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31日讯】(自由时报记者王平宇╱特稿)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访问中国，被中国方面视为国际宣传的利器之一，借此降低反分裂国家法激发的争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交手数十载，甚至在两岸分治后，共产党仍不时藉由促谈，向国民党招降，甚至还伴随军事、外交攻势，只是过去两蒋治台时期，都选择严词拒绝。
从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来台到一九八八年蒋经国去世为止，近四十年间屡有人为国共穿针引线，共党主要发动三波攻势招降，其中两次发生在蒋介石时代，一次则在蒋经国时代。
三次攻势，中国都在促谈的同时，伴随对台外交、军事的凌厉攻势，回顾这段历史，令人备感警惕。
蒋介石时代 章士钊居中牵线
有关蒋介石时代共党两次促谈，居中牵线的灵魂人物都是章士钊，他曾任段祺瑞时期教育总长，与蒋关系良好，一九四五年还曾加入蒋介石派往北京与共党和谈的代表团，但并未随蒋来台。
章士钊与毛泽东私交更是密切，加以本身极有意愿促成毛蒋和谈，于是一九五六年携毛密函赴香港，接触国民党驻港人员后将讯息转至台湾。蒋于是派出自己的学生、旅居香港的立法委员宋宜山赴北京探路。不过在听取宋的访中报告后，蒋认定宋被“赤化了”。
国共这次和解的失败，除毛、蒋互信本来不足外，更因中国的招降其实伴随着军事行动，即一九五五年的大陈岛、一江山战役，共军连下由国民党占有的两座岛屿，以战逼和用意明显。
共党第二次发动对蒋介石招降，改采外交攻势，时机在一九七二年联合国二七五八号决议案，将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逐出联合国后，共党认为蒋政权失去国际支持，正是招降的大好时机。同时高龄九十的章士钊再度请缨上阵，不过章却在香港罹患重病，加以毛蒋两人也相继去世，迫使谈判不了了之。
至于共产党第三次对国民党促谈，更凸显“威逼利诱”的两手策略。根据与蒋经国关系深厚的前监察院长钱复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其中记载蒋经国于一九八二年7月25日指示他至七海官邸，“告以廖承志（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时任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有电报给他（蒋经国 )，内容尽是威胁利诱。”（钱复回忆录第二卷、第三十一章、第二百一十八页 )。
钱复书中提到，蒋经国要他速将此事告知时任美国在台协会（ＡＩＴ )台北办事处长李洁明，另外指示钱复与李谈谈“有关联合公报的事”；此处所谓联合公报，即是后来对美国军售台湾造成严重伤害的“八一七公报”。
中国招降兼打压 蒋经国愤恨
“八一七公报”距廖承志来函间隔不到一个月，中国打压与招降的两手策略，让蒋愤恨。根据钱复说法，此时蒋早已得知中共在逼迫美国签署“八一七公报”，试图力挽狂澜，因此钱复接着写到，“蒋总统命我转告美方，此乃中共在统战方面最狠毒的一项阴谋，旨在分化我内部。蒋总统做了两项决定，一是置之不理，二是断然拒绝廖氏来台”。
廖承志与蒋经国早年即是旧识，因此廖在电报以兄弟相称，他引用的名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至今仍被醉心国共和解人士奉为精神圭臬。只是当国民党面对廖承志招降，最后却决定请出蒋宋美龄以“长辈”身份，将廖承志训斥一番，给足共党难堪。
一九八二年8月17日，就在八一七公报签署当天，旅居纽约的蒋宋美龄透过媒体发表公开信，呼吁廖承志“幡然来归，以承父志”，蒋宋美龄还在公开信中说“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存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的浩然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