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0日讯】六月十三日，美国“华府论坛”举办了题为“中国大陆社会风气的困境与出路“的研讨会。研讨会特别邀请到正在美国作短暂访问的大陆著名青年作家余杰先生、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观察网站主编陈奎德博士，和大纪元专栏作家章天亮做专题演讲。下面是陈奎德博士的专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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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余杰谈了中国大陆上世纪九十年代知识份子的状况，谈到了知识界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后的分化。现在，我作一个倒叙：回过头去谈八十年代知识群体的崛起，知识份子的思考状态，心理状态，信仰状态。
确实，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这两个十年，中国知识份子群体状况有一个非常大的、戏剧性的对比，这种变化之大，恐怕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比较少见的。
八十年代，在我看来，恐怕是自１９4９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中国知识界思想上、心情上，相对宽松的十年。当然它也有有它的问题，也有中共和中国知识界的缠斗。但是不管怎么说，总体来看，八十年代这十年，在中国知识份子心理上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相当的不同的地位。这种不同，是相对于这之前的毛泽东时代而言的。
简单讲，中国共产党首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先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统治者，在反智主义方面。他比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领袖都极端。虽然，毛泽东本人读的书恐怕比其他共产党领袖要多一些，如果按中共关于知识份子的定义，他本人也是个知识者。但是，他对知识界的仇恨，他对知识界的整肃，却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共产党可比，是首屈一指的。所以，由于毛泽东这个特殊的原因，中国知识界和中共的关系的紧张程度是相当强烈的，比任何其他国家，包括苏联，都更强烈。当然，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有反智主义问题。但是在中国，是非常特殊非常极端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知识份子，对毛在情感上有非常强烈的反感的原因。
1949年以来，中国人经历各次暴风骤雨、大灾巨变，知识界几乎每次都首当其冲，成为风向标或导火线、突破口： 从胡风事件到丁、陈集团，从《武训传》、《清宫秘史》到《编辑部来的年轻人》再到《海瑞罢官》……。
这里的原因，在于毛时代中国是所有共产国家中政教合一色彩最为鲜明的国家。简单说，这个政教合一，对毛泽东来说，就是君师合一，既当皇帝，又当教皇。他更重视当教皇，当全国人的导师。他既是政治统治者，又是心灵统治者，要当天下人的老师，他特别强调后者。这一点，应该说他比其他国家成功，使用了非常完整的一套手法来控制心灵。他把知识界视为附在共产党机体上的“毛”。毛泽东反复宣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通过控制知识界文化界，实行了最为严厉的愚民政策。他通过封锁新闻，完全剥夺了国民的“知”的权利，进而建立起了一个高度封闭的话语体系。
知识文化界属于高度敏感的领域，而毛本人的个性也喜好舞文弄墨，因此，插手文化知识界，就成了毛泽东建构统治性话语的最常用方式。早在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已经既是话语范本，又是制作话语文本的原理和“工艺流程”了。1949年之后中国的文化秩序，就是其历史后承。
这里的核心是：话语由谁来制作，如何制作？由谁来分配，如何分配？
首先，统治性话语是由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文人制作的，其他人不得进入，即绝对不可能发表。这就制造了共产党的“正史”—中共意识形态对历史的解说，对“真实”的解说。
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对于真相的垄断，不许他人染指；然后重新进入话语系统再加工生产，最后加以分配、流通和消费。垄断界定“真实”的标准，分配享受“真实”的等级差序。把握一个“整体”的“真实”便成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真理世界”，越界即非法，并受到严惩。这是语言暴政的基本模式。
这点我想大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过的人，在坐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可能都有这种体会。在人文科学界但和文艺界的知识份子体会更深一点。其中，特别是文艺界，因为对文艺界，很多人都是知道的，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因此它常常成了风向标。
如果以文艺界影响最大的形式——小说为例，我们看到，毛时代最典型的话语——“革命历史小说”，是中国大陆五十至七十年代生产的一大批小说作品的“文学史”命名。这些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对“革命历史”的虚构叙述俨然形成了一套弥漫性基奠性的“话语”，如政治上的“革命／反革命”如何借助宗教的“神／魔”“正／邪”得到表达，从而创造了在民众中阅读与理解的条件。亟欲令任何溢出的或另类的叙述方式变得非法或不可能。
在毛时代，在这种笼罩一切的“话语框架”内，革命作家们依据话语文本的制作原理和“工艺流程”，生产了一批小说，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等等。这些就是依据“基本原理”生产的“话语范本”。它们塑造了毛时代中国大陆人想像、虚构和叙述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支配了两代人的思维与语言方式。
上述中国文化、特别是大陆中国文化的总体的生存状况，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亦即所谓“改革开放”时期以来，才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尤其是其文化思潮，其演变更为显着。而在文艺界，也才能读到对“革命历史”的非话语系统式的“不严肃”的重新书写。
这次“重写”，引发了一场新的文化运动。
1976年10月6日，务实派的元帅叶剑英等与毛钦定的倾向折衷的接班人华国锋联手，用非常手段逮捕了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上海帮。作为标志，这件事意味着毛泽东时代彻底结束了。
在毛时代结束与新时代的方向获得确立之间，有一段前景不明的迷茫时期。中国究竟走向何方？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关心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经历过文革痛苦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1978年底，以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捩点，中国大陆进入前所未有的“解冻时期”。国门打开之后，过去中共宣传所营造的“水深火热的外部世界”突然崩塌，代之而起的则是目迷五色的西方；过去报纸宣称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突然变景，代之而起的却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于是，对毛时代的反思导致国民长期被压抑的多种诉求的兴起，而以经济增长的要求为重心，文学艺术与文化思潮的多元化也成为历史的需求。
有三个因素对于1978年以来的文化景观发生了重大影响。
1、 文革的两个超出毛预料的效果：一是毛泽东意识形态之破产和中共思想统一的解体，二是其组织上的大大涣散。
2、 出于派别斗争的需要，如邓小平为战胜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而奠定自己的领导地位，排除保守派对于改革的抵制，需要外来思想影响党内外舆论；
3、 党内从最高层起，原属主流的各级干部在文革中大彻大悟而主张改革的人物，同历次运动(主要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55年反胡风集团及肃反运动)中被打击而于1979年平反的前文化界人士合作，成为推动新思想传播的力量。
从1978–79年起，由于这三种因素的作用，大陆文艺与思想领域出现一片崭新局面。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名，全国报刊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初步否定，对于林彪、四人帮及其残余势力的罪行,对于党内保守派阻挠改革以及极左势力对人民的继续迫害，进行了一定的揭批。这一切都为三十年来所未有。
总体而言，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艺领域与文化思潮的主流是反思毛时代灾难的、反传统主义的、亲西方的、类于“五四”时期的潮流，这是由中国社会当时追求的带普遍性的“现代性”的氛围所框限的。这一主潮，虽然心气浮躁，但却生气勃勃，摧枯拉朽。
我们可分文艺思潮和人文学术思潮这两方面来探讨八十年代大陆文化的基本图景。
前面曾经谈到，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经历的各次暴风骤雨和大灾巨变，几乎每次都是文艺界首当其冲，成为风向标、导火线或突破口：从胡风事件到丁、陈集团，从《武训传》、《清宫秘史》到《编辑部来的年轻人》再到文革前夕的《海瑞罢官》，莫不如此。
八十年代的转折标志也不例外，它是从伤痕文学、朦笼诗以及星星画派揭幕的。
毛本人渴望充当精神领袖的个性，使他热衷于认为文艺是建构统治性话语的最好方式。而他死后，沿袭这种被强化了的逻辑，毛作法自毙，文艺恰恰又成为批判他的统治时期的先锋。
其中的原因不难索解。在中国这种政教合一的国度，文艺界作为附在政权这张皮上之毛，对政治气氛的变动极为敏感，但它又较新闻与意识形态领域稍有弹性。政权对新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是相当刚性异常严厉的，因而造成一个几乎没有新闻的世界，没有重大真实反映社会政治事件的新闻，没有报导真实的新闻这样一种机制。
但是，一个社会不可能不要新闻，所有的社会，所有的民众都对新闻资讯有渴求，在中国，这就必须寻求一种替代物。于是，在中国此类时期，文学常常具有替代新闻的功能，并不是纯粹娱乐品。所谓“伤痕文学”和“报告文学”就是最典型的此类产物。当时，所谓纯文艺的东西，都和现实状况有相当大的关连，甚至是对现实状况的有非常贴近的反映。我们知道西方对文学的分类是很严格的，就是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之间的界限清楚。哪些作品是虚构的，哪些作品是非虚构的，这一点一定要分的清清楚楚。这一标准很难用来为中国文学划类。如中国的所谓“报告文学“，就很难用西方虚构作品（fiction）和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的标准来分类。这是新闻匮乏的国家的特殊产物。
类似于1956年在苏联和东欧非史达林化的“解冻”潮流，中国自1978年开始，也开始了非毛化的文学艺术潮流。
从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发端，中国大陆的所谓“伤痕文学”蔚为大潮，其基本的主题是控诉前朝。这一时期也通称为“新时期文学”。这些解冻的文学作品，作为对毛时代特别是文革与反右时期的批判、控诉与反思，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合法性依据及其解说，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
在此期间，几乎每出现一篇重要的“伤痕式”小说或“改革”小说，就在社会上引发一阵轰动，而且常常被搬上银幕，由于它们针对的是人们刚刚熬过的封闭黑暗的毛时期，因而具有相当广泛的启蒙功效。除前述两篇外，还有反思毛时代的白桦的《苦恋》(后拍成电影《太阳与人》，遭中共全力批判)、反映文革的郑义的《枫》、反思反右运动的古华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以及他描写知识青年生命形态的《爬满青藤的小屋》、为知识份子呐喊的谌容的《人到中年》、刻画改革艰难的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以及作为中国人道主义复兴重要标志的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灵与肉(电影名为“牧马人”)》；在报告文学方面，刘宾雁的《人妖之间》、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录》、《乌托邦祭》也成了热门，以及叶永福的长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干》等等……。
另外一种更为决绝的反叛声音来自另类诗歌领域，即“朦胧诗”运动。所谓“朦胧诗”，是指以北岛、舒婷、顾城、杨炼、芒克、江河等为代表的一批年轻诗人，在1978年至1980年期间，以民办文学刊物《今天》为主要阵地所发表诗歌的总称。这些诗以意象化、象征化、叛逆性、唯美主义为主要标志，迅速崛起于中国诗坛。
这些诗与1949年以来大陆诗歌的那些典型的正统形态不同，它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我们习惯了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简言之，它们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要求的呕歌革命、领袖和工农兵的方向格格不入，甚至也与五四以来主张社会批判积极入世的现代白话诗歌的主流不同，或许只与“新月派”、象征主义的诗歌派别有些许精神上的联系。它们彰显自我，突出个人与社会的疏离，呕歌对传统的超越。
“朦胧诗”这个称谓的由来是出自正统派的嘲讽非议。一个军队诗人章明在1980年8月官方杂志《诗刊》上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批判“朦胧诗”，遂掀起一场论争。这场争论的中心是如何评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问题。官方把“朦胧诗”及其现代主义的思潮背景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来加以围剿，挺身而出为之辩护的，则成为新时期文学思潮的代言人。譬如，被称为“三个崛起”的理论，就是分别指福州大学教师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前面所引的概括“朦胧诗”特征的若干“不屑于….”云云就是出自该文)、北大教授谢冕的“新人的崛起”以及东北诗人徐敬业的“崛起的诗群”就是强有力为“朦胧诗”辩护张扬的力作。
这一现代派对文学领域的侵染，后来因作家、戏剧家高行健所写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而进一步扩展。该书出版后，作家王蒙、冯骥才、李陀、刘心武等曾经为文讨论，被称为“五只小风筝”事件 (语出《上海文学》1982年8期冯骥才与李陀、刘心武的通信，指高的书“好象在空旷寂寞的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小风筝，多么让人高兴！”)。高行健本人在其戏剧创作中，也在认真实践其现代主义的文艺主张。例如他的剧本《车站》、《绝对信号》等就带有很明显的现代派痕迹。(1987年之后，高自我放逐到了海外，后定居法国，创作较前更为园熟老到，个人独创精神的特色日益凸显，于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是后话，不赘)。
大陆文学创作到1985年，有了一个明显的转折，其标志是所谓“寻根派小说”的蔚成风潮。这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界回归文学本体的努力的开始。主要可以划分为两大流派：一为中国传统文化派，另一为地域文化派。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派，是指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如儒、释、道)吸取灵感的作家，象汪曾祺、阿城、何立伟等。譬如汪曾祺的《受戒》和阿城的《棋王》、《树王》和《孩子王》以及何立伟的《白色鸟》等就是其代表作。
所谓地域文化派，是寻根小说的主流，主要从中国各地丰富多姿的区域文化吸取不同的精神资源。其主要作品如：楚湘文化代表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蓝盖子》，秦汉文化代表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吴越文化代表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还有王安忆的《小鲍庄》，东北文化传人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太行山文化赞美者郑义的《老井》、《远村》，齐鲁文化代表张炜的《古船》，回族文化代表张承志的《金牧场》、《黄泥小屋》以及藏族文化传人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等。
一方面，寻根小说与八十年代后期理论学术界的所谓“文化热”有相当紧密的精神关联，我们在后面将专门讨论；在另一方面，他们在寻找民族的集体(显与潜)意识的发生发展脉络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发掘自己个人独特的文学个性。唯其如此，他们在精神上仍与当代中国的脉搏息息相通。
承接这些寻根文学的，有内容与形式更为繁复多样的所谓“都市小说”、“实验小说”等，它们或描写都市众生相，或以一种童话式的方式重写历史，或自创一种新的语言叙事方式，总之，采取各种不同角度，观照历史与现实，进入各种想象世界，非常不同于中共统治后的那类意识形态极强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譬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建功的《卷髦》以及王朔的各类都市调侃和反叛小说。还有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红高粱》系列，马原的《网底斯的诱惑》、《喜玛拉雅古歌》、《西海的帆船》，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和《黄泥街》等等。
大陆文艺批评家李陀曾经对八十年代的大陆文学作过一种概括，虽然失之简单化，但亦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系，以统摄一个远眺性的图景。他认为，那十年的“新时期文学”可分为两条线索：1) 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报告文学；2) 朦胧诗—寻根小说—实验小说。第一条线索虽然批判中共，但仍然是在中共的话语系统内；第二条线索则摆脱了中共话语并试图创造新的话语系统，是“边缘话语”向“中心话语”的挑战。
大陆知识界在九十年提出所谓“重写文学史”的问题，大体不出前面所述四十年的基本框架。
“文化热”问题
关于“文化热”的缘起
对于文化思潮而言，更直接、深入的理性反思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热”。
自1984年下半年开始，在大陆的学术文化界，兴起了一股文化讨论的热潮。正如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台湾六十年代的中西文化论战一样，“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再次成为讨论中最基本的划分方式和争论焦点。由于与五四在基本景观上的这种类似，所以这次“文化热”也被人称作“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这次“文化热”几乎涉及整体大陆知识界，甚至波及大众文化层面，是1949年以来非纯粹官方控制的最大的一次文化思潮运动。
催生“文化热”的基本背景有三：
首先是邓小平的改革已经走到意识形态框架的极限，这场改革所产生的内部张力已经逼迫意识形态和“党-国”社会结构外壳无法承受内部日益膨胀的压力了。
第二是大陆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已萌动了对自身利益的发现与觉醒；而知识阶层更是得风气之先，最早意识到了这一历史转折的契机，于是起而推波助澜。
第三则是前述文艺界“解冻”潮流的刺激，大陆开门后外国学术思潮的刺激，以及八十年代初期的《走向未来》丛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倾向向官方意识形态挑战的刺激，从深层激起了知识界文化界的回应。
“文化热”的历程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大陆的“文化热”大体上从1984年下半年正式兴起。其主要事件为：
1984年下半年，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等人发起的准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文化书院”宣告成立；
同年，“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在郑州举行；
同年，中国首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在上海举行，并成立了上海“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1985年初，中国文化书院和九州知识资讯中心在北京举办第一期“中国文化讲习班”，由中外知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李泽厚、杜维明、任继愈、金克木、汤一介、孙长江等主持演讲。讲题计有“中国文化要义”、“儒家哲学与现代化”、“比较文化研究问题”等。
同年，北京成立“孔子研究所”，武汉成立“文化研究沙龙”，上海、西安、广州也组建了各种文化研究机构。
同年，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议在深圳召开。
同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大型讲习班在湖北省黄石开讲。
同年，武汉地区召开了“明清文化史”三次聚谈会。
1986年春，“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海内外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参与这次大型集会，讨论中国文化的命运。
同年，“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北京成立，专事现当代西方人文学与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介绍与研究，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相当活跃。
同年，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第二次会议在杭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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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共的改革派官员也举办了所谓“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一类活动，其中，以上海和广州的声势最大，影响最广。这是当时主政的胡、赵开明派整体性政策的一翼，是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诸改革方案中的一环，有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寻找突破口的策略考量。这在上海表现得特别典型。此类官方活动与知识界的研讨有某种相互借重、相互利用的关系，相当微妙；自然该关系也与时迁移，呈现不稳定的状况。
海内外所谓“文化热”，一般是指学术文化界的讨论，其焦点是文化的古今中外之争，不外“西体中用”、“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这三极。虽然其后期有关激进西化派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相当激烈，但总体而言，在大陆学人中，反传统的倾向是其主流，而海外华裔学人的主导倾向则是关心中国文化的复兴。
“文化热”的副线则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文学创作中的“寻根派”，其重要旨趣之一，在于重新发掘中华文明的草根性源头。它与“文化热”后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有某种潜在的呼应关系。
“文化热”发展到1986年底时，“文化”已经取代“科学”一词变成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最新时髦，几乎任何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论著都染有“文化”的色彩，其势之盛，其温之高，前所未见，形成了某种奇特的“文化狂欢节”的人文思想景观。
然而，这一热潮在1986年底和1987年初由于北京当局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及随后的胡耀邦先生被解职而遭受抑制，遂成强弩之末，进入低潮，达一年之久。
但出人意料的是，到1988年夏季，代表“文化热”讨论中主流观点的电视片《河殇》在大陆的中央电视台连续两次播出，引起极大反响。它使“文化热”中的主流观点从学界扩大到了整个社会，从学术讨论会、书籍、期刊进入了大众传播媒介，从菁英层面扩展到了大众层面。“河殇现象”变成了一桩学术思想和大众传媒相结合而产生巨大社会效应的典范。“河殇事件”与当时中国大陆的复杂情势纠结交织在一起，对于1989年的学运以及六四起了相互激荡的作用，并因此嵌进了历史。
“文化热”的思想资源
就“文化热”中的思想资源而论，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庞杂混成；各取所需，因时格义”。即是说，由于长期的精神饥渴，各式各样的思潮纷纷涌入大陆，但并无系统的消化鉴别评判，因而装点时髦者多，潜心研究者少。正如历史上所有文化传播一样，针对自身的需要，接收者对于各种外来文化是有所过滤，有所选择，如陈寅恪所说的，是经过了自身的“格义”的。当时产生启蒙影响的一些主要思潮，除了在八十年代初期影响很大、但在“文化热”时已经基本退出舞台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⑶ 和以《走向未来》丛书及杂志所代表的赋有某种“科学主义”特征的思潮外，大略有如下一些：
以李泽厚等人为代表的混有康得主义与历史唯物论的“主体性哲学” ⑷。
通过对科学哲学的研究而进入中国的以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以及后来赴大陆讲学的林毓生对五四的反思 ⑸ 及其引进的海耶克(F.A. Hayek)的更为丰富的自由主义思想。
杜维明以一种类似宗教的热忱，通过《中国文化书院》和很多大学讲坛，讨论儒家的现代命运，宣讲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研讨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从而传播的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理念 ⑹。
余英时有关中国与西方价值系统的观念以及中国知识份子道统及其现代转化的论著，关于中国近代儒家伦理的转向与商人阶层的兴起的研究，超越“全盘西化”和“国粹派”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大陆激起了重要反响 ⑺。
在文化热”后期产生影响的以梁漱溟和熊十力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
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大历史观及其有关环境与文明的“挑战-应战”模式。
韦伯(Max Weber)关于基督教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之思想及其他对儒家的看法 ⑻。
阐释学(hermeneutics)关于重建传统、重建遗产的开放性理解，为文化保守主义提供了理论资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意识及其方法。
基督教神学思想及其超越性的价值体系。
普遍兴起了对多元主义的向往。这里的多元主义虽然吸取了西方思想家詹姆士、杜威以及当代的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和罗蒂(R. Rorty)的哲学思想资源，但更重要的问题意识是针对中国大陆一元化的垄断性的思想统治而发的。因而，它已经超越作为某一派特殊的学术思想的地位，而成为思想界的“元思想”或称“基础共识”。
“文化热”与五四的比较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与五四相比，一个重要的相似点在于，所有的外来思想，凡是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倾向或价值取向相合或相似者，即可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并风靡一时；相反，则濒于颓势，很快消声匿迹。
二者的区别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二者用力重心的差别；其二是五四时没有而在“文化热”中呈现出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及基本倾向。
第一，所谓用力重心的差别，即是指矛头所指的方向问题。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终极目标是解决民族存亡的危机，因此其重心是向外的。而八十年代“文化热”时期因为并无外国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因而其矛头根本上是向内的，是对当局的呼吁与压力，是渴求内政的改弦易张。
第二，“文化热”中呈现出了两种显着的不同倾向，笔者称之为“泛文化主义”和“政治全能主义”。
所谓“泛文化主义”，就纵向看，它把中国当前的弊病与灾难从根本上归咎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横向看，则把社会其他领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问题，统统化约为文化问题。
而所谓“政治全能主义”，则是直截了当地认定，在当代中国这种极权主义国家内，只有政治，才既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同时又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万应灵药和唯一途径。舍此之外，均不得要领，均是在高压下的“兜圈子”，是知识上的不诚实。
但是认真深究。其实，“泛文化主义”和“政治全能主义”正是当时大陆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生“怪胎”的一体两面，二者互为表里。因为中共全能主义政治的背景，正是产生“泛文化主义”的基本土壤。恰恰由于大陆知识份子无法直指所处的极权政治的桎梏，才在“文化热”中借用五四的灵感，把中国文化传统当做现成的、方便的、看来也颇深刻的“靶子”，从而使一种特定的文化批判成为政治批判的替代品，进入历史，并成一时之盛。当然，也有部分知识份子是出于理智上的判断，认为文化确实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其思维模式与五四时期知识份子的所谓中国变革的“三步曲”：器物——制度——价值(文化)相对应。并认为上述“三步曲”是逐级深入的。当年的“三步曲”在经验层面表现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当代的“三步曲”无非是：“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器物)”——经济体制改革(制度)——“文化热”(价值文化)。他们认为，这种“三步曲”的进展是有其逻辑与历史根据的。有鉴于此，这批人认认真真地批判起中国的文化传统，鞭笞起老祖宗来了。
“泛文化主义”和“政治全能主义”这两种倾向的出现及其争论，凸显了在极权体制下中国知识界深刻的无力感，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寻找自己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的悲怆尝试。
应当指出，在二者的争辩中，“泛文化主义”是很难在事实层面上有稳固基础的。事实上，当时二者的争辩实际上是“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之争，它基本上可以转换为如下问题：当时大陆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与台湾更相似呢,还是与苏联东欧(1989年之前)更相似？倘若如此提问，结论是清楚的：问题的主要相关因素是政治制度。
不过，应当承认，尽管有上述缺陷，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仍有其正面的历史意义。
首先，作为政治批判代用品的文化批判，一旦深入下去，会逐步独立，变成自足的精神活动，并建立自身的基本“范式”(paradigm)。事实上，在“文化热”后期，这种学术的深化与分化已经开始萌动。这对于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中国文化道统而言，无疑是有意义的。而这方面，是政治全能主义者所未能洞见的。
其次，“文化热”对于独立于中共的话语系统的诞生，以及独立的文化体系和独立的知识份子群体的诞生，无疑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众所周知，多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化系统是依附在政治系统这张“皮”上的“毛”，无论是独立的社会定位、精神定位还是语言定位，都无从谈起。特别是人文知识界，完全被编入了官方的话语系统中，丧失了自身个体的语言方式，从而也就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极少数坚持自己语言和独立思考的人，不是被整肃，就是被放逐出社会。
这是大陆知识界被精神奴役的最基本的方式。
当时，所谓独立的文化系统的萌芽，可以从“文化热”中知识份子的一些创造性组合方式和交流方式中窥见一斑，譬如，当时纷纷出台的编辑委员会、研究所、书院、中心、函授大学……等等就是典型例证。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京的《走向未来》丛书及杂志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新观察》杂志、《经济学周报》等，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新启蒙》、《思想家》、《文汇月刊》等，武汉的《青年论坛》，深圳的《深圳青年报》、《蛇口通讯报》等就都是典型。
这些团体和报刊已经开始赋有了“半官半民”的性质。即，虽然它们仍须“挂靠”在某一单位名下，即在名义上登记注册为某一单位的(挂靠)下属机构，但在经费筹措、出版宗旨、审稿许可权、人员安置等方面都是独立自主的。有鉴于此，它们就摆脱了“喉舌”式的传声筒命运，而在某种程度上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声音。
(譬如，上海的一所“文化研究所”及其《思想家》杂志(笔者创办该所并任杂志主编)，当年就是“挂靠”在一所大学(当时名为华东化工学院，现名华东理工大学，其时该校校长陈敏恒先生是著名的开明派)名下的。该所及该刊经济独立，公开亮出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⑵的旗帜，在编辑人员的任命、稿件终审权方面，都是完全自主的，校方从不过问。)
上述这些“半官半民”式的团体和报刊的出现，不仅打破了原有的中共组织与宣传系统垄断天下的格局，同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们还不自觉地创造了某种知识界的组合与交往方式，促成了独立的文化系统的萌芽，从更深远的视野来看，这些组合与交流，有助于公共交往空间(public sphere)的出现，从而为建设中国式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创造了条件。
此后，1989年大陆知识份子三次要求当局赦免或释放异议分子的联名签署活动，是文化系统独立进程中的里程碑，同时也是当年春天风起云涌的天安门抗议运动的序幕。应当说，这些活动的出现与上述知识界新的组合方式的出现与发展是有关系的。如果假以时日，是有可能结出更具历史意义的果实的。
不幸的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的枪声，给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国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画上了一个血红的句号。 它把八O年代这样一个文化蓬勃发展比较好的一个势头突然打断了。后来就出现了余杰刚才讲的九O年代知识界的重新分化，出现了很多令人失望的现象。虽然九十年代我不在中国，但是我也了解一些基本状况。包括当年八十年代非常热情的很多知识人都没有信心了，甚至归顺到了官方的阵营去，这种情况是相当多的。今天，如果我们觉得希望还在，有些火种还是被留在那里的话，主要是指更年青一代起来了。此外，由于经济市场化逻辑的驱使，一些新的空间，所谓民间的空间在基层比当时八O年代更大了。现在，中国官方对于舆论的控制时松时紧，但主要的是，他们的政治统治力已经和正在收缩，并且这一收缩的过程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将来怎么样，我们且拭目以待。
好，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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