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4日讯】中共所谓的建军节刚刚过去了。77年前，中共在南昌打响了推翻国民政府的第1枪，经过22年的残酷血战，终于如愿以偿。毛泽东将此总结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战争曾是政权变迁的主要手段。不论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还是外国封建政权的变换，最终都借力于战争。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长期大规模的血腥冲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遭到空气破坏，生命财产损失无以数计。新政权无一不是建立在满目疮夷、血迹斑斑之上。
例外最早出现在英国。1688年，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终结了它在英国的历史。新教徒奥兰治的威廉与其妻子玛丽的联合执政，取代了詹姆斯2世的统治。此次政权更替没有“砍人头”，而是通过议会充分的辩论协商后，以“点人头”的方式决定的；100年后，1787年，在新大陆的费城，13个前殖民地的代表经过激烈的辩论后终于达成妥协：废除邦联条约，制定了宪法，以宪法为最高权力，建立全新的联邦国家。自此，民主而非暴力改变政权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缓慢地成长。根据哈佛大学政治学院亨廷顿教授的研究，至今已经发生了3波民主化浪潮。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已过渡为民主制度。
不幸的是，中国仍然徘徊在民主大家庭之外。100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始终没能建立起稳固的制度保障、成功地确立民主制度。中国依然面临着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今天，部分民运人士仍然认为只有以暴易暴，才能推翻中共的独裁统治，建立起民主制度；更多的民主人士表示，只要有助于达成目的，他们也不反对使用暴力。
这里的问题在于，暴力革命的代价过于高昂。暴力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血腥冲突往往会持续几年十数年以至数十年。这期间将不可避免地支付巨大的生命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文化道德成本、环境资源成本。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难以承受的。任何组织与个人都无权以正义、真理以及未来的美好生活之名，将民众推入现实的苦难之中。同时，别的国家与民族可能在此期间抓住这样或那样的机遇，迅速发展起来，给本民族造成极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
事压力。
一般地反对暴力革命，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以暴力推翻了既有政权后，如何保证没有外在有效制约的暴力愿意建立并服从制约。一般而言，没有人会自戴枷锁，而且，自我施加的限制，自己也能非常容易地取消。有民运人士认为，民运人士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品质、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在胜利后会主动自我限制、完成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将全部希望建立在道德自觉的基础上，恐怕是过于轻率和自负了。因为道德是内在的，极难准确知悉，而且极富变化，不同的时间、地点、物件，至少其表现完全不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民运人士能够做到自我限制，那麽就很难说其他人一定做不到。毕竟民运人士不是圣人更不是神仙，只是与大众一样的普通人。也就是说，其他人，比如共产党人或者国民党人都应该而且能够自我制约，还政于民。果真如此，中国的民主制度就应该早建立起来了，就不会需要我们现在继续孜孜以求之了。历史上所有的独裁者都反复声称能够做到自我限制，但事实却截然相反。自我制约是典型的悖论。因为任何个人与组织都无法突破逻辑上的局限，永远无法离开自身去监督制约它自身的运作。显然，暴力革命的结果不过是独裁政权间的更替，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除去给民众、民族带来沉重的灾难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近一个世纪，尤其是近数十年的历史表明，非暴力革命特别是宪法革命的效果非同凡响。非暴力革命与宪法革命是各利益集团充分博弈所形成的公共意志。它是参与博弈各方意志的共同反映或折衷，因而其结果更容易为参与博弈的各方所接受和认可，也更易于得到他们的服从和尊重，不仅保障了社会的和平转型，而且使社会具有持久性、稳定性。
个人认为，中国民主革命也应该依循英、美而非法国大革命的模式──静悄悄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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