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3日讯】一、个人主义：自由之魂
在中国，提到胡适，就必然想到自由主义；而提到自由主义，也必然会想到胡适。毋庸置疑，胡适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枢人物。
胡适的自由主义的伦理基地是个人主义。其思想基础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奠定。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受教育以及关于知识分子应当保持中立和独立的一贯认识都在推动他走上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特别是他所接受和倡导的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思想直接导致自由主义。
胡适倡导个人主义的代表作是《易卜生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五四运动以前对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较大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倡导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确定“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提倡自由独立的人格和为我主义的个人主义。他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使之得不到自由发展，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应当成为青年最重要的人生主张。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二是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1]一个自治的社会，一个共和的国家，都应当使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若不允许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2]胡适在提倡个人主义的同时，反对狭隘的国家主义。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这是胡适对易卜生个人主义思想的彻底性的认识。易卜生曾经表示，国家的观念终将消灭，人类观念终将兴起。胡适以此推断易卜生晚年一定进入“世界主义”的境界。这说明易卜生的人类主义或世界主义思想对胡适是有影响的。
国家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对立物，也是自由主义的对立物。胡适宣扬个人主义也是为了铲除国家主义。个人在铸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以后就会产生同国家的恶势力相抗争的勇气。
胡适希望青少年朋友都能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斯铎曼医生那样，努力铸造自己的个性和人格，“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3]中国要摆脱愚昧落后的状况，需要的不是国家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欧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独立特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然而中国的统治者总是把国家主义强制灌输给国人，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压迫个人自由。如此恶习，一代甚于一代。你要个人的自由，会有人说先要争取国家的自由；你要个人的人权，偏有人讲国家主权比你个人的人权更重要。国家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为压迫自由人权的行为辩护。胡适直接对此种国家主义进行挑战。“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打着国家的幌子肆意剥夺公民个人的自由，这是国家主义者和一切奴役主义者的一贯作法。根据他们的逻辑，你若争个人自由，便会危害国家利益，他们所谓国家利益说到底，就是他们依靠专制主义手段欺压人民所获取的既得利益。国家主义所要造就的是完全丧失自由独立的人格的奴才。胡适号召个人要真实的为我，铸成自由独立的人格，这是从根底上破坏国家主义和其它一切集体主义和奴役主义的理论。人在形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后，自然不会满足于现状。自然敢于说老实话，敢于攻击社会国家的腐败情形。
简言之，胡适的自由主义是反国家主义、反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是其本体论核心。这是抓住了自由主义精髓的。
二、清醒独立坚守不渝
五四当时及以后，在学术界，文化界，思想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争论，胡适都参与其中，甚至差不多经常都是主角。譬如，关于整理国故，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关于人权问题的论争，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等。五四时期，影响中国文化的思想家和学者，作为领袖人物，人们一般容易提到三位：胡适、陈独秀和鲁迅。论及所受外来影响，鲁迅和陈独秀主要受日本的影响，胡适受美国影响。有人常说，受日本影响的思想家更深刻，而受英美影响的思想家比较浅，比较明白。但是这一印象有其盲点。我自己更看重思想的内涵、倾向及生命力。
论及胡适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影响，显然，他这种所谓”浅”，并不是没有内涵，而是把一种久经考验的思想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才能。从长远的影响来看，从正确性看，从与人性的黏结程度看，胡适在历史上，就对中国思想的影响而言，要超越上面提的那两位。陈独秀先生走过的曲折道路就不必提了。若论及胡鲁二位，这里特别想指出，胡适是比较有建设性的，其思想相当健康。而鲁迅，基本上只有否定性，只是挖中国社会的黑暗面。而鲁迅在晚年思想逐渐左倾化，这一点实际上和中国后来的政治社会的悲剧发展有一定的关系。鲁迅诚然比较深刻，他对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极其痛恨，但是由于过于偏激，且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以后，恐怕对中国的知识界的影响，就不完全是正面的，有时候，甚至是负面的，这使他在晚年一度走入歧途。鲁迅在近代中国的否定性思潮中，占有很高的位置。但这种否定思潮后来流于一种虚无主义了。胡适给中国指出的路，像民主与科学，是经得起考验的，这方面他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若仅有破坏而无建设来平衡，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一片废墟。简单说，鲁迅的思想很难作为一个建设社会的主流思想，或者说作为一个建设法治社会的主体思想。而胡适的思想则可以说和整个世界的文明潮流融合。比如胡适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关于人权，关于法治，关于民主，关于自由，他一生都坚守不渝。
开初胡适是想完全作一个学人。他从海外归国之后，曾有一句话：从今二十年内不谈政治。他的想法是现在有些东西还没有弄清楚，需要研究清楚后再说话。但是后来却身不由己的卷入了很多的中国的政治社会事件中去了。那恐怕在当时中国国情下是很难避免的。列强在中国的横行，特别是三十年代日本逼着中国没有办法冷静下来，中国就走上一条靠发动群众来进行抗日的风潮。而共产党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争取跟日本人打战，抗日也确实是一个正大光明的题目，胡适当然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他希望能够效法列宁，接受类似当时德国《布雷斯特条约》这样要求，然后一步一步建设自己，最后再站起来抗击。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在抗战激昂时代，没人会听的进去的。他变得非常孤立。他的老朋友像丁文江，像蒋廷黻都主张新式独裁，但他认为独裁不是办法。独裁只能饮鸩止渴，会使中国现代化往回倒退。这就是当时一场著名的论战。民主与独裁之争。其实蒋廷黻跟丁文江这些人也是受了现代教育，他们也是推崇自由民主的，但是他们觉得中国当时必须要独裁才能应付危局。然而历史表明，恐怕胡适是想得更深远一些。
三、反极权的政治自由主义
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承前启后的核心人物，他早期关注的重点，如前所述，主要是自由主义的本体哲学，即它的伦理基地：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及其方法论——实验主义、怀疑主义、重估价值——等等。简言之，其中心是强调个性独立、实验精神和负责任的态度。在他的后半生，则主要关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其中心倾斜到了政治自由的问题。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系统发挥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1941年胡适在美国发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英文演讲，提出民主与极权的两大本质区别：渐进的与革命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与以整体为本位的。1948年9月他又发表了题为《自由主义》的文章，很明显，此时，他思考的焦点已经转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上来了。他说：“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中国式的）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这就是政治自由。 他感慨的是在近代历史上，“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列举了各种近代民主制度的创设均与东方人无缘，指出“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1)代议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为正式起始。(2)成文宪,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近代的是美国宪法(一七八七）。(3）无记名投票(政府预备选举票,票上印各党候选人的姓名,选民秘密填记)是一八五六年South Australia（澳洲南部）最早采用的。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胡适指明：“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他提到”容忍”时，特别指出“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这就与鲁迅先生的“决不宽恕一人”形成了显着的对比。
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曾经被认为代表了人类未来，当时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胡适本人也曾去苏联考察过。胡适的一些朋友包括研究国际法的专家周硬生先生，对苏联这个样板都抱有热切的希望。但胡适并不如此，他特意撰写了《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方向》、《关于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致周硬生先生的一封信》两文来阐述自己对苏联的不同看法，对苏联的非民主制度提出批评。他预测到“战后的苏联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余英时先生指出：胡适“在1947年的中国公开宣称以苏联为首的集团是历史上‘一个小小的逆流’，更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举动，如果没有绝对的自信是不可能说这句话的。但是1989年东欧国家的全面崩溃、苏联的遽速变革……竟证实了他在42年前的观察，胡适似乎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了。”这表现了胡适的远见及其信念穿透历史的卓越力量。
四、胡适的人权理论与实践
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人权。而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关于人权的激烈论战。这次论战，是由胡适于1929年发表于《新月》杂志上《人权与约法》一文引起的。随后他又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通过这些著作与活动，顺理成章地，胡适成为论战中捍卫人权的中心人物。
这场讨论的参与者对人权的概念、性质、范畴以及人权与法治、人权与宪政等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这场人权讨论肇因于对国民党政权违反人权行为的抗争，但其意义远远超出这一具体的维权活动，实际上演变成为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人权启蒙运动。在此以前，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中系统了解人权者甚少，即使知道一些也比较浮泛，国民普遍缺乏人权观念。通过这场讨论，胡适、梁实秋、特别是罗隆基，以通俗的文章与演讲将人权知识推向社会，对于增强国人的人权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遂成为人权意识的代表。不幸的是，此后的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淹没了这一重大课题。直至1949年中国人的人权遭到全面褫夺若干年后的1980年代，人们才从尘封多年的历史档案中窥见到当年的人权先驱们的卓越努力及其成就。
胡适的人权思想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曰伸张人权；二曰主张法治。正如其《人权与约法》一文标题所表明，以法治保人权可以说是胡适人权思想的全部主张。人权与法治，这是中国在走向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屡次被失落的主题，也可以说它仍将是21世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胡适的文章一下子就抓住百年主题，这是胡适对中国问题长期思索的结晶。
中国传统中缺乏权利意识，因此，无论满清皇朝还是民国肇始，在社会上，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异端”或不同于多数人的“少数”，是谈不到任何权利的。以皇权至高无上为理由或以多数人的专政为借口，凡是被认定为镇压对象的“逆贼”、“反革命分子”、“敌人”、“反动分子”等，其人权公然可以被肆意践踏。不给反对派以人权，这在中国社会似乎已是天经地义之事。这种野蛮意识长期流行通畅无阻，正是中国社会践踏人权的真正深层原因。在20 世纪的诸多中国思想家中，首先是胡适犀利地指出了这一点。在该问题上，胡适的主张同当时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是完全不同的。
他的基本主张是，无论一个人的身份如何、政治主张如何、宗教信仰如何，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共党嫌疑’，无论是守法公民还是在押囚犯，只要是人，就应享有基本人权，不容褫夺。就应享有人的尊严，不容侮辱。而当时的国民党和后来的共产党，虽然双方激烈对抗攻击，但却享有共同的特点：否定有普遍的人权概念，肆意践踏对方的基本人权。只要是敌对者、失败者，就必然丧失人权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制。只要是发表异端见解的书报，就是‘反动刊物’，统统禁止。 当然，共产党更是变本加厉，连人权这一概念都成为禁忌，在中共统治下，一般人，甚至中共的自己人，都朝不保夕，时时生活在恐惧之中，遑论敌对分子和思想异端者了。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中国人彻彻底底被剥夺了人权的时代。
当年，由于胡适成为人权保障的中流砥柱,导致广大反响。他对于孙中山学说中的独裁主义成分，胡适最早产生疑问。胡适以勇敢挑战的姿态指出：“我们要问，宪法与训政有什么不能相容之点，……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11]胡适批评孙中山晚年“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很有点怀疑。”[12]实际上孙中山晚年不仅怀疑民众的参政能力，而且以民权幌子否定人权，以集体主义否定个人主义，从思想深处转向独裁主义。在宪政法治外空谈民权，离个人人权而言民权。这种所谓民权主义同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加上国民党政府利用孙中山学说公然推行“上帝可以否定，但孙中山不许批评”的文化专制主义，致使胡适不得不对孙中山的学说本身提出挑战。
除了对国民党政策和孙中山学说不满外，直接引起胡适大声疾呼人权和法治的导火线是当时发生的几件事情。
一是所谓“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报注销消息，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和宣传部部长陈德征提出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该提案提醒人们警惕“反革命”活动，并将“一切反对三民主义的人”视为“反革命分子”。为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法院不必拘泥证据。“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它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陈德征的这一提案为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大开方便之门。只要党说谁是反革命分子，谁就是反革命分子。法院对于此类案子，不须审问，只凭党组织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的这一提案激怒了胡适。他看到提案后忍不住给当时任司法院长的王宠惠写信，问他对此提案有何感想。在这封公开信里，胡适对国民党破坏法律程序和根本否认法治的现象提出了抗义。他责问道：“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在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胡适将此信稿送国闻通讯社发表。但几天后得知信稿已被检查新闻的官员扣去，未能刊出。这就更加激怒了胡适。他愤怒地表示：“这封信是我亲自负责署名的，不知道一个公民为什么不可以负责发表对于国家问题的讨论”。
一是安徽大学学长被禁案。该学长只因语言顶撞了蒋介石，便被拘禁多天。其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而不能去法院控告任国民党政府主席的蒋介石。
二是唐山商人杨润普被军队拷打案。杨被当地驻军拘去拷打，遍体鳞伤，商会代表集体求情也无效。此事还是在国民党政府公布人权保障令后十一天后发生的。这两件事表明，上至国民政府主席下至地方驻军军管，随意侵害人权，何尝受到法律制裁。
面对国民党政府无法无天肆意践踏人权的做法，胡适满腔悲愤地痛吁：“人权在哪里?法治在哪里?”通过对上述国民党政府侵害人权事件的揭露和分析，胡适指出人权的保障与实行法治是分不开的。
因此胡适本人亦遭到迫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曾以颠覆罪要求正式逮捕胡适。但由于胡适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遂而免遭逮捕。然而其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因此被罢免，《新月》杂志也遭查禁。有鉴于此，他成了中国人权的象征性人物，更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核心人物。
五、胡适与台湾民主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是产生了实际政治后果的，这就是台湾的民主化。
当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以后，一份自由主义色彩鲜明的杂志《自由中国》杂志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号创刊，雷震先生为主编。当时，胡适虽然人在美国，但他是该刊的发行人和精神领袖。他一直和《自由中国》保持着密切联系，常常对他的编辑方针提出建议，并且在杂志遭到困难的时候，利用自己的影响与上层关系，设法为之缓颊。从五七年开始杂志就推出15篇系列社论，总题是中国的问题，以”反对党问题”作为总结，并作为中国问题的枢纽。《自由中国》鲜明地提出，反对党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就是胡适挑出来的。
胡适自美国返台以后，在《自由中国》的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说，主张知识分子出来组织一个不以取得政权为目标的在野党。随后《自由中国》马上发表了”积极开展新党运动”的社论。这是胡适对中国的民主包括台湾的民主的转化的重大贡献。胡适去世之后，台湾的反对党运动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历程，终于在1986年反对党正式合法化。这实际上是胡适开启的道路的延续和发展，这一历史流程与胡适早年的精神启蒙是割不断的。
当年，中国共产党有意把胡适丑化成似乎像蒋介石的奴才。事实上，他跟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实质性的，对蒋介石的批评是非常严峻的，而且是当众批评。一九五八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蒋介石前来恭贺他。他却一再说总统错了，当时气得蒋介石脸都变色了。他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学人，从来没有向政治权威低过头。譬如，《自由中国》主编雷震于一九六０年八月宣布要在九月底之前成立中国民主党，九月四日雷震就被逮捕，并被判处十年徒刑。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立即在九月四日当天，向行政院长陈诚发出电文，指责”国府此举甚不明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这些事实都说明胡适是做了事的，而不是像一些传言所说的那样害怕了退缩了。
台湾之所以能够走向民主化，跟胡适为代表的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的风格有相当的关系。在海峡对岸，由于中共建政之初就在知识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批胡适运动，因此关于他的观念及行为，大陆民众甚至学界都很隔膜。所以有关胡适思想与人格的研究，不单是为胡适进行个人申冤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攸关中国未来的前途。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是中国知识界来说，胡适先生的命运，他在中国的地位，都是值得反复深思的。
胡适的基本形像，如果从人品学品两个方面说，他基本上是现代自由主义、理性精神、平实见解和宽容胸襟的代表。这样一种基本象征，对中国，不管是学术文化界包括对政治社会生活恐怕都是相当重要的。自由主义跟其它意识形态根本不一样的，在于它基本上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一套严格的形上学的理念，而且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确立的宪政体系，是对其他任何意识形态都开放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具有对意识形态的超越性。这个在中国现代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在中国提倡自由主义，是努力要让它变成一个普遍的态度，就是说个人的自由应该受到保障，但我也不被允许侵犯别人的自由，整个社会用法治来保障这种自由，杜绝人权侵犯。而这正是胡适当年身体力行的。所以，简言之，当代中国国民人格建设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就就是胡适精神的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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