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0日讯】石村村民用理性合法手段争取权益却被镇压在血泊中，地方政府为何铁杆庇护腐败贪官，中央政府为何一直不表态任由形势恶化，甚至还要封锁讯息。
二○○五年的八至十月间，广州市番禺区窝鱼头镇的太石村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恶性事件││番禺区政府动用各种非法手段，将合法行使民主权利的太石村村民及其支持者镇压于血泊之中。
深入探讨研究此事件及其政治法律生态，于有限预见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当有助益，本文即为标靶之作，鉴于此事件可分析的内容复杂纷繁，本文只能简述如下。
太石村事件证明农民能践行民主
中国农民历来被怀疑缺乏践行民主的能力，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讯││太石村事件可谓其中翘楚表明这种怀疑本身就值得怀疑，至少我们似乎无法从普遍意义上对中国农民有没有实践民主的能力作出判断。
太石村事件表明主张自己权利的农民们在具有一定法律知识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当地能人指导下，完全具有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民主行动能力。番禺区政府动用黑帮手段进行血腥镇压时，村民们的团结与和平，以及绝不使用暴力反抗的牺牲精神，尤其称得上可歌可泣。
但我们尚不能因此得出中国农民都具有太石村农民的理性精神，马克思以来的政治学家们，几乎都认为人们对民主的需求虽是天然的，但其强烈程度以及具体落实的能力却与现实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
从地缘上看，太石村地处广州，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龙头地区，积二十余年的开放与经济改革，太石村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村相比富裕，观念也更加先进。太石村农民的理性民主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代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也许中国未来的地方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在争取民主化过程中的成败。
农民正当民主诉求为何难以实现？
太石村事件中，政府动员拥有的暴力、舆论资源和残忍最无耻的手段来对付村民们的正当诉求。一个小小的村官为何能够得到地方政府如此铁杆的庇护？
村民们所要罢免的村主任陈进生是否存在经济问题，现因番禺区政府的暴力抢劫账本事件而无法知晓，我们更无从知晓，如果存在腐败问题，是否与区政府官员、甚至更高级别的地方官员例如广州市、广东省某些政府官员之间存在关联？
但从目前所发生的镇压事件中，猜测其中可能存在严重的腐败网络则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如果没有腐败问题，为何不允许农民们自行查账？如果不存在腐败问题，为什么一个村官会得到多级政府的庇护？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对番禺区政府恶劣行径的沉默，其本身即为一种支持。
中央政府为何没有阻止太石村事件？
就在太石村被暴力镇压的九月中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在南方巡视，并且要求深圳进一步改革体制，因此，我们似可预测中央赞赏太石村罢免村官的民主行动，虽然温家宝没有直接提及太石村。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番禺区政府更加肆无忌惮镇压太石村，而中央却一直没有任何直接的表态，难道中央支持地方这么做？显然不是。
新一届中央政府在对地方政府的人事安排方面并没有它所希望的权力，对于那些富可敌国、飞扬跋扈的地方诸侯例如广东省，中央政府尚未拥有控制能力。二○○三年的孙志刚事件导致新中央政府废除《收容遣送管理办法》，但不久之后，广东省政府反弹，将喻华峰判刑，监禁程益中，给了中央政府一记重重的耳光。此次太石村事件中，番禺区政府能够得到广州市和广东省两级政府的支持，如果省高级官员在此事件中没有经济方面的腐败利益，则太石村事件从政治上看正是地方政府挑战中央权威的继续。
自去年以来，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度几乎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这在互联网时代尤显突出，在太石村事件越演越烈的当口，不但官办媒体不得刊登报道，连网络上的议论也被叫停，著名的燕南网甚至因此被非法关闭，而在另一个著名网站论坛世纪沙龙上，太石村也成了敏感词，无法发帖，或被立刻删除。
这也许令人困惑，如果中央政府无力在政治上回应地方政府的挑战，为什么不寻求知识界和舆论的支持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中共领导人在二○○三年一年中已经明显感觉到舆论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处理不好会造成中央政府权威的全面流失，在中央自身力量足够强大之前，管制言论至少符合地方诸侯的利益，可以换取他们对中央的表面服从。
中共政权在进入经济改革之后，逐步从极权向后极权时代过渡，极权政治无法逃避的卡里斯玛（Charisma，所谓强人的超凡魅力）递减规则，与极权政治遗绪的结合催生了如今各地坐大一方的寡头政治，于是中央政府必然是名为集权实为弱势。
中央政府既可以从汹涌的民意中获得支持，但也可能因难以满足民意要求而被民众抛弃，同时得罪地头蛇却无力收拾山河，这种两头空的结局将导致中央权威彻底丧失。
中央政权的优柔寡断
因此，在太石村事件中，扼杀舆论的原因在于中央政府认为自己无力处理此事，也不能让民众了解发生了这起严重的事件，更不愿意民众知道自己无力处理此事。这不仅仅是太石村事件如此，而是历来如此，在这点上中央与地方取得了痛苦的默契。
展望中国政改。“六四”大屠杀使中国失去了走上健康改革之路的机会，从此，腐败官僚集团可以肆无忌惮地腐败，只要在他们自身内部没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都将是安全的；从此，地方政府可以公然使用暴力面对人民的正当诉求；从此，中央政府对强势地方的控制力也逐步丧失，现在的中国宛如晚清时代被各殖民帝国划分了势力范围的中国，这种“新晚清政治”下的地方政府甚至可能远不如那时候的殖民宗主国更能提供良好的公共物品。
“六四”大屠杀更为重要的一个后果是，中共从此永远失去像日本、新加坡那样多党和平竞存下“一党优位”的可能性，这正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十三年都未能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因由，政治民主化也因此成为新中央无法面对却又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从胡温新政府施政两年半以来的情况看，我们虽然很难遽然断言新中央没有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努力，但是新中央的优柔寡断则是显而易见的，再加上前朝政治留下的烂摊子与腐朽如故的旧制度的结合，其施政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太石村事件、临沂计生事件、陕北油田事件，还有重庆特钢事件︰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遍地烽火的中国，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软弱的中央，如果中央不能迅速改变现状，则和平政改的可能性将更加渺茫。
然而，太石村事件给予我们最重要的信号，并非提供一个是否应该寄希望于中共中央的答案，而是提醒世人：中国政改的希望不在官方而在民间。可以断言，如果中国能够涌现千千万万的“太石村”，实行民主、理性、和平、牺牲，中国的未来将与中共无关。
转自《开放》11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