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5日讯】从一九四九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接连不断的思想斗争运动当中。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思想批判开始而以组织处理告终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目的是用强制力量消灭异己思想。但思想深藏在人的脑袋里面，如果本人不愿意，外力是改造不了也消灭不了的，于是强制的手段便不断升级，直到砍掉坚持异己思想的脑袋。
文化大革命是这种运动的顶点，一切都已达到极端。“达于极端，走向反面”，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兴起。这是为了摆脱毛的禁锢，使中国回到世界文明轨道的思想前提。然而思想解放进一步发展，必然危及一党专政，因此很快便被邓小平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并重新启用毛式思想斗争，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自由化运动”。
一九八九年中国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结果”。因此“六四”一役，不但使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无辜百姓遭到血腥屠杀，而且被指控为“黑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也被一网打尽。
然而这种最强硬的“武器批判”也没能消灭异己思想。相反，以消灭别人的思想为目的的思想斗争运动，却把自己消灭了。因为批判者一切思想武器都已用光，剩下的只有坦克和机关枪了。此后当权者也曾几次恢复毛式思想斗争运动，以便把全国的思想“统一”到自己的旗帜下面来。然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批判者的招式早已用完，再也耍不出新的花样，而且人们也早已厌倦，没有任何人能把群众重新“运动”起来，再开展一次“大批判”运动了。
这样，在中国大地上肆虐四十年的思想斗争运动终于结束了。这种运动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文字狱，也不同于史达林的“古拉格”。它是当代中国独有的毁灭人的尊严和摧残人类良知的暴政。这种暴政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其深痛的精神创伤，恐怕几代人都难以平复。造孽者为了逃脱惩罚，总想把这些灾难从历史上抹去。然而这是办不到的，因为这种伤痛是整个民族的记忆。个别人的思想可能“改造”，个别人的记忆可能遗忘，但是整个民族的思想是“改造”不了的，整个民族的记忆也是无法抹掉的。
中国知识界中和我同时代的人，大概没有哪一个能在这几十年的斗争里置身事外。我由于工作的关系，曾经长期处于思想斗争运动的风暴中心，因而有近距离观察的机会和切身的感受。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我因“自由化”而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更有充裕的时间回首往事，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坎坷经历和四十年的风云变幻。恢复自由以后，我用了几年的时间进行研究和写作，决心把这四十年中国思想界残酷斗争的基本轮廓刻划出来，使它作为亲历者的一份记录保存下来。
一九九八年，我的书终于写出来了，这就是《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我的读者在中国，这本书本来应该在大陆出版，但却找不到出版者，万般无奈，只好送到享有出版自由的香港。自己的书不能和自己的读者见面，真是一个作者最大的悲哀。
本世纪初，我曾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因为爱看《争鸣》杂志，索性把老的《争鸣》也找来看看。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编写《中国思想运动史》的时候，忽略了香港的作用。处在自由天地的香港出版物，虽然不能在大陆正式发行，但资讯封锁不住，它们对大陆的影响是很有份量的。拿《争鸣》来说，它早在一九七七年就突破思想禁区，反对思想垄断。当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之后，《争鸣》和它的姊妹刊物《动向》便成为这个运动在海外的一支精锐的生力军。
当我在香港浏览以前出版的《争鸣》时，意外地发现这个杂志的主编温辉写的社论和专论当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有些见解在今天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但在当时却是空谷足音，难能可贵。在中国面临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有些重要问题是他率先提出来的。作为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研究者，把先行者闯过禁区的脚印记下来，是我的责任。在《中国思想运动史》中，我已经这样做了，但却仅限于中国大陆的知识界，而香港当时却在我的视野之外。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以见一斑。
中共的“四个现代化”，只限于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即只搞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而不要社会制度的现代化，特别是政治制度，绝对不搞现代化，只能坚持一党专政。这和清末的洋务运动一样。洋务运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是“独裁为体，四化为用”。温辉是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他为《争鸣》写的社论题目就是《无民主化即无现代化》。他没有像一九七九年有人把民主和“四化”并列为“第五个现代化”，而是把民主作为四化的前提和统帅，并且响亮地喊出：“必须用一化带动四化！”在人们都为“四化”感到满足的时候，能够清醒地看出问题之所在，并且把民主这一“化”提到这样高度，温辉是中国理论界的第一人。
二十多年来，《争鸣》杂志一直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风雨同舟。特别使人欣慰的是，当中国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遭到摧残之后，《争鸣》在香港举起自由民主的旗帜，继续在思想解放的大道上前进。尽管北方寒风凛冽，这里却是百花盛开。这时我才察觉到，原来写《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的时候，没有顾及香港这块园地，忽略了包括《争鸣》杂志在内的香港思想界的作用，实在是不应有的疏漏。
作为弥补，商得作者同意，选出若干文章，由我加上一些按语编成这本《争鸣之音》。其所以叫作“争鸣之音”，一是因为入选文章全部出自《争鸣》杂志，二是这些文章都是和中共当局争鸣的。
习惯于“舆论一律”的中国共产党，一向爱听悦耳的莺歌燕语，不爱听逆耳忠言。特别是一些神经衰弱的官员，一听到直言不讳的批评，便会大惊失色，以为人家要“颠覆”自己的政权。其实连古代帝王都知道“兼听则明”，至于现代民主社会，言论自由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当权者不但要洗耳恭听各种批评建议，而且要保护反对者要求执政者下台的权利，只要这种要求不诉诸暴力。
民主国家也正由于言论自由和反对派的存在，才使当政者经常处在民间的批评、监督和反对声中而不致滥用权力，并能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从而使社会在稳定中不断进步。
中国之所以能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和“六四”屠城那样的民族悲剧，就因为一党专政，没有权力制衡，听不得批评，更容不得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争鸣》在内的一些香港报刊，实际上起到了某种“反对派”的作用。中共虽然不喜欢，但《争鸣》的言论确实是“忠言逆耳利于行”。中共高层如果真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确实可以从他们不爱听的诤言当中得到不少教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争鸣之音》不但会受到读者欢迎，而且应当成为中共的“干部必读”，因为它能使掌权者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使头脑变得清醒，而这些声音是他们从“党的喉舌”那里根本听不到的。当然，这些话只能是对良知未泯者说的。至于在“唯权是恋，唯钱是敛”的人面前，这话不过是对牛弹琴而已。
二○○四年六月于北京
注：《争鸣之音—温辉文选》将于十一月出版
（《争鸣》杂志200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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