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7日讯】我们在上次节目中介绍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是如何开展起来的。在这次节目中我们继续介绍运动的发展情况。
当时在北京﹐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控制的。但是在文革的左派中﹐以上海为大本营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与以北京为基地的陈伯达明争暗斗﹐他们都把批倒批臭爱因斯坦看成为自己增加政治资本的机会。就在北京的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海也在1969年以复旦大学为中心成立了“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笔名“李柯”﹐说要象批判走资派那样把爱因斯坦交给群众批判。为了给大批判收集材料﹐他们让一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知识分子翻译外文资料。当时除了爱因斯坦﹐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还把西方的许多著名科学家也放进大批判的名单﹐包括巴甫洛夫和居里夫人。
1970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突然倒台了。陈伯达的倒台使北京的大批判运动失去了得力的后台。北京很多科学家本来就是迫于压力违心地参加运动﹐在陈伯达倒台后他们更找到了回避运动的借口﹐于是北京的运动在1970年夏天以后不了了之。但陈伯达倒台却使得上海的批判运动成了唯一的中心﹐姚文元取代了陈伯达。
1971年初﹐姚文元在上海写作组的汇报会议上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先抽象肯定﹐再把他们骂倒。于是李柯等班子立即抓紧写作大批判文章。1971年九月﹐姚文元到上海﹐写作组把赶写出来的稿子给他看﹐姚看到文章中说平直时空比弯曲时空更错误时﹐尽管他毫不懂科学﹐但却指示说弯曲时空也同样错误﹐因为它必然导致封闭宇宙和有限宇宙的结论﹐于是写作班子再进行修改。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垮台﹐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文革的极左路线受到挫折。周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是抵制的﹐主张恢复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他也反对批判爱因斯坦和西方科学。在一次会见外宾的时候﹐他特意提到爱因斯坦和马克思一样﹐是犹太民族对世界的贡献。周的这番话使得极左派的批判稍微收敛了一些。在1972年九月写出的第五稿中﹐他们改变了一味咒骂的笔调﹐甚至说爱因斯坦也算得上“科技领域里革新的闯将”﹐但仍然批判相对论在“反动世界观指导下而造成的理论上的错误和荒谬。”这篇文章送给姚文元后﹐终于得到了姚的夸奖。这份稿子后来就成了公开发表的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的样板。
到1974年和75年﹐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又和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结合起来了。
上海的李柯等写作班子在他们的文章中说爱因斯坦就是西方学术界的大儒和孔老二。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的目的是整倒周恩来﹐为文革中崛起的“四人帮”夺取最高权力扫清道路﹐于是李柯等人的文章中以批爱因斯坦为名对周恩来进行影射﹐说“爱因斯坦在晚年既孤独又凄凉﹐既看不到任何政治上的出路﹐又幻想复辟﹑倒退﹐使资产阶级返老还童﹐恢复青春。”当时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话是影射周恩来对文革极左路线的抵制和不满。1975年﹐“四人帮”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也跟着升高了调门。上海的写作班子一份批判文章改写成爱因斯坦传﹐把爱因斯坦的一生写成是反革命和为帝国主义作辩护。
对爱因斯坦的批判直接影响了中国科学界。当时中国的科学家是如何对付这场运动的呢﹖这场运动又是如何收场的呢﹖我们今天回顾这场运动﹐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我们下次再回答这些问题。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