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4日讯】 1) 无言不代表沉默 沉默预示着爆发
16年前，中国经历了一个黑暗的6月。
解放军在北京街头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大开杀戒，随后，政府更在全国范围内镇压曾参与反腐败运动的民众。至今无人知，当年，到底有多少人惨死在解放军的枪口下，又有多少人被投入监牢。没人知道，16年后的今天，到底还有多少人仍在铁窗内因16年前参与那场全民反腐败运动而坐牢。不过有一点却很清楚，那就是，从89年以后，6月便成了镇压者的恶梦。16年来，当权者使出各种手段试图抹去恶梦带给他们的恐惧和羞耻。他们收买无耻文人篡改历史，他们放手让各地贪官污吏利用手中权利获取金钱财富，他们在阻挡民主法制理念进入中国的同时，却为黄、赌、毒大开方便之门。以至16年后的今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无官不贪，社会道德沦丧，为国家的未来担忧负责的人要遭牢狱之灾的魔界鬼域。
今天，当我们中国的当权者们义正词严的谴责日本政府颠倒黑白篡改二战侵略史，荼毒下一代日本人民的同时，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片刻都没想过，正是他们，一直在强迫中国人民遗忘自己的军队残杀自己人民的历史事实，一直在干着跟日本政府一样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的勾当。所不同的是，日本政府要日本人民忘记的，是日本军队对别国人民的屠杀，而我们中国政府要中国人民遗忘的，却是自己的军队对自己人民的屠杀。
当然，在现实生活的压力和政府的高压下，民众选择遗忘并不出奇。这是人性的弱点，我们应该面对。但问题是，当权者们在逼迫人民遗忘他们曾经犯下的历史罪行的同时，却又在加倍制造着新罪恶，在逼迫人们遗忘历史伤口的同时，却又在不断制造新的创伤。对普通人来说，就算是在生活的压力下真的遗忘了过去，就算是16年前在天安门和北京城到底有多少人被杀害已经不重要了的话，但是，对于每天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因政府腐败和不作为而直接或间接被害的人，包括我们的亲人，却是不会无动于衷的。
去年11月28日，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遇难的166名矿工，直接死于政府官员的腐败贪婪，今年2月14日，辽宁阜矿集团海洲立井214名矿工遇难，也是直接死于政府官员的贪婪和不作为；刚刚发生在山西浦县和河北承德的瓦斯爆炸，同样与政府官员的腐败不作为有直接关系。再有，由于政府公共医疗政策的失败，使得多少退休下岗失业的工人有病看不起医生而死不瞑目？又有多少企业的工人因劳动条件恶劣而患上本来可以避免的职业病濒临死亡？其中又有多少工人明明患上了职业病，但政府举办的职业病防治机构却在收取老板贿赂之后，把职业病故意诊断为普通疾病，以致这些身患职业病的工人无法享受法定的工伤待遇，有些因为无钱医治而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由于各地政府执法不作为甚至贪赃枉法包庇从容企业老板，使得多少无辜的工人失去健康以至生命？另外，又多少学龄儿童因贫穷辍学为糊口而到完全没有安全保障的企业打工而致伤致残甚至致死呢？
一个罪恶的制度杀人于无形，是不一定用枪弹的！
不过， 16年中，虽然当权者在罪恶制度的庇护下更加变本加厉的残害人民，但是，受害者却不再沉默，16年间，全国各地农民工人的维权抗争不断，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在农村，四川汉源农民被强迫搬迁，但占地和搬迁赔偿款却被当地政府官员侵吞，农民们忍无可忍之下，数万人聚集到水坝工地阻止施工。虽然当地政府派出军警镇压，但面对不屈服部退缩的愤怒农民，政府最终不得不停止施工并承诺不落实赔偿不施工。在浙江，村民不堪忍受村边工厂污染水源而群起堵住厂门迫使企业停产，由于当地政府官员与企业之间有利益关系，政府派出军警驱赶村民，但是，为自己生存而抗争的村民却寸步不让，最终把军警堵截在村外束手无策；在广东、广西，乡镇政府为了捞钱大片变卖农民土地，以土地为生的农民们在失去土地又得不到合理赔偿的情况下，同样不再沉默起而抗争。
在城市，黑龙江大庆石油工人，湖北随州和陕西咸阳的纺织工人，辽宁省辽阳铁合金厂工人，广东深圳的电子厂和制鞋厂工人，山东、湖北、广西等地的教师，面对被拖欠工资、不合理解雇和恶劣的劳动条件，都不再沉默纷纷起来抗争。大庆5万名被强迫买断工龄的工人在持续3个多月的街头抗争之后，政府终于答应提高买断标准，并承诺优先聘用买断工龄职工子女就业。广东日资电子厂工人为了争取法定劳动时间和合理的工资报酬，更提出了组织工会的要求，遭厂方拒绝后工人罢工抗议，最终迫使老板允许工人组织工会。
16年过去了，经过了屈辱的沉默，经历了痛苦的挣扎，终于，无权者不再沉默，并从行动中克服了恐惧，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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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狱中工运人士名单
1) 杜红旗
杜红旗和妻子李廷英都是原重庆三三八厂的职工，该厂对外称“重庆明光仪器厂”，是生产各种火炮瞄准仪的军工厂。工厂破产后由另一企业接管，并拟转为生产民用仪器，包括杜红旗夫妇在内的700多名工人被迫失业。杜红旗夫妇在2003年9月组织了“工人维护权益会”，并组织了数次集体行动以要求厂方改善劳动条件。失业后，这个工人组织代表工人要求厂方向每名失业工人支付1万元的失业补偿金，并要求当地政府协助工人重新就业。杜、李二人于同年11月24日被公安部门拘留，12月8日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正式逮捕。据中国官方媒体《检察日报》报导，杜红旗于2004年10月18日被重庆市南岸区检察院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李廷英的刑期不详。
……………………………………………………………………………[3年][﹖年]
2) 高洪明
1998年1月，高洪明和查建国联名致信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建行，申请成立一个自治的工人组织 – “中国自由劳动者工会”。在一封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信中，高洪明主张：“中国的各级工会已经成为官僚机构，工会干部已经成为官僚，由此导致工会与工人之间的隔阂”。1999年初，因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党，高洪明和查建国被捕，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８月２日，高洪明被北京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1999年9月17日，北京市高级法院驳回其上诉。现高洪明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
……………………………………………………………………………………[8年]
3) 何朝辉
何朝辉原为郴州铁路局工人，1989年民运时出任“湖南省工人自治联合会”副主席，并与同年5月份组织了铁路工人罢工。1990年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何朝辉刑满释放后，于1997年至1998年间，在郴州地区组织了十几起工人示威和罢工行动，并向海外人权组织通报了有关工人行动的情况。据说，何还积极参与筹备一个支持“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的组织。1998 年4月，仅根据美国某大学教授寄给他的一张三百美元支票，当地公安部门就认定何朝辉“向海外组织提供有关湖南工人抗议行动的情报”而将其拘留，其后因证据不足而将其释放。1999年5月，何朝辉被捕并被控以“为境外组织非法提供情报”之“危害国家安全罪”，1999年8 月24日被判刑十年。
……………………………………………………………………………[4年+10年]
4) 胡明军
中国民主党四川党部负责人胡明君和工运部长王森，因在发生大规模工潮的四川达州青花钢铁总厂散发支持工运的传单和抗议书而于2001年4、5月间被捕。在2000年12月18日，大约1,000名该厂的工人因工厂拖欠工资而示威。了解到工人的情况后，胡、王二人遂与工人联系。胡明军，成都人，在2001年5月30日被捕；王，达州人，在2001年4月30日被捕。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胡明军、王森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2002年5月，胡明军结果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王森则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11年] [10年]
5) 胡石根
胡原任北京语言学院讲师，1991-1992年间，先后与其他工运、民运活跃人士创立“中国自由工会”、“中国自由民主党”。1992年5月，他与其他15名人仕被捕。胡被拘留两年后始被转送法院审理。他被控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首犯”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他将于2012年5月获释。
…………………………………………………………………………………[20年]
6) 孔君
孔君，女，42岁，和李信涛，男，52岁，两名为原烟台市华美服装有限公司的工人。因不满该公司在2002年破产后长期拖欠工人的最低生活工资和劳保。2004年7月，他们带领该公司的40多名工人多次到当地区、市政府和劳动部门上访，希望能在政府帮助下讨回公道。但他们的行动一直未得到任何结果。同年11月，李信涛被当地公安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刑事拘留至今(暂无法得知孔君何时被拘留)。2005年5月11日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已对孔、李的案件作出审判，孔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李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李信涛及孔君的家人准备提起上诉，但当地的律师无人敢接这个案子，目前其家人正在联系外地律师。
……………………………………………………………………………[2年] [5年]
7) 孔佑平
孔佑平曾为辽宁省的企业工会干部，但他对下岗工人的支持和对政府贪污的批评令他先后失去在工厂和工会的职位。孔佑平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党的辽宁省支部，于1999年被拘留，被沈阳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一年有期徒刑。此外，他组织成立独立工会及在网路上张贴批评政府官员贪污，呼吁平反六四，及要求释放网路作家刘荻的文章，于2004年9月16日与友人甯新华再被分别判处15年及12年的有期徒刑，具体的罪名不详。
………………………………………………………………………[1+15年] [12年]
8) 李旺阳
1989年因参与邵阳巿工人自治联合会和带领工人在民主运动中罢工而被捕，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判13年的有期徒刑。他于2000年6月出狱后，主要是他计划起诉关押他多年的湖南省第一监狱——在漫长的牢狱生涯?，李旺阳因被毒打及强迫劳动过度，而患上心脏病、视觉神经萎缩、颈椎及腰椎等多项疾病——并要求赔偿。他于2001年初以绝食作抗争，但公安拘捕。同年9月5日，邵阳巿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审讯李旺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判有期徒刑10年。
………………………………………………………………………………[13+10年]
9) 李信涛
服刑中，刑期五年。详细资料见6)孔君案。
……………………………………………………………………………………[5年]
10) 廖实华
廖实华原为湖南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湖南省中国民主党筹备组成员。1998年10月，他发动了一场工人抗议行动，要求清查厂领导的贪污问题，并要求厂方为退休、下岗工人提供医疗、房屋津贴。1999年6月10日﹐数百名来自湖南常德的下岗工人在省会长沙市省政府门前抗议示威﹐要求解决工作和生存问题。廖实华在现场发表“反腐败、要人权”的演讲后，被一不明身份者带走，随即被控以“煽动群众围攻国家机关”而被正式逮捕。1999年7月7日，廖实华被湖南省长沙市中级法院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和“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据悉，廖实华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源于其曾协助71岁的湖南大学的佟适冬教授筹建中国民主党，协助佟教授编辑中国异见人士的杂志《在野党》。佟适冬教授于1999年6月被捕，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根据来自“中美对话基金会”的资料，廖实华先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后可能在服刑期间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加刑3年。
……………………………………………………………………………………[7年]
11) 刘健
刘健及其同事刘智华为湖南省湘潭巿电机厂的工人，他们于1989年带领一千多名工人抗议政府暴力镇压民主运动。行动中，该工厂保安人员将一名示威者的手臂打断，被激怒的工人冲击了保安主管的家。刘健和刘智华于同年8月及10月被法院以“流氓罪”和“蓄意伤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当地政府从未公布任何有关刘建和刘智华参与暴力事件的证据。同工厂的另外两名工人 – 陈刚及彭实也被判无期徒刑，两人后获减刑并于2004年出狱。刘健现在被关押在湖南省第六监狱，至今未获减刑。
……………………………………………………………………………[无期徒刑]
12) 刘智华
此案详情见11)刘健案。
刘智华于1993年9月获减刑至15年有期徒刑，但是在1997年以“在狱中故意受伤”而被加刑5年，使其实际刑期位16年（自1997年1月至2013年1月）。2001年6月，刘智华再获减刑两年，现关押在湖南省第六监狱。
………………………………………………………………………[刑期共计22年]
13) 苗金红(音译：Miao Jinhong)
苗金红和倪夏飞(音译：Ni Xiafei)因带领一批在浙江省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堵塞铁路和冲击公安局于2000年10月被拘禁，其后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8年]
14) 倪夏飞(音译：Ni Xiafei)
详细资料见13)苗金红案。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8年]
15) 甯先华
详细资料见7)孔佑平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2年]
16) 邵良臣
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邵良臣为“山东省济南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的主要成员。他于1989年6月15日被公安带走，同年9月被济南中级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死刑，缓刑两年。其后，改判无期徒刑，后在1997，1998和2000年获得减刑。邵良臣现在关押在山东省微湖监狱，估计可于2007年11月获释。
………………………………………………………………………[刑期共计18年]
17) 王妙根
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王妙根是“上海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召集人。六四后，王妙根因参与“非法工人组织”被公安部门劳动教养两年半。1993年4月，因抗议公安部门对他多次的骚扰和殴打，王妙根在上海市龙门派出所门口自残。事发后，当地公安部门为了掩盖事实真象并阻止王妙根上告，将其强行送到市公安局所办的安康精神病医院长期关押至今。
………………………………………………………[2.5年+至今12年的强行关押]
18) 王森
详细资料见4)胡明军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0年]
19) 萧云良
萧云良原为辽宁省辽阳市铁合金厂工人。萧云良和姚福信于2002年3月以工人代表身份，带领2,000名铁合金厂下岗工人和15,000名其他五个工厂的下岗工人向当地政府请愿，要求调查厂领导贪污腐败问题、铁合金厂“破产”真相、发还拖欠工人的工资、退休金等。3月20日，萧云良被辽阳市公安部门以“涉嫌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秘密拘留，此后，公安部门指控其参与了中国民主党的活动。2003年6月，他被辽阳巿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服刑期间，他患有肺结核、胸膜炎、肝内胆管结石、主动脉硬化及肾囊肿等病。
……………………………………………………………………………………[4年]
20) 姚福信
2002年初，辽宁省辽阳市铁合金厂的领导强制工厂破产，并强迫工人投票支持。工人们随即成立了“辽阳巿破产失业职工工会筹委会”，选举姚福信为发言人，负责与政府的谈判工作。同年3月，姚福信和萧云良参与组织了辽阳市2万多工人的示威游行活动。3月20 日，姚福信被辽阳市公安部门以“涉嫌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秘密拘留。此后，公安部门指控姚曾参与中国民主党的活动。2003年6月，他被辽阳市中级法院“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自入狱后，姚患上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症。
在2002年11月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俊九称，姚福信被拘留并非其组织工人的抗议行动，而是因为他违反法律，实施了汽车炸弹的行为。在接受“中国劳工通讯”电话采访时，辽阳市总工会苏主席指出，上述对姚福信的指控完全是造谣，姚福信绝对不会参与这样的行动。
……………………………………………………………………………………[7年]
21) 杨建利
杨建利因1989年六四期间由美国返回中国声援民主运动而被中国公安部门列入禁止入境的名单。2002年4月，杨建利使用友人的护照进入中国，考察当时在东北沈阳、大庆和辽阳等地发生的大规模工潮。他于4月26日被拘留，28日被北京国家安全局正式逮捕。随后15个月一直被秘密关押，不许会见亲属，也不许律师介入，未获任何审讯，这段羁押期已经远远超过中国的法律规定。2004年5月13日，杨建利经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不公开审判，被以“间谍罪”和“非法入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5年]
22) 岳天祥
岳天祥原为甘肃省天水市运输公司司机，1995年下岗时被拖欠3个月的工资。当公司领导拒绝发还拖欠的工资和向下岗工人支付法定的生活津贴后，岳天祥和另一位下岗工人郭新民决定向天水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该仲裁委员会裁决，运输公司应当尽快为这两位工人安排工作岗位，但是遭到公司方面的拒绝。1999年1月，岳天祥与郭新民办了一份“中国工人观察”期刊，在这个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与劳工权益有关的文章，也揭露了他们所在公司的领导的贪污问题。他们还致信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中央政府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1998年末，在没有收到任何政府的回应后，他们将这封信转交给国际媒体。1999年1月，他们被天水市公安部门拘留，后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1999年6月7日，岳天祥被天水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将于2009年1月刑满。郭新民则在同时被判刑，1年后获释。
…………………………………………………………………………………[10年]
23) 查建国
详细资料见2)高洪明案。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
……………………………………………………………………………………[9年]
24) 张善光
张善光原为中学教师，因参与1989年的民主运动﹐组织“湖南省工人自治联合会”而获刑7年，在狱中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1998年初获释后，他曾接受海外几家媒体的采访，介绍了其家乡溆浦县下岗工人和农民游行示威事件，并筹组溆浦县“下岗工人权益保障会”。至1998年7月，已经有3百多名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和干部参加了这个维权组织。同年7月21日，公安拘捕了张善光，搜查了他的家并没收了全部有关“下岗工人权益保障会”的文件。张的妻子何雪竹受到公安人员的询问和威胁，并被要求与其离婚。张善光的支持者为其释放布遗余力，多次发出申诉文件甚至发动绝食行动。其中一封信写道：“张善光的工作肯定鼓励了湖南人和整个县的人去进行更大规模的行动，以争民主和自由。”1998年12月27日，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法院不公开审理此案，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为境外机构、组织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张有期徒刑10年。据了解，张现被关押于湖南省第一监狱，他的肺结核病加重了，健康极差。
………………………………………………………………………………[7+10年]
25) 赵常青
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赵常青因在陕西师范大学组织学生自治组织被关押4个半月。1997年，赵常青因竞选当地人大代表、公开批评中华全国总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利益而被捕。由于赵常青揭发当地选举公然违法和批评中华全国总工会对维护工人权利的无能，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并判刑三年。赵常青出狱后丢失了教师工作。2002年11月，赵常青在全国发起并联络了192名异议人士，共同签署了“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异议人士最大和最受关注的政治声音。在这封由赵常青起草，许多人参与讨论通过的公开信中，他们提出六项政治要求，当中包括平反六四和要求民主公开的选举。2002年12月，他被公安拘捕，期后被西安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4.5月+3年+5年]
26) 朱芳鸣
1989年时，当时28岁的朱芳鸣是衡阳巿面粉厂的工人，同时亦是衡阳巿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副主席。民运期间，他组织工人到巿政府门外示威。六四镇压后，他带领工人到巿公安局要求当局公平对待六四事件。他于6月11日被捕，同时12月以“流氓罪”入罪，而被判终身监禁。
……………………………………………………………………………[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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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获释的劳工律师许健的访谈
编者按：2004年11月底，许健，一名因协助工人维权而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劳工律师离开了中国。“中国劳工通讯”和“中国人权”一起采访了他，让我们听听这把曾被囚禁者的正义声音。
当律师时的一些经历
记者：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因为什么进了监狱？他们说你有什么罪名，把你关起来？还有，你是什么时候被关押到赤峰监狱的？
许健：在1998到1999年之间我做律师的时候，工人下岗的比较多，他们原来的企业改制，有很多都破产了，造成工人生活困难，还有权利被侵害。很多工人找到我，要我提供一些法律的帮助。所以，我就回应国家的要求，为工人提供一些帮助，告诉（他们）法律授予他们哪些权力，他们应当得到（哪些）法律上给予的保护和权利。这样就很多工人找到我。在这期间，有一次内蒙（第）二机（械制造）厂的一些工人找到我，他们被拖欠工资，拖欠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的工资吧。他们问我怎样办？我说通过法律可以（解决），我说法律有明确规定，《劳动法》规定工资不能拖欠。工人们当时比较愤怒，找到（厂）领导，领导就找到我，说：“你是谁？你凭什么可以说这件事？”，并且警告我：“你不能说这件事”。后来这件事影响挺大，我们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叫…好像叫…我现在已经好长时间了…五、六年了…叫刘树芬(音译)，这个刘树芬…这个主任找我，要我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后来司法局局长也找我，这个局长姓什么是可以回忆起来的，他后来调到包头市一个区当人大代表。他也找我，说不能为工人说这件事情。这局长还是不错的，他告诉我是上头…市政府市长、副市长，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人找到司! 法局，让他告诉我不能告诉工人这些权利。市长并且要我写一份检查，认句错，就说告诉工人们这些权利和义务(是错的)，要求我做检查。我不愿做，（但是）不做不行，不然你不能工作（当律师）。后来被我被逼无奈写了一份，他们拿检查一看，就说我不认真，（检查）不深刻，还要我写了第二份。后来他看过这份检查，说行了，觉得还是不错的，也都替我说了话。按照大陆的政策，就是过了关了。
在98年末的时候，王有才的妻子和她的朋友来找我，要我帮助他们，（为王有才）辩护，(因为他们)在当地请律师很困难。在这段期间，也接到(民主党创办人)徐文立发来一些信柬，是关于推进中国民主的一些信柬。在(1998年)11月份，我记得是11月份，接到他们邀请之后，我去律师事务所办手续。因为做一个刑事辩护，必须由律师事务所出具一个手续，一个致法院的函。我的律师事务所不给我出具，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是财务整顿，还是什么的。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的电话被窃听，安全局(要求律师事务所)不能为我办理这个手续。这时后来律师事务所主任告诉我的，说这个手续?对不能办理。这都是后话了。当时我们所?的律师都很吃惊，认为这不可能，因为（律师）是有辩护的权利嘛，这个手续只要交了费用，有了委托书，这个手续就能够被办理了。后来我找到了当初跟我不错的一个朋友，他在另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问他的律师事务所能不能接这个案子？我可以做副辩护或是其他代理人。他听了以后说：“可以！”。可能当时我的电话被窃听了，安全局都知道，当天我记得好像是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我们打的到沙河镇(他的办公室)。去了以后发现办公室的门锁全都被破坏了，打不开门了。? 嵝茖S办法，就花钱雇了一些师傅，请了一些工人，破坏性地打开了门，办了委托书。然后，我们就去了杭州，去了杭州去辩护。我的朋友到那个时候有些害怕，他说：“哎呀！这种事很危险，这一下完了。”他要我别再搞了，他害怕了，那我就知道没办法了，我们就回包头了。后来司法局找过他，内部跟他谈话，他告诉我说司法局局长都找过他。知道我们去杭州以后，司法局局长领的人从包头也追到杭州去。这趟就是跟他谈话，也许在危险之下挺听话，就跟政府合作了吧。我回来以后(司法局)也找过我，说：“你不要胡闹了，好好干你这律师就得了。”我说我不明白什么叫胡闹，不太明白；我说我是律师，所做的都是正当的，怎么叫胡闹？我不明白。后来他们说我顽固不化。
(在每年注册律师资格时)我都会遇到麻烦，说你别当这个律师，当时司法局要我别当注册律师了，他们说：“你干脆别干这个了，如果这样下去，当这注册律师你会出事的。”我说我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都是法律框架之内的事情。后来在我一再坚持的情况下，最后他们还是让我注册了，但一再警告我会出事的。
秘密拘禁的过程
许健：1999年12月，广州一间律师事务所和我签了一个不错的劳动合同。12月30日晚，大约晚上十点半吧，我在广州的省建招待所被广东省国家安全局抓了，他们说：“走吧！跟我们走吧！”，就这样把我带到天河宾馆，他们问我来广州干什么？
记者：他们是公安局的？
许健：他们是国家安全局的。我说我是来找这个律师事务所安排工作的，又把劳动合同给他们看。他们又问我在这?搞些什么，有什么活动。当时他们在我身上搜出了六万多元港币，问我这钱哪里来的？我说：“这钱是我自己的，一不是我贪污的，二不是我偷的，我没有义务告诉你们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又问我为什么带港币？我说广东到处都是港币，港币在酒店可以随便兑换，我说我没有义务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的钱不是国家的财产，我也不是国家的公务人员。我说这笔钱如果你认为是非法得来的，你要拿出证据来。他说：好。就把我押在广东省国家安全局看守所。我当时看那些路标，是在花都市。
记者：在广州市?面？
许健：可能出了广州了吧！在广东省花都市。我看到路标都是花都嘛，到看守所我看到牌子是广州市花都市。就这样我到了看守所，在那?，就是每天要受审。
到了2000年的1月1或2日，内蒙安全局的石中生(音译)和侦查科科长来广东审我。当时他们盘问我的主要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我已经说了我没有必要回答你。我首先提出抗议，我说你们这样押我，我提出抗议，我记得很清楚，我说我要找律师，我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第一、我提出抗议；第二、我要请律师。他们也没有说话，没有说让你请，也没有说不让你请。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让我请律师，并且对我的抗议进行漠视的话，我就保持沉默了，我也不愿意说话，我记得很清楚，我曾经提出这个问题。前三天是坐着，有个?子，他们在对面，可以坐着。后三天就不可以坐了，他们说你沉默不行，也看你是坐得太舒服了，哈！要我站起来。每次审都是五到六个小时，也很累的，最多达到八个小时或九个小时吧，就这样站着。
记者：每次一个人审你吗？
许健：对，他们轮流[审问我]的。
被秘密地羁留在看守所的情况
许健：
押到1月9日就转到了包头市铁路看守所。我记得当时很冷，都在零下二十来度吧，当时下雪了，很冷。结果到了看守所，从此以后，天天提审。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回答问题，我就说我吃不饱，每天都是吃这么大的一个小馒头，大概一百克多一些，每天两个。早上开饭是在9时，下午4时，开饭的时候有一点菜汤。
记者：这是一个人的伙食？
许健：一个人的，所以很饥饿。我觉得对我也不公平吧。我在1月15日开始?食，不能忍受这种饥饿，饿死总比活着捱饿好。我就从1月15日开始?食，一共五天不吃不喝，躺着床上，很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到20日，他们给我多加了一个馒头，我就开始吃饭了。后来他们说，（这个馒头）是私人给的，不是政府给的，只是我们给你，跟它(政府)没有关系，这是私人的感情，不是政府让给的。这时在看守所天天提审，每一天都经过提审，天天来找我，天天问。问我跟民主党呀…为什么给王有才辩护呀…怎么情况呀…我就说得很简单，说半天也没有说出什么东西来。问到2月21或者是23日吧，我就转到了九沅区。因为一个放出去的囚犯把我的情况告诉家人。我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一遍，他就跑去跟我家说了，说了以后他也被抓了，并押回这个看守所。我给他我穿的衣服(给家人作证明)，并请他把我的情况给人家说，可能安全局就知道，家?人知道后就来找我，我就被转到九沅区看守所，就是郊区的一所看守所。那?的环境坏得更不得了，每天伙食也吃不饱，只是玉米加工…很粗…加工的窝头，就是玉米加工再蒸一蒸的那种东西，叫窝头，是给马吃的东西。我们就吃那种东西，很难下咽。菜汤椄O一样，就是白菜，拿水一煮就完了，盐都很少，差不多没有盐。我记得从(2000年)3月21日开始，不是在白天审，是夜审，每天一到半夜就提审我，叫夜审，就是每天半夜审，审到天亮。
记者：你白天可以睡觉吗？
许健：不准睡觉，白天打坐，就是腿盘着，手放在两腿之间，挺直身子，面对着墙反省。白天就打坐，不能躺下。
记者：晚上每天提审，提审什么内容？
许建：他们后来提审是要我承认我受境外的指使，以为职工提供这些法律服务为名，来颠覆这个国家。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也没有这样想过，我不能承认这个罪名，我提出了抗议，并且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甚至说，你要是跟我们合作，可以给你一些很好的待遇。我说我拒绝提供这方面的合作，我没有受到境外的指使，我为什么要提供合作呢？我为什么要说别人指使我呢？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从事法律工作，就是提供法律服务，没有受什么人指使。最后一次提审我记得好像在3月22日，他们就失去了耐性。安全局的刘局长，叫刘明东(音译)的说：“你要再这样下去，我们可能要对你不客气了，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对你不客气了。在3月23日晚上11时多，他们就让看守所的犯人殴打我。
记者：是(看守所的官员)让犯人打你？
许健：对！这是受政府指使的。我被打坏了，腰受到伤害，牙都打了一个洞，现在这个牙掉了。
记者：有多少人打你？
许健：大概有七、八个吧！不打不行，因为有一个犯人头，说谁不打就整谁。打完我以后，武警就说我跟犯人打架，说我在闹事，给我带上脚铐，脚镣、手铐，我都戴着。（记者：这个镣有多重？）大概有二十公斤吧！并且不能放布，就是不能把布放在脚镣和脚之间减少磨擦。扛着镣，他们还要我做户外运动，脚都磨烂了。戴了四天脚镣后，我又?食了，绝食到第四天，我愈想愈生气，我就?了五天。在4月4日，（他们）把我的镣卸了下来。在4月份，我提了一个要求，我要跟我家人通讯。有一天他们审到我凌晨4时多，说：“行！可以给家人写封信了！”这样我就给家人写了一封很简短的信，就是说：“妈，放心吧！”别的不能说，怎么为难我也不能说，“你老人家不要太操心吧！”这时我进来都已经四个月了，只能写了一封短信。我记得在5月份又转看守所了，转到包头市古城湾看守所。古城湾看守所死刑犯比较多，其他的看守所也有死刑犯，我们都住在一起的。
记者：政治犯有不同的待遇吗？
许健：都在一起，没有区别。那个时候我的压力经过了这么多时间都很大，精神状况也不太好，还发烧，一直都是高烧不退。但也得不到治疗，有病就只有扛了。我旁边经常有死人，是病死的。古城湾看守所人多，但屋子小，吃睡拉都在?面，每个人只有不到一个人身那么大的地方，每天只能倒班睡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那个时候，天气一天一天热起来，有时候三、四十度，房间是小窗户，不通风。门上有个小窗户就是这么大，都是铁丝网，通风也不好。我旁边有一个人心脏病发作，死了。我想就是因为人太多、拥挤、天气热，抢救失效，人就死了。人死了就死了，没有任何痕迹的，悄悄地就被拉走了。
在看守所病重的情况
许健：那个时候我病了，高烧能达到四十一、二度，连续高烧十多天，后来不吃不喝，得不到治疗，都昏迷了，昏迷什么都不知道。医生都觉得我都完了。在这种情况下，（看守所）就把送到医院。我记得好像在7月份，瘦得皮包骨，就送到二九一医院，北京军区二九一医院，在包头市的。医生姓许，看到我的情况，他就说完了，到了以后就输了氧气，手扣在床上，还戴着脚镣。看病必须要家属交钱，要是不交钱，就不给你看病，你送钱就可以看病，不送钱，人就只好等死。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兄弟们，听到我的消息就到处筹钱，住院之前必须先交五千，先交了五千后又交了三千，一共八千，我妻子提过这件事情。我躺着输液，他们（看守所）在门的这边放了张桌子拦着，从很远的地方能看着我。我家属来了，他们就说，就是这个人，这是许健。我家属他们辨认了半天，一看跟以前不一样，人都已经脱了相了，他们辨认了半天，说是这个人。（看守所的人）说：“看见了吧！拿钱来！”就是让看一眼，就要（家属）拿钱。家?被逼无奈，只好拿钱，然后我才被送到医院。后来在我还没有好，还在发烧的时候，大概（住院后）五天或者七天吧，医生说必须还要住院，而看守所的人说我必须出院，? ’]为这个事，上面的人都批评了。就这样我又回到看守所。
面对不公平的审讯
许健：我记忆中好像是七月一日就开庭了，开庭判刑也没有通知家人，我也不清楚就给拉走了。那是秘密开庭，叫不公开审理，国家机密，开庭没有旁听，只有我一个人在法庭中，好像还有一个扛摄像机的，一个国家安全局的，我想应该是，他扛着照相机。剩下还有几个法官、检察官。
记者：法庭指控你什么罪名呢？
许建：法庭的指控的罪名呢，我回忆一下，就是煽动工人上街抗议政府拖欠(工资)，主要是说我煽动工人。内蒙古第二机械制造厂的幼儿老师到厂?找领导要求工资，是我煽动的；学校老师因为被拖欠工资要罢课，是我煽动的。说我在街头上散发人权宣言，你们说的那个公民权利公约吧，说我为下岗职工写一些公开信，煽动这些人颠覆政权。我当时提过这个疑问，我说我是个蚁民啊，百姓啊，百姓能把这个政权颠覆吗？真是开玩笑！又无枪、又无炮，我怎么能够颠覆政权呢？国民党当年八百万大军都让共产党打跑了，都逃到台湾去了，我一个无枪又无炮，怎么能够颠覆政权呢？法官说，你给我老实点，说你啥就是啥就完了，别多话。就这么稀?糊涂的给判了。还好，判了四年，从1999年的(12月)30日算起，一直到2003年的12月29日，判了四年。
当自由是那么遥远
许健：在九月份吧，有一天，他们说：“许健！出来一下吧！”我就出去了。他们说：“走吧，跟我们走一趟吧，陪你去看看病”。我一听，挺好，我病还没有好，我走路都很困难，我开庭的时候都很费劲。我说：“有什么东西需要带吧？”他说：“什么都不需要！”当时家?给我送了一些牛肉干、一些月饼，马上都中秋节了，都要吃月饼嘛，给我送了月饼、水果，我想这些都能带吧，能够在这?吃到这些东西实在太珍贵了，还有近两千块钱，我悄悄地带上了。在东河区火车站上了火车，上了火车有三个人，一个是看守所的副所长姓刘，一个是马能刚(音译)，一个是国家安全局姓包的，这三个押我。火车就一直开，到了呼市，没下车。我说：“这是去哪儿？”他们说：“给你送到疗养的地方。”火车一直开，我后来一看火车是包头至海拉尔草原的列车。在车上，他们对我进行搜查，家人给我送的几盒中华烟，他们都拿走抽了；我的钱他们也拿走了，说那些钱，一个是你坐火车的火车费，一个是你在火车上吃的饭费。我记得好像一共拿走了一千多块钱。他们还拿走了我的一双皮鞋和一条皮带，我的皮带是名牌“金利来”的，很贵的，我的皮鞋也是上千块钱的皮鞋，很好的皮鞋。后来我才知道是送我到赤峰，送到劳改队?面去，在那?服刑。到了那?以后，又把我的一个半导体没收了，还有好多东西也没收了，包括一些钱，总之什么都没收了，包括一些我治病的药，都给没收了。我就开始在赤峰服刑，在赤峰监狱二大队。
记者：一个大队大概有多少人？
许健：八百到一千吧！大队下还分为中队、小队。
记者：分成这些队是做什么的﹖
许健：一中队是做砖坯，二中队是烧窑，它是分工的。砖就是我们盖房子的砖头。先拿土，做坯子，才能烧，烧完就出砖，就拉走盖房子。
记者：那你是在几中队﹖
许健：我在(二大队)四中队。三中队是洗毯，就是作地毯细加工；四中队是编织地毯。在我出狱以后，三中队也在织地毯。五中队一般都是老、弱、病、残的，严重疾病的，他们干的活比较杂，什么都干。有些肝炎严重的，有些肺积水的，实在已经不成的人，他们就用手包筷，咱们吃饭的筷，他们把筷子加上套就拿去卖钱，他们经常包筷子。还有就是缝皮球，你们叫足球。他们这个足球是给天津市立生(音译)体育用品（公司的），天津市有，好像别的城市都有（这个公司的商店），缝制足球，拿来监狱加工，缝篮球、足球都有，各种球类，缝这类东西。
记者：监狱?的情况怎么样﹖
许健：我在监狱时的身体状况也不好，血压一直高，昏迷过好几次，就是血压高，突然就站不起来了，要经过抢救才能慢慢苏醒过来。我也给押过小号，那小号是怎样的情况呢？我是1米73的身高，（小号?的床）躺不下我。这样量我相信它不够1米7，宽也是这么宽。押小号的人先被吊起来，吊起来不知你们懂不懂怎么样吊起来。
记者：怎么吊？
许健：这个铁门，(示范双手围抱铁闸) 扣着这样，脚镣上着，抱铁门，我们叫抱铁门。
记者：能坐下或者休息吗﹖
许健：可以去大小便，然后回来继续抱着。不能休息！也不能动！我站了两天。后来实在不行了就昏迷了，他们才把我放了。
记者：小号?吃什么呢？
许健：粥呀！凉的！也就100克，一小碗的小米粥，这是蹲小号的伙食标准，他的伙食标准就只给你一点儿吃的，喝不饱，吃不饱，就是维持你的生命。我给押了50天吧！为什么不放我出来呢，因为他们始终要我认罪，写检查，要我承认我有罪。后来我觉得无办法了，考虑到我的母亲，考虑到我得生活下去，我认罪。当着犯人的面，把犯人都叫到面前，要我念给他们听，就跟他们说“我犯罪了，我认罪，以后改正，不再做这种坏事，不再做危害国家的事情。”
记者：是规定要这样做？还是他们以权力要你这样做？有没有法律条文？
许健：没有！我没看过这类法律条文，出狱后我没有找到这类条文。他们在那个地方要你怎样做你就要怎样做，这是他们的权力。如果不认罪，你要得到很大很大的代价，包括被殴打、蹲小号、严管。
记者：犯人、政治犯、蒙古人、汉人都在一起吗？
许健：都在一起！没有分别！没有分开！但是不能说蒙话。有一些偏远地区的牧民，他们偷马、偷牛，进来进去的很多，那得学说汉话，因为干部都是汉人。不能说蒙话，说蒙话就拉你走。
记者：对政治犯呢﹖
许健：更严重的！他们都…言论不能随便说，不能随便说话，说话受到限制，很压抑。政治犯（与其他犯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不能说话，不能跟（其他）犯人接触。有人告诉别的犯人我是政治犯，这样谁都躲我远远的，不能跟我说话，一说话干部就惩罚你。
记者：除了不让政治犯跟其他犯人说话以外，政治犯跟其他的犯人还有不同的地方吗？
许健：（在家属）接见上有困难，书信有困难。对于政治犯的书信来往，审查得非常严格，并且时间也很长，别人的信（审查后）都能给，但是我的就很长时间才能给。要送到省市安全局审查一下，然后再经过监狱、大队、中队、小队的审查，最后才交到我手?。我妻子来过两次，三年两次。2002年来过一次，2001年来过一次，每次谈话就是三十来分钟吧！不到三十分钟、半个小时，都是“你好！”“我好！”别的不能说，很多员警在那儿看着你。
出狱后的生活
记者：你去年出狱后做了些什么﹖
许健：我出来了以后没有工作，到处找工作。因为我的一段历史(坐过牢)，没有人接受，跑了很多地方。有的地方(接受我)给的工资很低，一百多块钱(月薪)，没有办法生存。当时街道叫我去参加劳动，（每月）二百多块钱，交了工伤保险以后，才一百多块钱。派出所（员警）经常来找我谈话，跟着我，叫我老实点，不要乱走乱动。
记者：你对你之前做过的事情后悔吗﹖
许健：没有，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错。如果我是错了，我会后悔。我记得我给我妻子写过一封信，说将来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
记者：你当时有什么感受﹖
许健：我很痛苦呀！生活看不到出路，路很渺茫，什么生存下去呢﹖路已经走到尽头了。
工人的状况
记者：早些日子(2004年11月)，包头的退休工人堵了路，要求发还他们的养老金，而且我们发现他们得到的养老金比应当得到要少。你可以告诉我们现在包头那边工人的情况吗﹖
许健：工人的情况很悲惨。工厂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很普遍，你必须干，不干不行，加几天都得加，还不给你薪水，不给你《劳动法》规定的工资。几乎很多企业都在拖欠（工资），像北方重工，我给那?的工人打过追讨工资的官司，后来这公司也参与了迫害我。那?的工人委托我做代表去提这个劳动争议案。他们(北方重工)怎么做呢﹖给工人一个空白表格，要他们签名，然后第二天就告诉工人他们已经给工厂除名(解雇)了。
记者：对，我收过工人打过来的投诉电话，说工厂解雇他们，指责他们不来上班，但实情是工厂不让工人去上班。工人被逼停薪留职，但后来被说成是“旷工”。
许健：就是这样。所以工人的生活特别惨，工资很低，只有三、四百块钱，家?还有下岗的，这么少的工资养一家人。你想像到吗﹖
记者：现在北方的工业城巿，工人每天都上街示威。长远来说，你认为可能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许健：发展下去早晚会出事，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大。现在是不停的镇压，每次都抓人，有的给抓了，家?的人还不知道。现在就是没有人敢作工人代表，员警问谁是代表，工人说我不是代表，我只是路过的。没有人敢当代表，除非想坐牢。
记者：那司法制度呢﹖能保障工人吗﹖
许健：老实说，（工人）没有任何保障，《劳动法》没有任何效力，尤其是国有企业，《劳动法》一点都得不到实施，它(国有企业)想怎样做就怎样做，谁也不敢告，你到哪儿告也告不嬴。
记者：成立独立工会是长期的目标吗﹖
许健：是的，但那并不是三两年的事情。我相信有一天会成功，但不是这几年的时间。我相信历史的发展，有一天这会成功的。
记者：那你觉得像“中国劳工通讯”这样的团体可以做些什么﹖
许健：我觉得现在这个团体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它给了工人一个机会去说出他们的问题、困境。你要知道在国内，没有人关心他们，他们感到很压抑。让他们说出他们的难处，广播他们的故事，至少在心理上会让他们好过一点。
记者：除了广播、报导他们的处境，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直接帮助他们的﹖
许健：很多工人不知道他们的权利，不懂得法律；而且就是他们懂得了，法律还是得不到实行。但我还是相信，在长远来说，法治和法律是有用的，而你们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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