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庄家背后(1)
提要：地方利益及地方保护主义在比较正式的文本中已经成为了某种“邪恶”和不道德的代名词，但这并不能否认在合理的宪法安排下地方政府寻求地方利益的合法性。然而，在当下中国，被遮掩在地方利益合法性背后的往往是少数权力集团成员的寻租过程。这恐怕才是问题的症结。换句话说，以地方公共利益的名义并使用公共权力来谋取权力集团的个人利益，已经是当今中国地方主义的一个本质的特征。地方政府在维护地方利益名义下对证券市场的广泛干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
作为一种体制和文化，庄家就是一种中国病，一种中国式的改革综合症。从这两个方面看，尽管庄家可能改头换面，但中国的庄家时代还远没有结束。
我们反复试图阐明，庄家，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恶”之渊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它背后，有我们看不见但非常强大的制度支持。这当然不仅仅是指证券市场制度本身，更是指作为支持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的更加基本的政治及经济制度。从本质上讲，坐庄，其实就是权力寻租的过程。没有公共权力的介入和庇护，中国的庄家现象就远不会像今天这样泛滥和持久。在权力持续且大规模地介入中国股市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确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与政府权力涉入所有其他的经济领域一样，地方政府权力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渗透是广泛和深入的。从对上市指标的垄断，到对当地上市公司的行政控制；从对本地证券公司及投资公司的掌握到对本地其他中介机构的强大影响力，政府不仅是上市公司的主人，也是二级市场上的最有实力的“投资者”。在中国，只有政府才具备完成一次成功炒作所需要的完整而复杂的全部条件。如果我们仅仅将“坐庄”看成是资本家对地方权力的一种贿赂，那可能远远还没有逼近事物的本质。经常的情况是（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庄家不过是权力的傀儡。没有权力的魔杖，庄家的炒作就可能变成钢丝绳上的舞蹈。在这个意义上，大量的操纵案例中所谓庄家其实就是地方政府本身。而浮在水面并经常被我们所指控的那个“庄家”，不过是这个复杂权力链条中一环。
以地方利益的名义
目前，地方利益及地方保护主义在比较正式的文本中已经成为了某种“邪恶”和不道德的代名词，但这并不能否认在合理的宪法安排下地方政府寻求地方利益的合法性。然而，在当下中国，被遮掩在地方利益合法性背后的往往是少数权力集团成员的寻租过程。这恐怕才是问题的症结。换句话说，以地方公共利益的名义并使用公共权力来谋取权力集团的个人利益，已经是当今中国地方主义的一个本质的特征。地方政府在维护地方利益名义下对证券市场的广泛干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
一种含混但却被轻易接受的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往往是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那么，这个地方利益究竟是什么呢？虽然谁也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按照一般的理解，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股票上市来转嫁当地的财政负担，并进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第二、政府出于维护本地的形象，树典型，求政绩，并在上市公司方面与其他地区竞争。第三，围绕本地上市公司产生了一批利益群体，这个群体特别有动力推动当地政府的干预。
这些被广泛接受的说法，虽然没有说错，但却比说错更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它没有揭示本质反而掩盖了本质。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说法。
不错，地方政府的确可以通过股票市场来转嫁当地的财政负担，上市公司越多，圈的钱也就越多。但所有的数据都说明，上市公司的直接融资跟间接融资相比是一个非常小的比率。也就是说，通过上市公司融资能够为当地经济带来的收益与其他渠道相比是非常小的。起码，这种收益与我们看到的当地政府为上市公司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在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当地上市公司反复注入资源以进行所谓资产重组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些重组案例中，许多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在大做赔本买卖。这足以说明，上市融资很难为当地政府带来足够的激励。而在大量资产重组的案例中，这种激励甚至经常是“负”的。所以，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经济利益而干预股市的理由并不成立。至少，它不能成为一个主要的理由。
第二种理解就更不得要领。不管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标准中，地方官员的提拔从来就没有与上市公司的数量挂过勾。如果上市公司的数量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前程有某种强相关关系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的上市公司恐怕就不止一千多家，而是要远远超出现在这个规模。就像我们看到，一旦文凭成为官员之间重要的竞争砝码，各级官员中就立即充满了博士、硕士一样。所以，所谓地方政府干预上市公司是为了“面子”和“形象”的说法，更是一种远离问题本质的无稽之谈。
第三种说法似乎比较接近事情的真相。但问题是，“围绕上市公司所产生的一批利益群体”究竟是谁？是一大群人，还是那些关键的“少数”内部人？一个上市公司在一个地方影响的群体其实很小，而能够在上市公司相关操作中获益的人可能就更微乎其微。所以，所谓围绕上市公司所形成的地方性“利益群体”，仍然是一个十分夸大的说法。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真正与地方上市公司利益悠关的只有极少数人。说白了，他们就是那些掌握着上市公司命运的地方权贵集团。只有这些人，才能够真正从围绕上市公司的各种活动中，获得与他们所冒风险相称的巨大利益。毕竟，地方政府围绕上市公司所做的种种安排，不仅违规，而且经常有违法的嫌疑。没有巨大的个人利益的驱动，甘愿冒违法的风险去为当地的广大人民谋利益，这当然只能是欺人之谈。
很清楚，所谓“地方利益”不过是一个口号，一块并不高明的遮羞布，其中包裹的不过是地方权贵集团成员的个人私利。其违法的本质也根本不是地方政府的违法，而是少数权力阶级成员的违法。在这里，地方利益的合法性被彻底滥用了，它变成了权贵集团巧取豪夺的合法性。
如果我们对这个结论还有什么怀疑的话，“康赛事件”中涉案人员的身份可以加深我们的这种印象。康赛，湖北黄石的一家上市公司，在一系列造假和操纵内幕曝光后，已经成为官员和上市公司合谋的“典范”。在多年的欺诈活动中，这家公司牵涉的各级官员多达上百名。以下就是“康赛案”部分落水官员的清单 ：
姓名 徐鹏航
原职务 原国家经贸委副主任
所受处分 撤职，留党察看两年
犯罪事实 受贿康赛股票12．1万股，获利113万元。
姓名 吴文英
原职务 原中国纺织总会会长
所受处分 撤销全国政协常委资格，留党察看两年
犯罪事实 受贿10万股内部职工股，获利89万余元。
姓名 陈家杰
原职务 湖北省黄石市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正厅级）
所受处分 2000年1月28日被依法逮捕
犯罪事实 违规购买康赛原始股票５万股，获利35万元。
姓名 张维先
原职务 原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
所受处分 留党察看两年
犯罪事实 收受康赛内部职工股5000股。
姓名 贾虹
原职务 原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
所受处分 留党察看一年，降低一档职务工资和一级级别工资，职级降为正处级
犯罪事实 违规购买康赛内部职工股票１万股，从中获利４万元，并收受现金５万
这个名单虽然很不完整，但已经足够让我们看清，在所谓地方利益的名义下，从事上市公司非法欺诈活动的主要受益者究竟是些什么人。很显然，除了童施建和张建萍等少数几个原康赛公司高管人员外（从本质上说这些所谓企业高管大多数也仍然属于传统的行政系列），绝大部分都是本应该与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级官员。这些权力集团的成员才是各类证券欺诈案件的真正主角，但他们却与我们平时想象中那些手握重金、智慧超人的证券欺诈者的形象相去甚远。
同样的情形，我们也可以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另外一只出尽风头的股票上看到。环保股份，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只环保概念股票，自从1997年5月上市之后，股价持续走高。最高涨幅达到10倍左右，风头一时无两。但这个二级市场上的惊人暴利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原来，惊人暴利背后的业绩支持，完全是靠沈阳市政府不断的财政注入。沈阳市政府不仅为这家公司提供了巨大的财政补贴，而且还不断许诺注入所谓优质资产。这个“业绩”背景与环保股份二级市场的炒作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只有傻瓜才相信这不是操纵。但又有谁能够动用市政府的公共资产来进行股票操纵呢？答案再明朗不过了：沈阳市的政府官员，是能够掌握沈阳市国有资产命运的政府官员。“慕马案”（原沈阳市市委书记慕绥新、市长马向东腐败大案）曝光后披露的部分事实将环保股份的股票操纵直接与地方权力集团的腐败联系在一起。据报道，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就收受过100万股环保股份的。很容易推论，在环保股份的操纵中获利的决不是贾桂娥一人。
与所有股票操纵有相同的特征，环保股份也有大量内部职工股。经过反复送配，到这批职工股上市的时候，其数量已经达到4914万股，持有者的获利达到几十倍。很有可能，环保股份的连续多年的市场操纵就是冲着这一批职工股上市来的。
慕绥新、马向东两位大人物在位的时候，环保股份几乎每年都有大笔财政补贴进账，业绩也随之突飞猛进，“慕马案”的爆发，却一夜之间断送了环保股份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幸福生活”，也终止了环保股份的成长神话。一个上市公司的兴衰与一批地方官员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只能证明，环保股份的幕后庄家实际上就是沈阳市的一小撮权贵。正是这批人，在环保股份的操纵中轻易获得了普通投资者不敢想象的无风险利润。显然，地方权贵集团在“康赛”与“环保股份”的股票操纵中所显露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孤立的个案，而是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在中国证券市场十余年的发展中，地方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政府推动”模式（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权力推动”模式）在逻辑上是自洽的。相应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也从本质上带有“官商勾结”的陈。遗憾的是，在（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更有戏剧性的冲突中，这个更加具有基础性的制度问题被彻底遗忘了。从表面上看，及至1999年“519”行情之前，中央政府一直扮演着某种规范和防范风险的角色，这很容易使人们将中央政府的博弈对手简单的想象为某种民间自发的力量，但事实并非如此。除了最初阶段，民间的自发力量起到主要推动作用以外，中国证券市场始终是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尽情舞蹈的是在改革中毫发未损的行政权力，而决不是新生的民间或民间资本。民间或民间资本的参与，不过是这一出传统剧目的新道具。“政治权力”的导演们意图通过这种别致的方式告诉我们：看，这是一场全新的历史演出，赶快参与吧，你也有机会！
但主角就是主角，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资本游戏中，民间及民间资本扮演的只能是配角和牺牲的角色。这种权力的独角戏，在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反复的重组中，其性质会呈现得更加清楚。
重组之“利”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最有号召力的题材恐怕就是资产重组了。在网络、绩优、成长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概念黯然失色之后，资产重组的魅力依旧长盛不衰。无论是在牛市还是在熊市，资产重组都是二级市场上最重要的暴利来源。而这其中，地方政府的“积极介入”可以说居功之伟。
坐庄，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远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如果坐庄仅仅是一个二级市场收集筹码然后高位抛出筹码的过程，那任何一个资本雄厚者都可以轻易做到。所有的人都知道，吸纳筹码容易，而高位抛出筹码兑现赢利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除非在大牛市中，没有“盘”外的一系列条件的配合，出货将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种困难，在资产重组题材的炒作中，表现得格外突出，因为它牵涉到优质资产的注入。有意思的是，恰恰在这个最关键的“盘”外环节上，地方政府总是挺身而出，拔刀相助。这种离奇的案例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简直不胜枚举，其泛滥和简单重复的程度让人窒息。但为了准确地刻画地方政府的庄家形象，我们还是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实例来解读。
华信股份（000765），原六渡桥，早在其1997年11月上市前就已经是一堆垃圾。不仅职工工资无法按时领取，还拖欠职工集资款数千万元。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商业企业，还拖欠着供货商的大量货款，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职工经常为工资及集资款闹事。
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出场重组了，其旗号是如此冠冕堂皇：为了当地社会“稳定”的大局，为了当地政府的“形象”（如果真是对地方政府的形象很在意，六渡桥大概就上不了市了，所以，这个借口才显得尤为滑稽）。于是，1998年6月武汉市政府一纸批文，就为了六渡桥找来一个名头颇有点想象力的大股东，武汉市华中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对于具有无上权威的当地政府而言，这样的操作只需要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即可。注意，当这个所谓的“重组”紧锣密鼓的时候，六渡桥在二级市场的价格正在接近上市之后的最低价，而且密集放量。很清楚，庄家已经开始进场建仓。
然后，必然要出现的奇迹出现了，在经过魔术式的一系列关联交易，六渡桥的业绩在短短半年之内就由每股收益0.04元“超常规”地跳升至0.4元。不出意外，其股票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到2000年2月达到接近40元的历史峰位，如果算上这其间的送配，庄家获利之巨大可想而知。随着庄家的获利出局，华信股份的业绩也复归其改名前的困窘境地，其2001年报所显示的每股收益为3分钱，又一次接近亏损边缘。这不是重组失败的迹象，而是操纵完结的明确信号。
一次惊心策划的重组操纵就这样完成了，一切都配合得如此完美，而其重组的真正目的也已经赤裸裸地体现在六渡桥二级市场巨大的涨幅上。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将操纵二级市场的巨大收益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大部分人可能已经对这个疑问麻木不仁，所以我们就更有必要重复那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谁重组谁受益，既然是权力主导的重组操纵，当然是一切收益归“权力”。
有媒体指控，在六渡桥的整个重组过程中，当地政府并没有注入什么优质资产，完全是通过关联交易和报表重组来取得业绩增长的，其勾结当地国有公司和中介机构的手法与所有的重组丑闻如出一辙。可笑的是，有著名的评估机构竟然将华信股份排在了中国上市公司100强的第40位，成为湖北上市公司中效益最好的一个。这位记者最后悲叹道：“华信神话”真是越来越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
如果说华信股份的重组操纵还有点偷偷摸摸的话，湖北另外一个地方政府对ST猴王的操纵则完全是明目张胆的。在宜昌市政府通过国有大股东从股市中无偿吸走了13亿巨款之后，ST猴王已经成了一个负债累累的黑洞。因为其金额巨大，手段凶狠，ST猴王一时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大股东掠夺上市公司最有名的案例之一。然而，就在大股东金蝉脱壳，宣布破产不多久，宜昌市政府却开始突然关心起还有些利用价值的上市公司ST猴王来了，不仅通过承担债务和解除担保的形式“慷慨”地为上市公司注入资金4亿元，而且还找来一家新的大股东上海国策。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慷慨”，说不出理由的慷慨背后就必然有某种不为人知的东西。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宜昌市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们至少知道，这肯定不是真正为了挽救公司。因为以ST猴王的高达“—2．28元”的净资产及其他糟糕透顶的财务状况，它不仅不值得挽救，而且简直就是一个火坑。即便是国有资产，如果没有其他利益的驱动，这种“慷慨”的资产注入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过，与所有股票重组后的表现一样，ST猴王在二级市场的价格从2000年4月份的5块多涨到了7月份的8块多，其起动日期几乎与地方政府“注资”的消息同步。我们不知道谁从这个“消息”中获利了，但可以肯定有人获利了。只不过，ST猴王的摊子实在太滥，这次操纵好像并不太成功。但4亿元的国有资产则铁定打了水漂。
对此类重组过于认真的人注定是要失望的。《大众证券》记者后来的调查证明，曾经为ST猴王重组带来无限想象力的新任大股东，上海国策公司，本身也只是一堆废铜烂铁。它与ST猴王的姻缘不过是中国股市上一出了无新意的双簧。
在上面的决不鲜见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的重组与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走势配合几近“完美”，其策划的周密性已经将地方政府隐秘的庄家形象清晰地呈现出来。地方政府（实际上地方权贵集团）以公共政策的名义，向上市公司注入公共资产，并通过股票市场合法的私有制形式，将公共资产据为己有。这是一个被操纵的“公私”循环过程。公共资产的最后接收者，正是公共资产的“赠送者”，毫无疑问，他们是同一种人。在这里，重组是外壳，是权力集团化公为私的又一个新式武器。
这种抢劫行为如此野蛮，以至于根本无须顾忌普通中国人的基本智力。因为它唯一相信的，就是权力的力量。这种丑陋的信仰，在ST黄河科的精彩表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熟悉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投资者都知道，ST黄河科是中国资格最老的亏损公司，也是反复重组次数最多的公司。从某种意义上说，ST黄河科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重组史。它在中国证券市场上顽强存在，既反映了中国改革背景中传统国有经济的逐渐衰落，也更深刻的体现了在同一背景中中国权贵经济强有力的崛起。此消彼长，无非一个“权”字。
ST黄河科（现已改名为陕西广电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广电网络），作为一家传统的国有企业，上市一年后即开始出现重大亏损。在经历了95年和96年连续两年的亏损后，ST黄河科开始进行第一次资产重组。这个时间是1996年8月22日，在这一天，公司发布公告，称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决定成立长岭黄河集团公司。由其辖下的另外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长岭机器厂持有黄河科的大部分股份，涉及金额超过四亿元。看得出来，这个时候的重组依然是最老套的政府拉郎配形式，地方政府的重组目的还是以解决当地国有企业的实际困难及维护当地的社会稳定为主。虽然如此，但其股票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却在消息公布后的四个月内翻番。由于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的重组炒做之风仍属开始，我们宁愿相信当地政府仍然没有将资产重组与二级市场的暴利周密地联系起来，或者说二级市场上的庄家与当地政府的合谋仍然很“生疏”。
然而，这种以短期效应为主的重组必然是好景不长。在连续两年微利之后，1999年上半年公司旋又陷入亏损。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又一次出面，不仅为ST黄河科专门召开了省长办公会议，并采取各种行政措施为ST黄河科增收减负。最能显示地方政府魄力的是：省政府竟然命令省财政厅一次性购买ST黄河科3000万元多媒体产品，美其名曰政府采购。真不知道，省政府买这么多多媒体产品干什么？不明底细的人肯定会以为陕西省政府要当多媒体的经销商了。但这一次政府出面重组的目的可就不那么单纯了。在ST黄河科的K线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00年4月份当ST黄河科报出1999年度“漂亮”的年报时，其股票价格已经一飞冲天，达到其上市之后的最高价格18元左右。鉴于“519”之后，中国权力资本对股票市场的操纵已经在事实上名正言顺，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这是一次策划周密、配合默契的操纵。这个特征也可以从市场主力在建仓拉高的时机上明确地判断出来。
不过，只要权力资本的胃口没有被彻底满足，ST黄河科就还会是一个相当有利用价值的工具，ST黄河科的“洗钱”故事就不会完结。果然，在2000年度，ST黄河科又一次让人啼笑皆非地亏损了。但这种亏损对于操纵者来说，则绝对是又一轮操纵的崭新机会——它们可以借此低价吸筹，开始新一轮规模更加宏大的洗钱运动，颇有一点将洗钱进行到底的豪气。
最新一次合谋操纵的结果是：2001年10月，在当地政府的鼎力“扶持”下，ST黄河科变成了证券市场上最有垄断利润因而也最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传媒股，几乎在同时，ST黄河科的股票价格逆市而动，创造了大熊市中最耀眼的奇迹，从9元左右一直上涨到24元。如果不知内情，庄家又岂能有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涉及如此巨量国有资产置换的知情人又能是哪些人呢？最庸常的头脑也能想到，但却没有任何人有能力阻止。
令人感叹的是，在市场黑幕不断，投资者对庄家一片喊打的背景下，人们曾经一致认为：ST黄河科肯定要退市了，它再也无法创造耸人听闻的市场“奇迹”了。但结果却又一次侮辱了那些对市场规则抱有最后一丝期望的人们。可以肯定，只要躲在庄家背后的制度背景不改变，ST黄河科就还会创造人间奇迹。
从ST黄河科的重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重组有一个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利用的过程，这其实也反映了中国权力资本在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自觉”的过程。在国有经济轰然倒塌的历史噪音中，权力资本也悄然长大为一个可以四处出击的庞然大物。ST黄河科最新一次重组的实践表明，中国权力资本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国有企业最核心的垄断部门。他们已然有能力将最后这块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资产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中国经济的“资产重组”运动（远不止限于证券市场）如火如荼，ST黄河科为我们揭示了这一“革命”的最新特征和最新进展。
让人绝望的是，在这个广泛蔓延于中国各级政府，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分赃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几乎所有著名高校争先恐后的参与。在利益面前，这些自诩为“良知”与“精英”的斯文人群体，露出了它们一直隶属的那个权力差序体系的本性，现在人们明白了，他们与所有其他的权力分利集团毫无二致。有时候，他们的面目甚至比那些传统官僚更为可憎。这种面目，我们已经在深安达、ST海洋等一系列的所谓高校或科技概念的重组操纵中，看得清清楚楚。在这一系列让人大倒胃口的操纵中，中国的著名高校以一种厚颜无耻的“高贵姿态”展示了他们高明的骗术。我承认，在一个骗子横行的文化中，我们令人尊敬的高等学府并不比其他骗子更应该受到指责。但所有的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高校，它们以前是，今天就更加是行政权力体系的一部分，无论是在作为群体的道德上，还是作为企业的盈利能力上，他们丝毫也不比其他人更高。如果说地方政府在重组操纵中使用的是不容抗拒的行政命令的话，那么在有诸如北大，清华等名校参与的与地方政府合谋的操纵中，则更多地使用了“话语霸权”或知识权力。在中国，这两种权力派生于同一个极权子宫，是天生的孪生兄弟，其密切合作也是必然的。但我们必须了解，这种联合起来的洗劫力量将是空前和致命的。
到此，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地方政府在资产重组游戏中所进行的资源循环和分配过程了。这个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向已经被掏空的上市公司注入外部公共资源，在二级市场上制造炒做题材。通过对股票的操纵，内幕人士从市场内部的投资者手中吸取资源，与此同时，通过增发或者配股将证券市场内部投资者的资源进一步集中到上市公司，然后通过行政权力再一次将上市公司掏空，开始新一轮循环。只要权力不受到硬约束，这个过程是可以无限循环的。不要以为这个循环是一个无聊的把戏，每一次循环中都会有人大获其利。这也是地方政府对这个看上去非常不经济的游戏为什么如此热衷的真实原因。而这个游戏的关键之处在于，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地方公共财政资源、地方的金融资源拥有不容挑战的垄断权力（当然，在坐庄的过程中，它们还必须经常借助于其它权力的配合）。没有这一点，地方政府的这套循环游戏就无法玩下去。有些人经常将地方政府的超乎寻常的重组热情归结为它们对“壳”资源的珍惜，但他们从来就不问：在那些重组对地方政府本身的利益来说明显意味着赔本的时候，地方政府为什么还对保护“壳”资源如此上心？答案非常清楚，只有保住了“壳”资源，才能保住继续操纵的工具；而只要有操纵，内部人就会获利。哪怕这种利润与公共资源的投入再不相称，这种操纵对内部人也是值得的。所以，循环次数越多，内部人获利的机会也就越多，证券市场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就越向操纵者个人手上集中。这也是为什么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对重组乐此不疲的原因。股票二级市场并不创造财富，操纵者个人手中的财富多一点，分配于其他人手中的财富就少一点，地方政府主导的重组对全社会的财富分配格局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或许，股市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彻底枯竭之时，就是这个再分配游戏完结之际。
无论重组被人们赋予多么深远的产权革命意义，在当今中国证券市场，它的功能也只能从属于权力阶级的意志。这就是被形式遮蔽的真内容。
上海PT别样红
在所有政府主导的资产重组炒作中，上海市政府的表现尤其值得记载。
2002年４月，当中国股市服过管理层开出的几剂猛烈补药，又一次陷入心力衰竭的时候，上海股市突然走出了一列骄傲的队形。这就是以白猫股份、商业网点、都市股份所构成的上海PT板块。
这几家曾经代表中国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典型，在经过上海市政府的精心“调养”之后，再度咸鱼翻身。不过，它们重新出场的典礼实在过于隆重。在摘帽复牌之后，这三家股票的价格在短短的的几个交易日里全部翻番。如以其在PT期间的最低价格计算，其复牌后的涨幅最低也在5倍之上。其中都市股份的累计涨幅接近十倍，并创造了连续三十个涨停板的中国股市之最高纪录。在监管风声日紧的2002年，这三只股票经典的庄股走势，不啻于对监管当局的一种巨大的嘲笑。
惊叹之余，人们不禁要问，上海的PT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置沸腾的民意与市场发展的潮流于不顾？
的确，在上海市政府看来，它有太多特殊的理由来挽救它的上市公司。因为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而且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更是中国向外国投资者表明开放姿态的样板城市。虽然所有这一切都不构成上海市政府凌驾于市场规则之上的任何理由，但作为一个在中国政治格局中权重极大的地方诸侯，上海市政府是无须顾忌这种物议的。对于上海来说，形象就是一切，其他的都是小节，哪怕这种小节上的失误会贻害无穷。
在中国证券市场中，一直有一种说法：上海的上市公司比较规范。意思是说，上海的上市公司不太愿意与庄家配合炒作。但这几只股票的走势，对这种说法无疑是一种讽刺。所有的人都能看出，这几只著名的PT股票在资产重组期间，不仅有庄，而且有大庄。庄家在整个炒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充分显示了他们对基本面情况的了如指掌。换句话说，庄家的炒作与这几家公司基本面的变化配合得相当紧密。虽然没有证据说，重组者即是庄家，但作为内幕知情人的重组主导者却有最大的庄家嫌疑，这是毫无疑问的。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上海的上市公司比较规范，不如说上海上市公司在炒作中的保密工夫更到家。这些重组股票的走势已经将价格操纵的本质清楚地呈现出来，对于这一点，作为资产重组主导者的上海相关行政部门自然难脱干系。
作为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中有特殊意义的城市，上海市由行政主导的大规模资产重组表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点。举其要者，大致有二。
更强大的政府干预。
1997年，上海市政府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第一家专事资产重组的政府机构——上海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领导小组。我们无法确知这个领导小组的行政级别，但从上海这几年资产重组所动用的资源来看，这个名称怪诞的政府机构能量着实不小。与其他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零敲碎打的重组不同，上海市政府一开始便“高屋建瓴”地成立了政府班子，统一策划和推动上海市上市公司的重组。按照这个领导小组最近披露的消息，在上海市所属的115家上市公司中，已经有大约四分之三进行了重组。谁都知道，公司重组本是市场主体之间的自愿行为，政府主导的“重组”本质上已经不能叫重组，最多只能叫行政性的资源调配，用民间的话来讲就是所谓的拉郎配，是不可能有什么效率的。这与行政性的推荐上市没有任何区别，更是对资产重组本应该具有的市场精神的一种讽刺。但有意思的是，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要抢其他地方政府的风头，上海竟然将这种对市场赤裸裸的干预当作自己的又一项创新来加以夸耀，甚至还煞有介事地总结出一系列的所谓经验，实在是让人瞠目结舌。上海市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曾经表示：上海将加快推进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充分发挥证券市场资产重组的功能。然而，在强大的政府干预下所进行的资产重组，能够发挥证券市场资产重组的功能吗？结论可能恰恰相反，它只能进一步加强政府的行政干预功能，破坏证券市场的市场配置功能。让人奇怪的是，在越来越被赋予中国改革和开放象征意义的上海，竟然对如此低级的逻辑错误熟视无睹。这不能不让我们对掩盖在上海轰轰烈烈的资产重组表象下的精神实质表示深刻的怀疑。这种明显有逻辑错误的资产重组，与其说是一种创新，不如说是对证券市场的一种嘲笑。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一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行动逻辑：只要目的正确，手段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种陈规陋习在上海的资产重组过程表现得相当充分。
上海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的第二个特点是，重组参与方几乎都是国有公司，或者更确切说都是有政府背景的国有投资或控股公司。以2001年末上海三家突击重组的公司为例。重组联华合纤（600617）的是上海国际集团与上海纺织控股公司。其中新的第一大股东上海国际是授权经营上海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的资产经营机构，注册资本达到50亿。其旗下的多家金融机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超大型的金融垄断集团。与联华合纤几乎同时被重组的是浦东不锈（600748），其新任大股东是上实集团——上海市政府属下的另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其旗下的窗口企业上实控股在香港红筹股中相当知名。第三家重组企业英雄股份（600844）的新任大股东是上海农业投资公司。不用问，这又是一家属于上海市政府的投资公司。
从现有的资料看，上海这几年所进行的资产重组中，这种国有资产从左手到右手的特征非常明显。这既是政府主导型的资产重组的一个必然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雄厚的“国有经济”实力。换一个穷一点的地方政府，国有经济资源可能早就被“重组”完了。这大概也正是上海市政府在资本市场中的政绩比其他地方政府更加突出的根本原因。但很明显，这一点都不能说明上海的领导比其它地方的更高明，而只能说明上海地方政府比其他的地方政府更有本钱错配经济资源。因为，国有企业的长期经验以及资本市场上不长的重组经验都表明，这些新注入的国有资产迟早会被又一次消耗完毕。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上海市主管部门今天就没有必要对其所属的上市公司进行这种换血式的资产重组了。上海市政府一直表示，要让上海本地上市公司的业绩处于中上游水平。大规模的行政性重组大概就是他们兑现这种诺言的主要手段。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绩表现方式，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中一点都不鲜见。上海市政府不过是凭借其更加丰沛的经济资源将这种手法更加发扬光大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掩藏在上海更加丰沛的国有经济资源之后的，是上海更加贫乏的市场经济精神，是上海相关部门更加强大的行政干预惯性。在证券市场对政府干预的一片喊打声中，上海如此明火执仗的行政干预却很少受到人们的谴责，甚至将其作为资产重组的成功模式加以推崇，又岂非咄咄怪事？
深究下来，上海由行政部门所主导的资产重组虽然具有同样甚至更变本加厉的行政干预本质，但却具有某种与众不同的诱惑性。这就是所谓的实质性重组。
出于对泛滥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虚假重组的厌恶，投资者对那些有优良资产注入的实质重组感激涕零。上海上市公司的重组大多具有这种业绩提高的表面特征，虽然这种业绩提高注定也是短暂的。这大概也是人们较少对上海资产重组提出抨击的原因。虽然这种重组在短期内对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有利，但它所耗费的社会成本与其他类型的重组并无二致。以上面我们提到的三家PT股票为例，仅仅PT农商社一家就赖掉银行资金4．08亿，加上作为大股东无偿赠与的价值３．66亿元的土地和１．93亿现金，在挽救PT农商社的过程中，共消耗国有资产9亿多元。换句话说，除了赖掉的4亿元银行资金之外，上海行政部门又从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库中私下掏出了5亿多元给PT农商社的现有股东。慷全体纳税人之慨以维护一个地方的所谓形象，于理于法都站不住脚。请记住，上海行政部门只是这部分国有资产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它根本就无权将这部分资产按照地方政府的意愿甚至是个别地方领导人的意愿来处置。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资产重组并不仅仅是国有资产的简单搬家，而是国有资产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被送给了二级市场上的庄家。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种慷慨奉送的主要受益者是PT农商社的现有股东，包括国有股东和流通股东，但实际上，最大的受益者却是在二级市场上潜伏已久的庄家。按PT农商社的流通股本1638万股计算，其在重组后流通市值最高增加约4．5亿元，以保守的估计，庄家在PT农商社的重组炒做中至少获利上亿元。而这笔盈利，以PT 农商社现有的盈利能力恐怕一辈子的经营都赚不回来。当然，这并不是全体纳税人为重组PT农商社所付出的全部代价，因为在恢复了融资能力之后，PT农商社马上就会以“都市股份”的名义张开它圈钱的血盆大口。只要这个重组的游戏还能继续玩下去，光一个PT农商社就可以成为无止境吞噬社会资源的巨大黑洞。容易想象的是，从四面八方汇聚到PT农商社中的资金并不会从地球上平白无故地消逝掉，只不过它已经换了主人。由名义上属于全体公民的资产、投资者的资产，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可笑的是，在中国，这只手往往是法律与正义的化身)，变成了庄家的钱、少数内幕人士的钱。用9亿元的公共资金换来内部人在二级市场上几亿元的私人利润，这就是PT农商社告诉我们的有关重组的本质。对于重组来说，只要这一个本质的目的能够达到，重组就值得进行，而那个被重组的企业是不是能够继续活下去，并不是重组者需要关注的目标。在绝大部分多数情况下，等待这个国有企业的命运是再一次被重组。在现在谈论的这个案例中，我们指的是都市股份。但愿我们不会不幸而言中。不过，中国证券市场上诸多国有企业反复重组的例子已经为我们提示了这种可能性。同样一部烧钱机器，放到氧气充足的中国证券市场上来，只会燃烧得更加猛烈。将重组限制在国有资产之间，固然可以避开国有资产流失的指责，但它却是国有资产一种更加隐蔽的流失形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上海的资产重组，虽然表现出了了某种不同的特点，但其烧钱与洗钱的本质与其他地方上市公司没有任何两样。而就其重组过程中所无偿动用的公共资源的巨大规模以及局限于国有资产之间的封闭性来看，上海的资产重组更是一个负面的典型。因为它建立在社会隐性成本基础上的业绩提高不仅强化了政府干预的合法性，而且也更加加强了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进一步垄断。上海市主管资产重组的负责人曾经得意地夸耀：“上海本地上市公司的总资产约4000亿元，其中净资产1500亿元，国有股所占资产不到500亿元。通过战略调整，国有资产以持有三分之一的净资产，调控了4000亿元的上市公司资产。”好一个战略调整，不调整不要紧，一调整社会资源更加向政府手上集中了。“调控”当然是客气的话，其实质则在于控制。如果上海的资产重组真有什么创新的话，其创新之处正在于：行政部门学会了用资本市场的手段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源。这毋宁说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复辟更加贴切。
我们尤其要指出的是，在资产重组期间，上海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上的表现具有所有内幕交易的一般特征。这一点我们在PT农商社、凌桥股份等一系列的股票炒作中看得非常清楚。我们不做赘述，留待有心人一一查证。
在中国的股市上，除非遇到所谓监管运动，坐庄本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无须遮遮掩掩，但上海主管部门却为它的资产重组炒作披上了种种堂皇的外衣。什么“借资本市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了，什么“五个结合”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与其他地方政府在资产重组炒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鲁莽相比，我们真不知道上海在这方面究竟是更加聪明还是更加虚伪。但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上海相关行政部门比其他地方更加善于从政治的高度来理解经济，更善于用时髦的口号来包装其同样令人不屑的动机。就对新术语、新口号的学习和运用速度而言，上海行政管理部门的水平的确胜人一筹。不过，炒作就是炒作，伪装应该剥去。对于上海与众不同的资产重组，我们应该抱有同样清醒的认识。
其实，作为中国计划经济的第一重镇，在行政这个层面上，上海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精神成就。那些高楼大厦所显示的，更多的是上海的政治地位和地缘经济优势。在发现上海陆家嘴地区许多企业都是由政府控股的事实之后，一位非常深刻的华裔经济学家轻蔑地断言，上海的模式完全不值得效仿，因为它根本不可能长久。这种判断在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那里得到了敏锐的回应。她说，上海甚至比北京更保守。透过那些眩目的表象，这两位智者都看到了上海经济增长中的那种强烈的计划经济的精神气质。但愿，我们上面有关上海资产重组非常粗略的论述，能够为这些论点提供一些新的证据和视角。(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