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1日讯】写此文之前我反复问自己:为什么要写?
十五年前我经历了“六.四”，因亲眼目睹了中共对人民的血腥屠杀，不愿背此耻辱，毅然声明退党，虽然幸免了吃枪子儿，但没逃过牢狱，电棍击打…之灾。之后我多次反思，我做错了什么?结论始终如一:我没有任何错。但我采取了“沉默”，可我坚信总有一天“六.四”死难者的亡灵会得到慰祭。
九年前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我抱着祛病健身入门，但进门后我知道她是佛家的修炼法门，从此我走上了一条修炼的路。但自99年7月20日始，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一手发动了对上亿法轮功信众的残酷迫害，并扬言: “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三个月过去了，五年即来到，法轮功不仅没被虐杀，却从中国走向了世界60多个国家，“转法轮”被译为近三十种文字，法轮功得到多国上千项褒奖;而江泽民及其帮凶却被以“群体灭绝罪”, “酷刑罪”等送上了国际法庭。为什么?只因法轮功在暴虐，邪恶面前没有“沉默”，而法轮功学员在“真善忍”的法理指引下用“身”，“心’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我也亲身经历了这伟大而艰险的历程。我知道上天有眼，善恶必报。所以当我读到蒋彦永医生给“二会”上书要求为“六.四”正名时，我的善心告诉我:拿起笔，写出你见证的“六.四”真相，唤起更多人的良知。
十五年前由悼念胡耀邦开始，北京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首先发出了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呼声，立即唤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鸣。自文化大革命后，我这个迷信共产党的党员开始破除了对它的迷信，有了自己的头脑，从而也引发了忧国忧民之心，但只觉无能为力。当时“六.四”前期媒体及天安门广场的“动静”也触动了我的心，可我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想从中看到国家和人民的希望，因此有机会则去天安门。
6月3日晚饭后，先生下班开了一辆小型工具车说想去天安门看看，这时院中喇叭不断播放着北京市晚9点要戒严的命令。当时我真没把此放在心上，因这些天我看到的事实是人民以合法的，和平的，理智的方式，表达着爱国之情，呼喊着民主自由之声，而我自己没有半点“心虚”，所以坦然行之。
当时院中站着很多人，因我们林科院地处颐和园和香山之间，交通不便，所以绝大部分人对北京近期发生的事知之甚少，但又急于了解，所以出发前碰到几个认识的和不太认识的年轻人问明我们的去向后就要求搭车同行，我们欣然同意，最后九人同行。
当车行至西长安街一看，人山人海无法继续西行，则钻胡同从前门大街向西行，艰难行至和平门烤鸭店时，决定就地泊车，然后步行到达天安门广场。其时已是晚间11点左右了，环顾广场满目是人，有以校为阵的绝食学生，有在纪念碑左右忙碌的组织者，不时发表几句相关话语，更大的声音是官方的大喇叭不停的播放着北京市的戒严令。此时只见广场前方竖起一巨大自由女神塑像，记得好像是学生代表柴玲发表了讲话。接着看到开来一辆大卡车上面站着许多年轻人，大都带着口罩或系着毛巾，一打听是因官方施放催泪瓦斯及毒气妄图驱赶民众。
因是抱着看一看的心态来的，此时夜已深，又感到空气越来越紧张，还带着几个年轻人，就此打道回府。一路往和平门烤鸭店方向走，行至纪念堂西侧，看到几辆大客车停在路边，车上坐着人，车下也零散有人，但这些人与广场上的学生，市民乃至类似我们这些来看看的人好像完全不是一类，他们好像在等着什么似的。
当行至北京市急救中心时，看到此处有许多人，并有受伤的军人从西边送来，我们停下来了解到是戒严部队在六里桥处受到市民拦截所致。我们就主动协助打开一条通道让伤员顺利通向急救中心大门。这时也有从西边来的军队，当即就被我们截住了，他们的领队只得叫他们停下，我们马上三三两两围着这些大兵讲真象，揭穿政府的谎言，大部分在默默听着，也有人提问，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和所提问题来看他们完全是被骗来的。我当时讲着讲着竟不由自主的哭诉起来，让他们千万不能向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看到有呼啸而来的救护车，送来的则是受伤的学生和市民，并说军队向学生开枪了，我们更是积极维护秩序，以便伤员尽快通过，但我心里想这些伤员是被橡皮子弹击中的。这时形势更紧张了，枪声不断，可救护车不见了，送伤员的换成个体户的平板车和自行车了，听说是接到命令不许单位出车救人。当时我看到一平板车上爬着一个女孩，一个帮忙推车的人还用一只手捂着她的后背说，她背后被子弹打了一个洞，我看到一滩血在此人的手和女孩的背上。当时我就懵了，大脑一片空白，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回头看急救中心大厅已躺满伤员，不断传出有死亡的，我只是机械的维持着秩序，也是我此刻唯一能为我可怜的同胞做的事。也不知什么时候又有大队大兵端着枪跑步奔向天安门广场，同时伴有枪声。我就随着人流急忙躲进附近一百姓家的院中，蹲在窗下，既不害怕，也无思维，但耳中仍听到激烈的枪声。大约凌晨五点多，天亮了，枪声平息了，大家走出院门，就看到从东边广场方向撤出的学生队伍，衣冠不整，有的包扎着伤口，有的连鞋也没穿，但仍打着校旗，不断呼着: “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等口号。当时我见路边一男士急忙脱下自己的鞋追赶着送给一光脚的学生。我流着泪无言的上前与学生打招呼，一个学生握着我的手，反而安慰我说: “大妈别伤心，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此话在我心中回荡了近十五年了。我始终与他有着同一个信念，因为我们是正的，邪的永远也压不倒正的。
6月4日早上7点左右一回到院大门口，就被一群等待听消息的人截住，我们哭诉着自己看到的真相。回家后虽然一夜没合眼，但既不困也不饿，脑中仍在想着人民的军队怎么能向自己的人民开枪?谁给他们的权利?以前从电影或书本中见过国民党用高压水龙，棍棒驱赶青年学生，今天共产党却用的是真枪实弹，况且学生也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啊。此时只有一个坚定的念头，我不能再做这种党的党员，立即提笔写了退党声明，并贴到我工作的资源信息所门厅的黑板上。(89年初，我因不安于官办研究所中人浮于事及复杂的人际关系故辞去了副所长之职，办了停薪留职，准备在民营企业中挖掘点自己的潜能，因当时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赋闲在家。)
晚饭后常在院中单身宿舍楼下听有人播放外电报道的有关”六.四”的消息，同时了解到院内一研究人员的外甥在长安街中弹身亡，(是一清华大学四年级学生。)还有一研究人员的儿子腿部中弹，但不敢住医院，不敢声张…
一天晚上，一工人(之前只见过面，没说过话。)到我家对我说如将来你出现什么麻烦，我们都会保护你。还有一职工对我先生说他老家在农村，可以到他老家去避一避。听到这些我只是感到他们真是好人。可我一点没感到我会有什么危险，甚至需要逃亡。因为我做的一切都是堂堂正正的。
6月16日晚11点多所里两个研究生突然来访，告诉我:他们要抓你，每天都有派出所的人在你家附近监视你。我听后仍说:不会的，他们要抓人也得先通过院领导和院保卫处吧，他们会为我说话的，我的所作所为，我的观点，我平时的表现，他们都清楚，我又没做任何违法的事。(这就是我这个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在同一所军队子弟学校长大，后又顺利考入清华大学，七岁入少先队，14岁入团，23岁入党，一直担任学生干部的普通中国人被共产党驯化的对其盲目信赖的思维显现。)
正说着12点左右，有人敲门，我问: “谁?”回答: “派出所。”我问: “有什么事? ”回答: “开门再说。”因我太坦然了，就开了门，一看前面可能是一两个派出所的警察，后面是一帮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的兵，进门后就抄家，结果什么也没抄到，就让我和先生及其中一个研究生跟他们走。(此研究生写过大标语反对向学生开枪，我的退党声明也是请他抄的。)我问: “为什么?”民警说: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因我知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典故，就这样半夜三更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证据，用枪把我们三个守法公民押走了。我当时与其说是不怕，倒不如说是麻木更确切。(但后来听说当时在场的儿子和另一研究生及通过他们告知的我的75岁的老革命婆婆，上中学的女儿，跟我们一起去天安门的几个年轻人，几天几夜都处在高度紧张之中，为我们担忧，也担心不知恶运什么时候也会临头。)
先是到了当地派出所，警察在办什么手续，我和先生就对持枪的战士说6月3日晚我们在急救中心门口帮助维持秩序救助受伤战士，这有什么错?他们哑口无言，但从表情和态度上对我们有改善。再后来可能是转到海淀武警大队，我被一女警审问，她让我蹲在她脚边，看那架势随时想踢我两脚，但随着她问我答，看来是实在找不出可踢我的理由，只好收场，并让我坐在一椅子上，她出去了。这时进来一高个男警，手拿一电棍，先看看我，然后就拿电棍在我脖子，头上乱触。我当时的感觉是他想看看电一个近五十岁的老年妇女是什么感觉。因此我用大叫企图来制止他，并唤来他人的干预，结果他住手出去了。
再后来将我们三人戴上手铐押在一吉普车的后箱中，在茫茫的黑夜里我不知开向何方，也不知去干什么，只感到是在向旷野开。当时真以为他们要把我们拉到野地里枪毙呢，因这几天的所闻，让我觉得他们已杀红了眼，可我不知为什么心里还是不怕。可和我拷在同一手铐中的小青年手抖得非常厉害，我非常理解他，当时只能紧紧得握着他的手，也不知能给他力量还是安慰。后来却是到了拘留所，早上照相时我看到一些男青年的脸和头被打得都变形了，惨不忍睹。(这几年在被迫害地法轮功学员的照片上我又一次看到同样的残像.)
上午一预审提审我，他凶巴巴地问，我平静地答完了，他把记录念了一遍，让我签字。我说: “我不能签。”然后讲出几处关键的地方他没按我说的写。结果他气急败坏地说: “你知道吗?像你这样的最少要关五年。”我仍平静地说: “我只知道你写的不是我说的，所以我不能签我的名。”无奈，他让我回牢房了。
到牢房一了解，同屋的十几个人中，一个武汉的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和其他几个北京的女青年都是在“六.四”前阻拦军车时被录了像而被抓，一北京某教师进修学院老师是因接香港朋友的传呼电话时，回答了朋友问及的天安门真像而被看电话的大妈举报了，另一香格里拉饭店的保卫科女秘书因多次到广场支持绝食学生及贴大字报被捕。
牢门对面一侧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小天井，此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打开，每当下午4点随着此门一关，我的心也一沉，一次次地体会着“失去自由”的滋味。两个女管教轮班，一赵姓较和善，有一次站在门口对我说: “别难过，历史是人民写的。”另一白姓则较凶，有时会将不听话的女孩拉出去施以电棍。她们也分别将我叫到小屋关起门来问我为什么被抓。我想就是这些执法人员也被“党和枪”搞懵了。
整一周这天我再次被叫到预审室，换了一王姓预审，他平静地问，我平静地答，完了，他念了一遍纪录，我认可，签字。他说你可以走了，你们单位来人接你了。出去一看我所书记和院保卫处长来接我和那个研究生。同进来时一样，没有任何书面证明的情况下又放了。
在车上二位领导说: “许多人关心你，帮助你，回来什么也别说了。”我无言以对，心想这是什么世道，抓你有理，放你也有理，可自己一点都不明白为什么被抓，又为什么被放，还没处问，不能说。但我还是幸运的，只关了一周，先生关了两周，女教师关了半年，女秘书关了八个月…，出去后都失去了工作…
出来后， 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但迫害仍在继续。从林业部压到院，从院压到所，所再到支部要开除我党籍。我6月4日就是按党章退党自由的原则声明退党的，怎么党章未修改，执行者却可以各自不同目的随意违章办事，这又是中共说一套做一套的写照。支部会上有人极力为我辩护，而且最后支部会也没通过要给我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可不久所党委通知我经部党委，院党委通过给予我开除党籍处分，并让我签字，我沉默无语，拿起笔签下了: “25年前我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在党旗下宣誓。今天我心里流着血与党告别。”走出所党委办公室，我心里反而感到一阵轻松。
92年到所里办退休手续时，我发现我比晚我两届的同所清华校友的工资还低，问人事干部何故，经她查阅，解释说因91年普调工资时有一条规定，受过处分的不给长工资。我又只得沉默以对。
后来我听到一确切消息说:我是被院里某党员举报到戒严部队而被抓的，当时的政策是凡被举报者一律抓。对此事我还有个修炼故事:我初听此事时还没修炼，当时心态是，我与你既无怨又无仇，你为什么害我?害了我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心里很生气，不愿见到她，远远看见就绕道而行。
后来听说她出国访问，刚到就把褪摔断了，只得回国，知情者就说这是报应。95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学到李洪志师父说，如果不能把你的敌人当朋友，你就不能圆满。我想我还真没有“敌人”，想来想去，她算一个吧，我就改变了，见她不饶道了，见面装着若无其事的点点头，再后来咧咧嘴，表示微笑。但我明白我没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只有形式，没有心，而师父说修炼是直指人心的。我悟到，无论她是抱着什么目的举报我，其实她也是个受害者，在中共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长期教育下，搞得人人为敌，而中共自身的不正，又使人们没有目标，榜样乃至信仰 ，结果造成人已经跨越了道德和良心的底线，人可怜到在做坏事的时候，都不知自己是在做坏事。那我还能去恨她吗?只有慈悲对待，唤起她的良知善念。悟明白后，再见她就自然的打招呼了。
扯远了，再回到原话题，出来后我听一同事说，在我关押时，他与妻子商量过，如我与先生一直关押，他们将供养我女儿；刚出来时，一院内朋友大包小包提着礼品来看我，在走廊就大声说，人家姜宏就是好人嘛，怎么不能看；有次我找院内一不认识的工人办事，完事后他对我说，以后凡是你的事，随叫随到，没得说；还有几个认识的及原不认识的院内职工都曾对我说过，我佩服你，尊敬你。我立刻说: “不敢当，我只是以我的良心讲了真话而已。”我想人们对我的这种反应，正说明了人民对“六.四”的态度。
当我明白了”真善忍”法理后，我想如果修炼法轮功在前，那么在经受“六.四”迫害面前我不会一次次的沉默。所以作为一个“六.四”的见证者，一个直接受害者，一个法轮功的修炼者，也是一个直接受害者，我有责任向人们讲出我经历的“六.四”真相，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只有世人都明白了真相，不助纣为虐，以“真善忍”为本，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邪恶生存的空间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将展现人间。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