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4日讯】计划从“人口大国”变为“人才大国”
有消息说：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实施更加有力的人才战略，推进人才培养计划，要用五至十年的时间造成一批“学贯中西”的理论家，“水准精湛”的作家、艺术家，“精通业务”的出版家，“受众喜爱”的名记者、名主持人，要形成一批各个方面的领军人物。据说这是为使中国由“人口大国”向“人才大国”转变，是“全民族都在企盼着”的壮举。
“人才大国”肯定不是法西斯独裁政权所能够制造出来的。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曾有过两次“人才大国”的辉煌。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可谓层出不穷。第二次，上世纪上半叶也是人才辈出：陈独秀，胡适之，蔡元培，傅斯年，张东荪，马寅初，鲁迅……那时候，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政府的权力还没有达到不受任何约束的时候，对外来思想文化也没有办法赶尽杀绝，所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保留了适度的空间，使社会总能保持着活力，能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这种有活力、有自由空间的社会，就为人才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产生人才需有自由环境
一九四九年以后共产党摧毁了能够自由地、真正地为社会讲话的机构和组织，逐渐建立起一个全能主义政治的社会，完全控制社会一切领域。一方面发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几乎都是以知识份子为物件，另一方面实行单位和户口制度，不仅控制了知识份子的政治活动，也控制了他们的经济来源和工作条件。从此大陆知识份子的独立思想、言论自由、人格丧失殆尽，甚至连生命安全也毫无保障。剩下的不是奴才就是奴隶，人才没有了。
以一九四八年选出的八十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来说，其中除朱家骅、凌鸿勋、王世杰、王宠惠、李济、董作宾、李先闻、傅斯年、吴敬恒去台湾，陈省身、李书华、汪敬熙、吴宪、林可胜、陈先侠、袁贻瑾、李方桂、胡适、赵元任、萧公权、吴大猷在美国外，留在大陆的六十人都没有好日子过（谢泳：《书生私见》，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科学院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被抄家的达一千九百零九户，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而死的二百二十九名，其中具学部委员（院士）等高级职称的有：熊庆来、邓叔群、赵九章、叶渚沛、张宗燧、刘崇乐、曹日昌、丁瓒、周仁、莫武汉、姚桐斌、李璞、司幼东、萧光琰、余柏年、陈绍澧、雷宏叔、伍钦荣、叶企孙、谢家莱、饶毓、许宝□（《中华文学选刊》1997年2期）。这仅仅是中国科学院一个单位，以全大陆各大学、各科研单位甚至全社会来计算，数量就更惊人了。
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镇压是非常凶残的，他自比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A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
整肃知识份子毫不手软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即使对党内知识份子也绝不手软，毛泽东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毛选》五卷）原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时为校长助理的袁永熙，曾是西南联大学生运动领袖，他大约是党内最早被点名的右派分子（朱正：《两家争鸣》，台北）。其妻陈琏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原以为背叛黑暗，投奔光明，结果却在更黑暗的政权下，于一九六七年跳楼自杀。
曾任浙江省长的沙文汉（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弟弟），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中共，为中共打天下出生入死，能文能武，三十年代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一九四六年后是中共上海局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解放”和接管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中作出重大贡献。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出任浙江省长。因为提出“党政分工”，反对“以党代政”要求实行“党内民主”等，被省委书记江华打成右派，并遭毛泽东多次点名批判。一九六四年在屈辱中病逝，年仅五十六岁。逝世前完成了《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长达八万余字，文中涉及《尚书》、《墨子》等多种典籍和大量甲骨、金文和其他出土文物，在古代史研究中作了突破性的探索，提出了不少创见。
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青年团，留学过苏联，流亡过日本。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潜伏于国民党心脏之中，策动过“重庆号”军舰的投共，为中共夺江山作了卓越贡献。一九五七年也成了右派分子。随后被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又经文革十年浩劫，受尽磨难，九死一生。一九七九年才获“平反”。晚年笔耕不辍，著作有《陈修良文集》，并编有《沙文汉诗文选集》。
一九四九年以来到底有多少人才倒毙在中共法西斯屠刀之下，恐怕是永远无法知道了。史达林杀人还有一个“法律程式”，所以俄国可以把所有受难者的姓名收集起来；毛泽东却是通过群众专政即暴民政治来达到群体绝灭的目的，所以中国的许多死难者注定要做无主冤魂。
中共只需要听命的奴才
不久前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井冈山和上海浦东新建三家规模相当的、高水准的干部培训学院，作为培训提高干部执政能力的基地。”
中共在中央、省市、县三级都设有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的情况下，还要投入钜资建三家大模规、高规格的“培训学院”，可见其执政危机的深重。中共当局并不需要真正的人才，需要的是巩固其统治、镇压奴隶的打手和奴才。
大学毕业生的流向也非常符合当局的意图。据中共喉舌报导，今年报考国家公务员的人数比去年增加71%。二十六个部门的报考人数和招聘人数之比达100:1。其中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的报招比是53.1:1；中央党群机关是72:1；人事部门达322.8:1。这些资料显示，“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而且在人事部门当官油水最多，党政机关则次之。连系到多年来官员下海经商成潮流，又可以看出：一批饱狼去了，一批饿狼又来了。
如果不进行民主政治改革，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可以是“文盲大国”、“假货大国”、“走私大国”、“污染大国”、“贫穷大国”、“缺油大国”、“贪污大国”、“缺德大国”，甚至是“奴才大国”、“奴隶大国”，但绝不会是“人才大国”！
－－转载自《争鸣》杂志2004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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