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藜 :一场拉错票友的连台戏

杨莉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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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27日讯】一场纪念邓小平百年冥诞的连台戏,持续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终于随着8月22日纪念大会的落幕而锣鼓渐稀,灯火迷离。

人说“看棋不语真君子,”戏虽然不是棋,边看便说似乎也不妥。所以,当朋友们在阔谈“江胡斗”的情节、高论攻台湾的意蕴时,我还是忍着没说。现在大家已经意兴阑珊地走上了回家的路,戏摊子上的嘈杂渐行渐远,此时说戏醒神似乎正是时机。

为什么是邓小平?

当局是宣传战的好手,可是如今找一个能拿到台面上的主儿已非易事。你看平日里各个层次树起的那些典型、模范,有几个经得起群众的检验?据说,每年大事宣传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如今锒铛入狱的已经不在少数。今年七一前后,李长春在河南抓了个死于车祸的公安局长任长霞来为党旗添彩,没想到宣传的鼓点正敲得热闹,突然冒出个郑二妮,声泪俱下地控告任长霞生前包庇黑恶势力,欺压民女……这样的事情枚不胜举,搞得宣传行当快要成了高风险职业。

基层演员不行,上层也不见得好到哪里。毛欠了人民太多的血债,不到脸上涂满白油彩饰演奸雄那一天很难再登台表演。周恩来曾经蒙骗了不少善良观众的眼泪,但随着毛神像的倒塌和历史真实的日渐复原,周充其量只是一个试图以小惠治国的子产一流的角色,登台也很难出戏。彭德怀等人虽然曾“为人民鼓与呼,”无奈死在毛的刀下,扶到台上不啻在打毛的脸,而毛的脸就是中共的脸,自个儿打自个儿给人看,目前当局还拿不出这种自省的勇气。这样矮子里头挑将军,邓小平就成了最佳人选。于是一个长达月余的连台大戏的当红角色就自然而然派给了小平。

当局让邓小平演点什么?

老派大戏生末旦,新派大戏声光电。一出好戏总会用各色各式的手法来表达各种各样的意图。可是这场戏只有一个主角,不能像中央电视台的新年晚会那样,一首歌打截儿分给几个美女唱,结果,只好让邓一个人演几个人的角色。导演们还把平日里想说但怕没根底的话,全都包装一番塞进邓的道白里。浏览近日的报刊和网路,光是题目就足以让你目醉神迷——有谈改革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雄鸡一声天下白:邓小平和经济体制改革》;有谈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一致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有谈国际关系的:《邓小平曾告诫:对美国要有最坏打算》、《邓小平曾直言:日本欠中国最多》;有谈台湾的:《邓小平:北京不承担不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义务》;甚至还有:《邓小平抓招生舞弊:民主是堵漏洞最好办法》、《邓小平平民化的健康之路:戒烟》……仿佛邓的生平与思想被搅成了一锅十全大补汤,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中国社会的千难万险,只要口称小平,就能涣然冰释。

场面恢宏,曲目繁杂,唱念做打多到不伦不类;台下观众更是指指点点,左顾右盼,热闹得莫名其妙。不过,倘若我们自个儿头脑清醒,避免站在中共的鞋子里去看这场大戏,也不难猜出导演们心里那并不复杂的意图——让小平“秀”出中共“伟光正”的特性。

邓小平可否是称职的演员?

挑选邓小平上场,本来就是赶鸭子上架。九泉之下小平有知,也不一定愿意去演这个角色。他原是靠着砸烂了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取得了立身之地,现在又硬逼他当神,相信号称“务实”的他不会轻易同意。更何况他本人又背负着太沉重的历史负担,玩不了身轻如燕的闪转腾挪。

如果把57年的大鸣大放看成是中国人民的第一次民主诉求的话,邓小平可谓中国民主的宿敌。残酷镇压右派,毛泽东固然罪不可赦,为虎作伥的邓小平也难辞其咎。此后的西单民主墙运动、86学运、89屠杀,民主追求者们每次都刚好和邓小平撞个满怀,可是他从来没有因为文革中自己相似的遭遇而表现出恻隐之心,相反,动起刀枪来丝毫不见得手软。

天安门大屠杀,刀砍在学生们的脖子上,血流在全中国的良心里。六四的问题不仅是杀人,更重要的是扑灭了中国的希望,乂除了中国人对于中共硕果仅存的信任。有这种感觉的不只是体制外人士,连中共自己的官员都明明白白。如果把中国的腐败现象作一曲线图示,六四必定是腐败飙升的转捩点。经过六四,贪官污吏们要么趟着死难者的血探出了中共所能容忍的底线,明白自己始终会处在铁甲部队的保护之下,就明目张胆地大贪特贪;要么透过血光,看穿了这个政权不过“是一沟绝望的死水”,索性“多扔些破铜烂铁,”多泼点“剩菜残羹”,于是本无太多贪义的人,也心安理得地加入了腐败大军。

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叫得最响的是所谓“猫论”,也就是务实主义或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之所以唱响中国,只是因为它对于毛泽东的狂热理想主义是一种反动。其实,它绝不是完美无缺的行为理论,更不具有道德上的善,因此不能保证它不疯长成背信弃义、野蛮残暴等血淋淋的恶。这些年来,道德日下,国风萎靡,人与人相互倾轧,人对自然疯狂掠夺,很难说和这种实用主义的膨胀没有关系。

邓小平的亲身作为也为中国的现行政治留下了拂之不去的暗影,这倒不是说他当年曾经很肉麻地吹捧毛泽东、华国锋而换取一官半职。有着勾践含垢,韩信受辱记忆的中国人,早已不再计较这种“小事”,而是说他大权独揽之后,身体力行做出的种种“表率”,如,“画圈”政治、恋栈权位、纵容子女升官发财等等。

所谓“画圈”政治是唯我独尊的长官意志的体现。邓一时兴起,就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于是乎“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唱起来好听,其实这背后隐藏了巨大的资源掠夺和地域歧视。恋栈权位基本是中共的传家宝,毛泽东为了大权独揽,可以不设国家主席,邓小平则可以什么名分没有,照样发号施令,君临天下。江泽民闹了个半退,惹了不少骂名,其实他也不过是萧规曹随。六四时期流传一篇文章,叫做《革命饭桶代代传》,罗列出中共太子党盘根错节的关系。邓小平在这方面一点不落后,子女辈部级要员就有两个,还有一个六四时期已是中国一流富商。“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抱着这种心理,无数官员自然也无羞无愧地大玩鸡犬升天的魔术,裙带关系就这样把中国官场织成了邪恶的盘丝洞。

所以,尽管导演们费尽心机,一心想让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一起入戏,最好是如醉如痴,忘乎所以,“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懵懵懂懂地“前赴后继跟党走”,可是演员不合格,观众不买账,忙乱了一个月似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观众为何不买账?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1981年,邓小平动情地说。靠这句话,邓当年在情感上击败了拿人民当孙子的毛泽东。如今这句话又成了装扮亲民形象的最好材料,而且,还有人跟追星族似的,手捧着 “人民领袖邓小平”的大花篮恭敬地献上,以便和“人民的儿子”的称号唱和。

我们不敢说邓当年写下这句话时就是在做戏,但可以肯定他决没有始终不渝。提起这句话,《光明日报》有一篇书评说,“邓小平的表达听起来更像一位羞涩真诚的恋人”。这个比喻可谓歪打正着,邓的表达确如浪漫男女间的窃窃私语——你可以倾听,甚至可以心动,但绝不可以认真。邓的心中装的首先是党,十万八千里之外才是人民。

不错,一旦松开史达林式的统治策略,稍稍恢复旧制,中国人喝了几十年西北风的嘴,就享受上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可是,中国人错就错在沈浸在做父亲的欢乐中不能自拔;而这位自称“儿子”的人最后发现“父亲”的嘴不仅仅具有进食功能,而且还具有言语功能时,就毫不犹豫地动用了坦克和机枪,把那些试图发展成言语器官的嘴炸回到原始的进食器官状态。

胡锦涛在纪念大会的讲话中说:“正如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这句话无疑是在为“人民领袖”的封号做注脚,然而,这种突如其来的结论,让任何思维正常人都感到难以接受——说穿了,邓最大的功劳在于救党,而非救民。当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你可以坚信邓总是牺牲人民的利益去保全党的利益。从反右到六四,邓从来没有含糊过。他没有戈巴契夫那种屠龙斩鳌的政治勇气,只是想在共产体制的“麻屋子,红帐子”里屈伸周折。

因此,我认为,邓小平如果真地讲实事求是,他应该说“我是中囯共产党的儿子”;中共也应该礼尚往来,以诚相待地谥封为“中囯共产党的领袖邓小平”, 而不应该老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党派和人民扯在一起。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这场大戏实在是拉错了票友——它本该是中共掏自己的党费买单,演给自己的党员们看的。戏园子大门一关,大大方方地拿林昭们的血、蒋连捷们的血,涂成个大红脸;再也不用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地说话。整人就整人,碾人就碾人,保全红色政权就是最高利益,犯得着你们这些外人来指指戳戳吗?

果真如此,邓小平的身手加上六千万党员的狂热,肯定会有出人意料的效果。而我们这些拒绝思想格式化的人群也落得个神清心静,免得看了个热热闹闹,忘了个干干净净,脑海里还蝌蚪般地蹦跳着不知怎么钻进来的半句诗——“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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