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子游:和解不能是一厢情愿

论《九评》和“退党”的意义

卫子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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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5日讯】大纪元网站发表《九评中国共产党》后,海内外迅速掀起一股退出中国共产党热潮。迄 止笔者写作本文的2005年4月23日,退党总人数达到105万余。也就在今,纽约、墨尔 本、香港、台湾、加拿大等地华人走上街头,举行盛大的祝贺“百万人退党”大游行, 如此空前盛事,惜乎不能亲身参与其中。

然而,与此同时,国内民间也出现不同声音。一种观点认为,《九评》和“退党”断了和解之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信奉自由主义,保障言论自由,就不存在批评对象的选择问题,即以《九评》和“退党”为批评物件,也并无不可,第三种观点认为,《九评》和“退党”对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没有多少积极作用。三种意见中,第二种我是基本上同意的,自由民主,其要旨之一就是容忍异见,对任何事情有不同声音都很正常,《九评》和“退党”自然也不例外,国内人士目前对《九评》的“文风”等方面提出的批评意见不能说毫无道理,《九评》不能说是批评不得的绝对真理,但《九评》对中国共产党八十余年历史所作的系统梳理与评点,总体上讲是以事实作根据,并非空穴来风的乱讲。对文本中某些阐述固然可以见仁见智,鉴于此文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必须承认,这篇奇文在历史上不会湮没无闻。笔者在此需与持此种观点的人士商榷的主要是,你固然有选择批评对象的言论权利,但也不可以玩相对主义,好象一说言论自由、容忍异见,任何事情就都没有对错之分了。也许,我们现在认为政治正确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体系将来某一天会被证伪,但已经被人类文明证伪的东西,比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规律论,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等,却是不可以再当作正确的东西来迷信的。否则,就不是容忍异见,而是成为历史倒退合理论者,是弱智。当然,马克思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其原创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仍然是有的,但这种贡献的意义仅仅在于为后人提供了一条“此路不通”的试错经验,使后来者免于再次误入歧途。

对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我则根本不同意。先说第一种。将《九评》和“退党”与不能和解挂上钩,如果笔者理解得没错,应该主要是担心《九评》文本中和“退党”潮所表现出来的与中国共产党决裂的姿态,这种姿态将有可能引发中国共产党执政者们只能一意孤行到底,并采取强硬反制措施。这种忧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却是错误地理解了和解的本。以波兰为例,所谓和解,应当是波兰“橙色革命”成功之后,为避免内乱,对原共产党实权阶层总体上不予追究,但却绝对不是不搞“橙色革命”,不是容许一党专制千秋万代,不是在波兰共产党当权时采取不罢工、不斗争以示和解。回到中国,和解应当是,当中国共产党不再是执政党之后,政治上,要保证其党员享受到与其他国民平等的政治地位,不以党派划界来进行新的迫害,不得让其成为新的“败者寇”;经济上,要保障其与其他国拥有同等的机会;文化上,不得已因共产党员信仰一个错误百出的主义而歧视;法律上,对那些按共产党执政期间的法律已经构成犯罪的,当然得让其承担相应责任,按现行法律不构成犯罪而又不符民主自由社会的正当行为规则的,则法不前溯。总之,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上,和解之路必须是保障中国共产党员们在自由社会中享有的福祉胜过专制社会,保障那些真正愿意并有能力为社会和国家服务的共产党中的精英之士,仍然有出头之日,要保障现在的共产党员和今后的共产党主义者们成为多方共赢中的一方。只不过,他们在自由民主体制下的幸福不得再是以专擅权力来攫取,而必须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去得到。如果用排除法来列举,和解不应该是对专制邪恶的容忍,不应该是失去斗争的锋芒和勇气,不应该是面对侵犯人权保持沉默。“温和人士”们可以不选择采取决裂斗争的姿态,但对于敢于、擅于、惯于以尖锐对立等方式来争得更多人士参与结束专制的人们所做的工作,却并不具备对其鄙而视之的道德优位。任何年代,任何社会,都难免会产生一些激进群体,如果我们不再相信“社会进步为最先进(实为激进)的百分之几所主导”,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说“最激进(通常会自命为先进)的百分之几应该消失”。只要这些坚持尖锐斗争者在行动上不诉诸暴力,言论上无论多少激烈,都应当在容许之列。激进的观点和作法也许会造成执政党内的恐慌,并因而诱发某些过激的应对措施,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惊恐是他们迟早要经历的,与其延迟,莫如尽早。同时,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并不一定就将会是“温水煮青蛙”来达致,谁能未卜先知地断定《九评》和“退党”在执政党内外所引发的震荡一定不利于中国民主早日到来?

和解的前提是双方愿意,不能单相思,其中一方和解,另一方不愿意,愿意的一方却一味强求和解,这就不是和解,而是乞求,是投降。我们现在有了米奇尼克,有了“民主是灰色的,妥协是金色的”的理论,我们认识到妥协的价值,但对妥协怎么得来却可能不大清楚。妥协不可能是单方面的,不可能是你想妥协就可以得到妥协。还是以生长了米奇尼克的波兰为例,雅鲁泽尔斯基为什么会召开园桌会议?因为他面对大规模罢工导致的专制权力在全国范围内失效的局面。这个局面让他的强权瘫痪,他才不得不如此。当这个局面没来到之前,他不是也不愿妥协吗?他不是在1982年大肆逮捕团结工会领导吗?那些手握专制强权的人们,通常都对这强权很迷信,以为是万胜灵丹,当他的权力还有效时,你让他妥协吗?他会叫监狱伺候的。这就是我之所以不同意第三个观点的原因。《九评》和“退党”有什么用?增加压力之用。《九评》和“退党”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越大,退党的人越多,执政党内持政治改革观点一派的腰杆就会越硬,顽固不化者们就会茕茕孤立,所谓孤掌难鸣,所谓失道寡助,就是这个意思。

随着《九评》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随着更多的党员从思想上、行动上退出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残存的那些支撑点会一个接一个的倒闭关张,强大的舆论、汹涌的潮流不仅会让更多原对共产党有所好感的人士改变倾向,不仅会在国内民众中引起震动,也会在执政党决策层和员警军队核心层中引起震憾,这会改变国内的力量对比。历史上,几乎每一次大的变革,都是以观念嬗替为先导的,新旧观念在整个社会中嬗变的速度,往往决定社会变革的早晚。《九评》的广泛传播,对中国的政治格局,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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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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