线清楚，让驾驶人提早靠左；他也发现有些路口可以红灯右转，但机车停等区却划设在外车道前，使得右转车被机车堵住，根本无法争取时间右转。
赵兴隆说，政府官员总觉得这些小细节不重要，但事实上这些就是路口车流能否顺畅的关键，如果号志、标志清楚，一定可以让驾驶人通行得更为快速，如果每次灯号变换时都可以多争取一秒，累积争取的时间就不得了。
他认为，有些路口应该缩短行人穿越时间，让右转车可以争取时间赶快通行，不要堵住路口；他也反对在交通尖峰时间取缔红线停车，警察此时应该是赶快要这些车离开，而不是堵在那开单；他认为，台北交通灯号应统一以箭头灯指示行车方向，让驾驶人可快速分辨自己行进的方向。
他说这个道理就是在说明，不论交通号志或交警指挥，目的是要让交通更顺畅，不是以取缔驾驶人为目的，如何能使交通顺畅，就要怎么做。
可是他说，这些管交通的人，研究精神都不够，没有人愿意去测量一下，每一条路的连续号志时间要维持多久，交通才会最顺畅，也没有人愿意实地去观察、统计每个路口塞车的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改善。
因为爱台湾 希望它更好
〔记者陈晓宜╱台北报导〕很多人一定觉得奇怪，一位工作如此繁忙的医师，为何天天有时间在管恼人的交通问题？赵兴隆的太太说，因为他太爱台湾，而且太有正义感。
赵太太说，有一次晚上快十点时他们开车去接小孩，看到路边有人车子被拖吊，因为已经过了拖吊时间，赵兴隆看了很生气，就主动帮人家打电话到交大抗议，直问他们怎么可以逾时拖吊别人的车。
赵兴隆说，台北交通取缔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他认为，马市长如果有魄力，就该取消现在的拖吊制度，应该在停车位充足的区域，才可对违规车辆拖吊，否则政府都无法提供足够车位，却要人民守法，非常不合理。
赵兴隆总是能大声说出台北市民的心声，除了正义感，还有研究精神，他可以在等红灯时，观察、思考这个路口塞车的原因是什么；他可以在半夜带着妻子，去把号志不当的路口拍下；他可以每到一个外国城市，就去观察当地的交通号志是如何处理，交通规则是如何订定。
但赵兴隆却笑说，“因为我很喜欢Call-in到广播或电视台，所以才可以常打电话给官员啦！不过我曾Call-in拿到棒球赛门票，但打给官员，改善却不多”。
赵太太说，“其实是因为他太爱住在台湾，所以他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城市有用不完的正义感与热情，孩子们都想移民，但他就是不肯”。
赵兴隆说，“没有任何地方比台湾更方便，但生活品质不好是大缺点，所以他希望自己的一点力量，可以改善这种状况，他也相信马英九是个听得进建言的人，所以他愿意不辞辛劳，拍照、制作台北交通研究报告，一直到首都交通改善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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