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1日讯】5月8日的《中国经济时报》用整整两个版的篇幅刊载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篇研究报告，专谈加入WTO后中国社会将发生何种变化以及政府应当如何应对。在我读过的官方研究报告中，这是真正对得起老百姓纳税人的一篇报告，简单说有两点：一是它最实事求是地说出了中国社会危机的真相，例如民众自发抗议甚至暴力抗争事件的增多，再如明确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两极分化已经很严重，远远超出了公认的警戒线0·40，而朱总理在不久前的记者招待会上，还只承认说是0·39，等等；二是真正表达了中国社会必须发育民间社团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不仅是为了所谓的稳定，更为了进步与发展。尽管报告所说的情况根本与WTO无关，尽管所谓“发育社会团体”实践中必然会首先局限于企业行会、协会之类，属于我所概括的“泛政协化”范围，其目的是为了减轻政府卷入对外经济诉讼的压力，但是，报告所表露的忧患意识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这篇报告，又一次引起了数年来我对社会组织化的思考。这里就来谈一点关于社会组织化的认识。这问题也是我近半年来与有关部门谈话时谈到的。有关部门对我1998年的“不参加、不反对、不评价”组党活动的情况，表示早就了解了。因此，这个问题反倒在谈话中一带而过。现在我需要系统谈谈相关想法了。
1997年1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启跃先生编）第51页，美国学者易劳逸先生讲到国民党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用政治组织调动社会资源来建设社会。这就很奇怪了，难道国民党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吗？这引起了我的沈思。沈思的结果是我理解：政治组织有传统的与现代的区分，易劳逸先生讲的“政治组织”问题，我愿意将之转视为人权问题，也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大端人权之一：“采取措施，保证由社会的一切成员有效地适当参加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和计划的拟订和执行；采取措施，运用诸如国家的和区域性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及社会发展规划这类方法，使居民中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本国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合作社，农村社团、工人和雇主组织以及妇女和青年组织参加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以期实现一个充分完整的民族社会，加速社会流动的过程和巩固民主制度。”
易劳逸先生并非不知道国民党已经是一党，但是如果仅仅限于有无“统一的意志、纪律、口径、行为”，那例如国民党这样的组织就是传统的；如果只承认这个标准，那麽中国几千年间，这样的党组织早就不知有多少了。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乃至什么“撚军”、“义和团”都是党、都是组织了。但是不是，它们只是用来造反、夺权、“取而待也”的乌合之众。现代意义上的党和组织，首先的标准是看其成员有无人权、公民权，例如自由。如果成员一入组织，便失去言论自由；除了组织的单向权力、章程的约束与利益诱惑外，便更无别的组织内的权利，这样的组织只是传统的权力板块。孙中山建同盟会时，要求其会员都得宣誓效忠于孙中山，所以，同盟会不是现代意义的，仍然是最多有个别现代理念的传统“队伍”。现代文明社会以承认每个人都有其不可剥夺的权利为前提。“不可剥夺”不等于“不会被剥夺”，“不可剥夺”的意思首先是必须和应当受到尊重，尤其是政府和强势集团的尊重；其次是一旦受到侵犯，则必须和应当被纠正。这不是什么虚幻的抽象，而是有一系列程式化措施提供保证的，尽管仍然会有被侵犯和侵犯后纠正不及时的现象，但已经不是被侵犯后只能无可奈何或者走上漫漫上访路那样的政统灾难了。
传统政治组织因其运作方式、对于组织外的封闭性与神秘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互不信任甚至有我无你的对抗，决定了不管是哪一个组织把持着权力，他都不能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源，从它获得权力的那一刻，它就注定了要与组织外的力量处于彼此消长甚至是殊死的斗抗中，其后的历程通常是当权力量一度维持之后走向失败，世界各国的传统政治斗争史无不如此。蒋介石政府又怎能独得例外？
传统党治社会，由于老百姓是非组织的，统治集团依靠国家暴力对老百姓实行强制性统治，这里可以有权力者内部的利益妥协，有中央与地方的妥协，有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蝇营狗苟，但就是没有权力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妥协。所以传统社会最缺乏的便是平民自由结社及其理性表达的权利，而现代社会则赖此获得稳定平衡的基础。现代社会由于人们能够普遍享有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从家庭到社区再到全社会，实现了自组织化，所谓法治不过是也只能是自组织化的游戏规则而已，所以，整个社会就呈现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条不紊的有秩序、有方有圆、中规中矩的状态。这样的社会是有人道的、也是有人情味的，其凝聚力自非三纲六纪的传统社会可比，领导人是有权威的，专家是有公信力的，思想家是有感召力的，知识份子们是有创造活力的，一般平民大都是讲理的，人们的忌妒心、仇富心、抱怨感是降到最低限度的，甚至男女间的争风吃醋都少见。这不是推论、猜想，而是现代民主社会的现实。
法制的一面不多说了，就说人们的道德水准也是组织化程度高的社会好得多。例如各类慈善团体，当然是民主自由社会卓有生气，就拿养老恤孤来说，既然大都是独子、老龄化社会了，当然是民主社会的社会保障、社会义助体系发达得多，那种认为发达社会的年轻人好像压根忘掉了父母、不事赡养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泼污水；中国的报刊常有西方认认真领养中国孤儿的报导，有总不肯掉自己面子的人们说那是有钱人闲得发慌，要摆弄个孩子打发日子，那麽，中国自己的富裕老人有多少肯这样做的？
不是说集体主义吗？那麽一个人是在组织中更能生出集体主义呢？还是不知组织为何物而更多了集体感呢？难道游民流浪汉是最懂得关心别人的吗？这应当问问对中国特别发达的游民、流民文化，作过多年研究的王学泰先生了。不错，游民流民很容易聚到一起，这当中固然有人的群居特性，问题是聚到一起往往不干好事，甚至将一个江山社稷都给破坏颠覆了，这是因为游民流民得不到正常组织生活的缘故。广义地看，中国人无论官民至今还多是游民流民的，有多少人怀着与组织的血肉感？我看极少。
学生物、医学的知识份子最懂得组织的含义了，人体的哪一个器官是可以被主人当着身外之物的？那麽，为什么要让大多数人生活在非组织的社会生活状态呢？
据介绍，现代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五类。一是生活型组织，如（现代意义的）家庭、同性恋俱乐部等等；二是经营性组织，即（应该）以最大利润为目标的企业组织，如工厂、公司等；三是公益组织，主要是指谋利于成员的组织，如政党、工会、兴趣团体等等；四是社会服务组织，即那些致力于服务物件利益的组织，如学校、医院等等；五是公共服务组织，即服务于社区公共利益的组织，如政府、图书馆等等。这样的划分我到现在还理解不了，怎么政党像工会一样是什么“公益组织”？按照列宁的政党学说，人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加上毛泽东“我于马克思主义独取其阶级斗争学说”这样的指导思想，政党不是专门围绕政权做事，不是夺取政权就是巩固握在一党手中的政权的吗？与工会一样了，还有什么理由领导工人阶级呢？现在中国的传媒上开始出现“执政党”这样的字眼，字眼归字眼，党的品质如何才是关键。但是，尽管民主社会的政党有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区分，而执政党手中当然会有中国人特别热衷的叫做权力的东西，这些政党间的关系总不是你死我活的了；又但是，既然是一个有名有实的党，就有实打实的区别于他党的全体党员的利益需要表达与维护，而不可能成为别的政党的一个支部，除非实行了合并（通常是并为一个新政党而不是一个被另一个并）。而只要一个政党成了执政党，它的决策就必须将全体公民的利益至于党的利益之上，坦率说，就至少要像台湾总统陈水扁必须与民进党一党的利益拉开距离，否则，这个党就等于还没有醒过来——还没有认识到“你已经是执政党了呀！”这个道理从蒋经国开始的国民党，是慢慢懂得并且奉行起来的，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则颟顸无知。有些人要说了，这算是啥道理呀，是让自己失去权力的鬼话呀，如果将自己的权力而不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看得太重，（我被各种人支遣了几十年，除了对受到的一些不公待遇高兴不起来之外，对权力或者当官还真没有什么兴趣，捞得太多太狠是要遭报应的，真的能保证子子孙孙代代权力集体世袭吗？）那当然一切免谈。我看中国不能老是免谈、老是一副不容置喙、人莫予毒的架势，那叫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到头来肯定也对不起自己的党的。我看今天台湾的国民党很好，下一次我会动员我在台湾的无党派朋友投国民党竞选人的票，再下一次或许我将看好新党，如果这个党的一些人不仅对到大陆免费旅游感兴趣的话。
社会组织化的最高意义是有利于社会的巩固而持久的稳定。一盘散沙固然是一种传统权力喜欢的状态，但是，如果得不到权利与义务之水的教官，沙漠很容易出现沙尘暴；人当然不是沙子，无风沙不起，但人是活动的，尤其得不到组织化理性生活训练的人，乱动起来小到随时可能发生的个体犯罪，大到突发性极强的动乱，其情绪性非理性狂飙极为恐怖。我经常与朋友们交流说，与其动乱，月黑风高、野性奔流，杀人越货者、长矛逐鹿，还不如在专制社会苟活，至少还敢开门、还可以弄口饭吃。但是，“治治乱乱”四个字已经说出了专制与无组织无纪律的关系。
社会组织化的重大意义是较为理性善于讲理的知识份子，只有在按规则发言、对话的生活中，才能充分发挥对于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套用“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的语式——知识份子的理性，作用得不到发挥，包括知识份子在内的人们的非理性必然膨胀。非理性的集中表现是比拳头大小，这种局面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是妖魔当道的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
抛开革命队伍的一面不谈，中国有识之士的现代组织化努力可以追溯到康有为的“强学会”时代。“五四”以后的10年左右时间则一度兴起浪潮。谢泳先生告诉他的读者，例如老北大师生结社的自由：“在老北大如果志同道合的教授多起来，就一定要结社，就一定跟着可以有集会，出版杂志，公开讨论争辩。校园里有了追求真理的热情才能有新青年社、语丝社、太平洋学会、文学研究会、中国笔会、禹贡学会，才能有《新潮》、《新青年》，有《中国歌谣》、《国故》。”“学生也有学生自己的团体，这是爱自由的北大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这种传统的自由精神，影响着全国青年的思想和行动。”“北大的传统是依赖教授和学生对民主自由的强烈向往才形成的，没有了那种热情，再说继承北大传统就是一句空话了。”
可待到蒋介石的权力一经确立后，民间组织便遭雪压霜摧般的弹压，不复再有生机。这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应当记取的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
那麽，既然如此强调组织的现代意义，我为什么对“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持“三不”态度呢？第一，我不希望在看不到政府公开允诺的情况下，作在我看来纯属无谓的冒进；我甚至至今仍然坚持社会组织化进程应当由执政者有步骤地渐次展开。第二，1998年的组党活动本身带有相当大的无序性，在我看来情形复杂，而我习惯于做自己能够加以把握的事情，一旦卷入便身不由己的事情，限于我的能力就已经深深预感到不适，这也使我想到我只是关心政治而不能从事政治的自我定位。第三，今后我还是这样看，一个社会的组织化进程，最稳妥的顺序安排应当由非政治性组织开始启动，尤其应当在知识份子的非政治性社团中率先推行。
我知道，由于利益的作梗，任何社会的组织化过程都必然会出现一定的非计划性，上面的讨论当然不无书卷气，首先是传统官僚一看就要发笑的，这样，我则更加觉得没什么好笑的了。前些时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反对现在加入WTO”的草庵居士的长文，文中说到美国遍地都是经济学家，我想美国的政治学家也满脚踢吧，这是一个社会经过长期组织化操练的结果。（据最近《中国经济时报》的报导，美国70%以上的公民都至少加入了一个自治社团，其中30%以上的还同时加入了2—4个自治组织）不妨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最后说一句：为了与美国这样的国家竞争，让中国社会尽快组织化起来吧！官僚们绝没有太多笑话我的理由的。
2002/5/19深夜于南京一隅
──转自《学而思》(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