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8日讯】从中学考上大学的中国人大体都记得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如何伟大，如何了不得，如何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引进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可是在我一个读过几本法律书，读过几本非主流历史书者的眼里，具体事件中的“五四”却另有一番景象。
我们不能否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反对“巴黎和会”对中国的强盗行径确实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上街游行，喊口号，以强烈表达这种爱国热情也是值得鼓励和赞赏的。但是，万事都有个度，超过一定界限的言行就不能再简单地赞美，无原则地倡导。1919年5月4日那天，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曹汝霖的赵家楼事件，我想就应该有新的视角对待。
曹汝霖晚年在美国写过一本《一生之回忆》，其中涉及此段巴黎和会前后的事情：“时因东海商借日款，银行方面无意再借，章公使商请外相后藤新平斡旋始克告成，因之青岛撤兵问题，即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结果，日外相照会章公使，声明三事：一、青岛租借地，俟与德国签定和约后，仍交还中国。二、日本军队撤入青岛或济南，惟留一小部分保护胶济铁路。三、将来交还青岛时，在青岛内，留一日本居留地等因。并称进入济南的日军系暂时性，不久即撤，并没有涉及其他事项。余将原件交与外部，并在国务会议报告。在会议时，对居留地有议论。余以为居留地等于租界，将来收回各国租界时居留地自当同时收回。遂议决复章公使，章使照复日外相，遂有“欣然同意”之语。此是普通辞令，所谓同意，明明指日外相来文之三项。此即青岛撤兵换文之经过。那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借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转引自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国友谊出版社）根据丁先生的考证，曹汝霖上述说法基本上符合事实。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学生们在并不明白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即大打出手，火烧民宅，在曹汝霖的回忆中，我们甚至看到冲进曹宅的学生徒有泄愤破坏之志，所谓爱国云云真不知该如何评价，连曹汝霖的父亲请求他们可以将财物拿走，但不必破坏的话都懒得听，因此曹宅在焚毁之前已经被砸得满目狼藉。他们在痛打章宗祥的时候甚至误以为他是曹汝霖（关于这一细节在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不负责任之暴民戾气于此可见一斑！在此过程中，员警一直没有动用武力，直到事发后员警才抓获二十多个跑得慢的学生，而带头破坏的人早已逃之夭夭，看来，自己满足破坏欲，让别人受过，即使在如此“伟大”的运动中也不可避免。
“五四”运动随后波及上海，连续两个月里如火如荼，最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都被免职，蔡元培校长也黯然辞职南下。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中有如下评价：“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同上）
不管曹的回忆是否都是真心话，但此事现在检讨起来，颇有忆昔抚今之慨。国难之际，政府与人民似乎更需和衷共济，政府的不当行为容易引发民众愤怒，例如，当时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的密约行为就是非法行径，民众不知就里，愤怒一下也无不当，只是无论怎样，只要政府没有主动使用武力，民众断不可率先用武，否则爱国就会走向反面，害国害己。五四运动无疑取得了巨大胜利，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最后拒绝签字，不能说没有五四的功劳，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粉饰“五四”运动中那些错误甚至犯罪行径，更不能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从某种程度上说，长期以来“五四”运动所受到的主流意识形态非理性虚美，开启了学潮过度干预政治的先河，将民间与政府不必要的对立，将民间非理性的打砸抢行为，置于爱国口号的卵翼下完全正当化、合法化、理想化，以至于20世纪中国动辄全民运动，动辄打倒政府，社会一片混乱。至于从更加宏观广阔的背景看待，“五四”上接戊戌时代文化激进主义遗续，下承百年劫难——更加猛烈和非理性地摧毁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这段公案尚需细细清理。
85年过去了，可是这样的反思却还没有开始，长歌当哭，长夜何叹？
2004/4/28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