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5日报导】中国贪渎问题专题报导（四之一）（中央社记者张谦上海特稿）今年二十四岁的李先生，在香港念完中学后就到广东东莞帮助父亲打理业务；他的父亲早年在当地投资设立了一家成衣配件厂，雇用了数百名工人。
十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坐在记者面前的李先生说，近日工厂最令他头痛的事，并非业务不佳或管理问题，而是税务遇上麻烦，要缴“黑钱”。
李先生解释，像他们这样的中小型外商，一般有两本账簿，一本属于公司内部参考，不会公开，另一本则交给税局。今年九月，税局人员找到他们的内部账簿，公司方面为此要付出代价。
他说，税局找到公司的内部账簿，就等于找到了勒索的机会；而税局人员找到账簿后，做法是保持缄默，不主动提出要求。
李先生说：“其实，这正是税局人员刻意给予公司‘自行补过’的机会。”他们的用意，是要你自行提出行贿的价码。 他说：“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况下，我只好透过中间人联络负责查账的税局人员，私下向对方缴付了四十万元人民币（以下币值相同），以了结此事。” 李先生说，如果你不主动找他们“派黑”，税局方面随时以逃税为由向你开罚单，罚锾动辄百万元。
在访问中，李先生承认，公司方面拥有两本账簿，确实有逃税之意，但声称实际上金额不大。此外，拥有另一本账簿，也是为了避免中国大陆繁杂的行政程序，但在中国大陆，这种做法往往成为税局索贿的“金蛋”。
李先生的例子，只是中国大陆地方官员贪污问题的冰山一角。
另一位已在东莞投资十多年的苏老板说，他经营的塑胶袋厂规模很小，因此不像大型工厂得到高层领导的“眷顾”。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像其他前往东莞投资的小型厂商一样，向有关官员付出“额外”的金钱。
他说，过往到东莞常平投资，首先要联络外经办，他们了解你的需要后，就替你找地方。稍后，就会有些自称是某些官员的助理主动联络。他们会带你去选择厂址，商定租地设厂后，有关人员要收取地主佣金。
他说：“租了厂房后，又要安装消防设备，但你必须聘用外经办指定的公司；而这些公司提出的价钱相当不合理，往往较市场高一倍。”
不找外经办指定的公司行吗？不行，不找他们，厂房就难以获发消防安全合格证书。厂房建成后，有关方面又会提出环境清洁费和卫生费等，每月收取。
外经办也会指定工厂聘请一位厂长及报关员，他们都是厂址所属地方的村委人员，每人的月薪约为二千元人民币，高于工厂工人的八百元，却不用做事。
此外，如果工厂进行任何安全工程，如装置电梯等，也要聘用指定的承包商。
苏老板说：“这些收费大都师出有名，却不排除有关人员利用这些规定贪赃枉法，牟取私利。”
但他认为，与十多年前比较，今天的情况已有所改善，因为北京当局正加强肃贪，又设立相关部门供人投诉，这对制止地方贪污，多少发生作用。
香港一家成衣厂的董事却说，与以前相比，广东一带的贪污程度是减少了，但原因并非他们不贪，而是经营环境改变了。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董事说：“今天外商在广东的投资环境已不如过去，人民币升值，退税率下降，工资上升，都增加了外商在广东的正常支出，令工厂经营面对压力，因此官员也不能迫得太紧，以免影响投资环境。”
这位董事的公司在中国大陆投资庞大，单在广东就开设了七家成衣厂。
他向记者说，根据他到中国大陆开设工厂的经验，大陆的贪污形式有南北之分。在北方，贪污主要由政策方针引发；在南方，贪污主要在行政层面。
所谓的政策方针引发，是指某些宏观政策所造成的贪污，譬如中国政府推动国营企业改为股份制等；行政贪污是指地方官员利用行政权力贪赃枉法，诸如海关、消防、环保等环节。
这位董事说，在南方，海关的贪污情况相当普遍，但在北方，海关一般不会找你麻烦。
他估计，目前广东有一半企业需要缴付黑钱。以他的公司为例，每年在中国大陆缴付的黑钱就有数十万元。但他说，由于他经常与地方领导拉关系，数十万的黑钱已不算高。
被问到为何不向北京中央反映问题，他说：“相信不会有人敢向北京打报告，因为他们不知道北京有关部门官员是否与他们一路。再说，今天解决了，下次又有别人来拿，麻烦始终存在。”
李先生、苏老板及不愿透露姓名的董事，尽管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规模不同，但都共同面对贪污索贿的问题；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似乎是地方行政权力过度介入经济活动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