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2日讯】最近我发表了有关上访的文章，在海外定居的朋友看到后，给我打电话，问道：为什么要提“上访”？他说，在国外，市民和政府官员是平等的，并不是“上”和“下”的关系，在国会和政府驻地，经常有示威，三五个人也举着牌子去抗议，表达要求。
这位朋友到国外定居多年，对现在国内的政治状况、体制已经很陌生了。
*中国的民意表达途径**
现在的中国民间，苦楚沉淀太久，民怨积累太深，缺少表达途径和代言人。
在自由社会，民意可以通过选举议员，到议会去表达，这是间接表达。民意的直接表达形式是：请愿、游行、示威。但是现在的中国，这两种渠道都被堵死了，官方指定的“人民代表”，并不代表民意，民间的游行、示威，被封杀在申请中；而且常被扣上“非法游行”的帽子，组织者还会锒铛入狱。在这种状态下，民意寻找渲泄， “上访”是一条可行之路，于是到各级政府，上访的人络绎不绝，到北京上访的人成千上万。据两院院士周干峙说：但只为了农民耕地被占用，到建设部上访者，在03年就有3929批， 04年8月前就有四千多批。（瞭望2004年第51期）
修订的《信访条例》今年5月1日实施。开始官方大力宣传，各省态度有些改善，到北京上访人员一度减少，但实质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到了六月底，到北京上访的人又开始增加。看来如果不在根本上有所改变，不开放示威游行自由 ，则上访仍是挡不住的潮流。
*“上访”有中国特色**
现在中国，当很多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在议论已经达到沸腾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到用什么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呢？除了联署签名信之外，有些人会想到“上访”。如果谁说要去游行示威，大家会离他远远的，因为那意味着“闹事”、“敌对势力策划”、“动乱”、“暴动”。谁愿意为了一些切身利益而去冒那么大的风险？比如，要被领导刁难，被传唤，甚至被抓。
“上访”就是国务院的《信访条例》中所说的“走访”。根据该条例，上访者，可以到政府机关去申述，批评和揭发，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合法利益。《 条例》中没有说“上访”也要经过公安机关批准。于是部分受害者就选择了这条相对比较安全的路子，这就是上访的由来。
*低姿态的上访**
“上访”这个名词是民间的创造， “上访”一词包含了受害者的低姿态，只是申述、诉苦、诉冤。 “上访”采用的中国早已有之的“哀兵战术”，有利于各方面的同情。其中包含承认中共是中国在“上”的领导者，包括把各级行政机关认为是自己的“上级”，“上访”也包含着你是“上”，我是“下”的谦卑姿态，即我承认您的领导，服从您领导，只是有些人做了错事，我们希望改正，只是有些政策错了希望改一下。“上访”还包含了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内容，我们只是想到有关的机关去访问，去对话，去讨个说法，去见某个高级领导一面，哪怕听他讲两句也可以，不耽误他太多时间，丝毫没有敌意，如果领导没有空，我们可以等一等。如果对这样的上访，当局也要打压，那当然会引起更大的民愤。
*上访的串联、交流、议论**
我自己有过多次上访的经历。1982年我为要求平反，到山东省高级法院、济南中法上访（我曾因 “反革命罪”冤狱七年）。结果在1982年底，得到平反，返回山东大学。
第二次上访是在九十年代末，为山东省关闭“产权交易所”，组织二十余人到山东人大多次上访。后来股票持有者利益得到一些照顾，股票也有了交换的去处，部分股票还能到上海、深圳上市、增值。
第三次上访是04年为山大分房事，组织约40人到省委上访，结果教工权益受到一定的尊重。
这三次上访都取得了一些积极的结果。
根据我个人所见，“群体上访”先要串联，还要交流、汇集。现在各级政府，为了避免上访者在大街上聚集，都在远离大街之处设立接待处，因为上访人多，等候的地方都比较宽敞，山东省委的接待室，能容纳上百人。在这些地方人们可以交流见闻、经验和宣讲有关文件，也可以聚谈发表议论，山大教授去省委上访，等了一个上午，有的教授借机和来访农民交谈，结果了解到不少农村的情况，这也是一大收获。李昌玉老师还写了一篇“教授上访记”，网上发表。
*群体上访也是请愿、示威**
上访特别是群体上访，实际上是一种请愿或示威活动，公民用这种活动表达诉求。现在的群体上访可以十几人，几十人，甚至上千，上万的人，有的声势很大，有的排成很长的队，穿过一条条的马路，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示威”，是向政府施加压力。
这种群体上访，自然会引来很多观望者，询问者。而且上访的人也乐与介绍他们上访的根由，从而起到的宣示作用，作为一种民意的直接表达形式，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示威和游行。
今天在我国， “集会游行示威法”对游行示威做出了极其严格的限制，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对利用职权故意阻碍游行示威者，没有做出明确的处罚规定，使得公众履行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时，缺少有效的保障。
从1949开始，到至今的五十多年，民间自发的请愿、示威、游行极其罕见。
*民国时期的请愿**
相反，在1949年之前的民国时期，民众自发的的请愿、示威活动却是层出不穷。有些大型全国性的请愿活动，动辄几万人，甚至代表几十万人。为了听取民众的呼声，民国政府的很多高官，包括蒋介石在内，都出面接见请愿的民众代表。
这次去山东省委上访，在路上与一位78岁的老教授同行，他给我介绍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前闻名全国的“盐帮”请愿活动，代表民众数十几万人，在那之前，中国的盐业几乎都是水运，运盐业是一大行业，并且分化出十几个盐帮，他们分管各地的食盐运输，每个盐帮不但有庞大的船队，还有人数众多的工人。后来民国政府，根据中国的铁路运输已经兴起，拟改食盐水运为铁路运输；这样的改革可以降低成本，加快运输速度，改革是件好事，但其结果，却使几十万原来运盐的职工，面临失业。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全国的“盐帮”举行了请愿活动，声势浩大，震动国内外。民国政府，对这种大型的请愿活动，采取了柔性的处理。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出面与“盐帮”代表进行谈判。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答成妥协，全国食盐的运输由水运和铁路运输各占一部分，从而平息了风波。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壮大，为了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在国统区，采取多种方法渗透到学校，工厂以及文化事业之中。中共利用请愿活动，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为名，推动各种名堂声势不小的请愿活动，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民国政府，也不是简单地压制；当然更没有开枪。而是采取了疏导的方式。
这和1949年后，中共镇压公民的自发请愿示威相比，有极大的差别，六四镇压就是最好地说明。
*司法程序难以代替上访**
有人说，上访旷日持久，耗人钱财，成本太高，不如强化司法，引导人们循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其实有些问题是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如政府不当的征用农民耕地，侵害农民权益，这类问题，涉及国家 的政策、法令。涉及各级政府责任，这些问题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更何况当前中国的司法还没有独立，中国的各级司法机关，不但效率很低，而且都在党的政法委统一领导之下，民告官，胜者寥寥。
中国现在，被压抑的民意，正需要寻找直接表达的形式，公民请愿、集会、游行、示威宪法权利迫切需要兑现，在这样的时刻“群体上访”是不该转入司法程序的。
*两种上访无用论**
对待民众的上访，有两种无用论，一种无用论来自基层。当你提出用上访维护自己权益时，有人说“没有用”，理由是：大事由上面的官员们决定，他们有一定之规，胳膊拧不过大腿，去上访他们根本不听。按这些人的观点，公民权益受到伤害，只能听天由命。
另一种无用论的观点，是来自国内的激进者，和海外某些人，他们说，中国根本问题是体制，是制度，这些问题不改，上访有什么用？
我想这两种无用论，都不利于中国的改进。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除了理论探讨，主义争论之外，还要有众多普通小民的参与，在当前，申请示威游行根本不可能的情况下，“联名信”“群体上访”就是很有价值的活动。
你看香港的“二十三条立法”，要把“颠覆罪”列入立法之中，多少人写文章，发表演说，都不能打动香港和北京当局，但是2003年7月1日，香港五十万人上街反对；结果“二十三条立法”嘎然而止。这就是众多小民参与，积小成多，集腋成裘，最后成了大事。
现在的“上访”，虽然不那么高雅，不那么彻底，但却是我国当前民意直接表达的一种最广泛的行动，这种行动也许多少年后看起来是那么幼稚，但这在当前，是一种起步，一种过渡，一种锻练，就像小孩子，学会走路之前，在地上爬行一样，应该多给一些鼓励，而不要过多的指责。
*万源事件和群体上访**
不久前发生的四川万源的群体上访事件，震动国内外。在这次事件中，最多时聚集了约五万农民，到政府去群体上访。这次活动，主要是针对当地修建水电站，征用土地，安置不当而提出抗议。这一事件后来惊动了四川省政府，省长亲自到万源处理问题。结果被群众包围，一度不得脱身。最后惊动了北京当局，终于宣布暂停水电站修建，使得群众上访得到了积极的结果。这次事件的发展也证明了，当群体的权益受到侵害时，群体的上访，请愿示威，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
近年来各地因为不当征用农民土地，侵害当地农民权益，已成为农民上访的重要主题。怎样保护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权益，万源事件的发展也可以看到群体上访是一个重要途径。请问，通过司法途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通过逐级反映情况，通过写签名信，能解决问题吗？看来是在这些方式都不解决问题之后，人们终于用群体上访，用请愿和示威的方式制止了万源侵害农民权益的不当征地活动。万源事件也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但这些暴力事件不能完全怪罪于上访农民，如果他们上访的理由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对引发暴力事件的有关当局，也该追究诱发暴力的责任。
*上访何日走出历史？**
群体上访是在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民意表达形式。“群体上访”所表达的主要内容是针对政府的某些行为、政策的反对意见，是为了维护捍卫群体的权益。群体上访原本该是民众的请愿，示威活动，只是因为当前中国还缺少这些请愿和示威的自由，所以就出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群体上访”现象。因为中国当前损害群众权益的现象决策还很多，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群体上访”的现象不会减少，人们仍然会用这种相对比较安全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向。
“群体上访”表面上看是在追求一部分人的权益，特别是合理经济权益，但是从长远来看，从深层意义来看“群体上访”，是在呼唤着一个自由的民主的社会，是在呼唤着民众请愿的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将来这些自由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实现，我想“上访”一词也就自然地消失在自由民主的海洋之中。
对一些坚持极权体制的人，一些维护既得利益的人，他们把示威、游行，看作洪水猛兽，极力打压上访，而有意推动中国自由化的人们，却应该对上访，特别是对“群体上访”，抱支持的态度。
通过上访，民众能够更近的观察政府，接触官员，从而提高上访者对现政权的认识。一部分人会由只关心经济利益，逐步转向追求自身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继而要求政治改革。
2005年7月10日于山东大学(http://www.dajiyuan.com)
